为什么讲最首要的是对于实践的考察?首先,我们收集、整理感性材料,终归不能将他人的思维像看书一样全盘披露出来,既然人的知识得自感性的知觉,则在一个人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仅能做到「直接」把握其实践的部分,其次,一个人的言论未必真实地契合于其思想,即使是左派人士,也可能在卧底等任务的需求下,讲出右派的话来(当然,这和机会主义的投机行为决不一致,倘若一己之言于革命事业已无妨碍,真正的左派就不屑于掩盖自己的理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精神,是应当铭记的,允许讲“不可抗力”的影响吗?是允许的,只是这种力量,唯独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再不应被用于投降者发出任何辩护了),总而言之,“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以想和做的统一性最为密切,但也不能将“说什么”片面地排斥出去,特别是当其以思想宣传、政策指示等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本质上就是革命的“想什么”到“做什么”的转变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如果脱离实践,从纯粹思想的形式上诗意地展开批判,自以为能够洞彻人心,是站不住脚的,批判之所以有力,皆在于其作为实践之批判,并为批判之实践预备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