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左即右
我们应当指出，这一观点在根本的路线问题上是正确的，两条路线的分歧与斗争，不仅贯彻于政治、经济等领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领袖《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就连看似最为超越与微妙的哲学，也照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同时，中派是存在的，但无论就何范畴而言，他们存在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作为一个独立的派别，而是在历史的必然趋势下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参阅领袖《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现在存在一种臭名昭著的折衷主义的思潮，恰在于推崇这种“中庸之道”，主张“非左非右”，把它当作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来钦仰，仿佛将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和为一种无谓的“团结”就能推动他们口中的“发展”，我们应当指明，这种思想不是在推动发展，而是在阻碍发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客观的，因而，这种思想的实践意义，无非在于钝化左派群众的斗志，拱卫右派的机会主义，谁若是相信这种良善的说教，忽视了它的本质，谁就不配用辩证法为自己提供某种合法性

2.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用辩证法中矛盾的复杂性的观点来反对同样是辩证法中的路线的对立与斗争，这无非是高举红旗反红旗的行径，请让我们回归到列宁的意见：“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而这位的言论，恰巧就持有列宁所批判的这种主观主义论调，应当指出，在无限复杂的现实的现象的后面，隐藏着绝对的真理（参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论述绝对真理的部分），在各类“异彩纷呈”的言论之下，也只不过是体现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内容而已，用复杂性、多样性来否定路线问题，用相对来否认绝对，这恰好是从辩证通往诡辩的桥梁

同时，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问题也值得讨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领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左和右的问题，一部分是在阶级斗争的对抗中解决的，一部分是在人民内部的辩论批判中解决的，但无论如何，左和右的对立是必然的，这位良善的、希望实现左右“辩证统一”的愿望，无非是在这一矛盾还处于这位深恶痛绝的“汴京”阶段时，用十倍的气力加以遏制，而不是通过批判错误思想来进行矛盾的真正解决，它的结果，或是蒙蔽了群众的双眼，让他们齐声高呼：“考茨基，我们敬爱你呀！”进而用这一服务于剥削阶级的无耻行径来让群众继续处在血和泪的苦难之中，或是（也是前一种可能性的必然结果，但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历史的规律，而非这位良善的意见）让所有非对抗性的“汴京”真正上升到对抗性的阶级斗争的高度，让希望调和左右的中派迅速分化为左派和右派，进而毁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将一切右派的反动理论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总之，前者是这位意见的本质，后者是我们借以批判这位的根本依据——历史和现实胜过一切雄辩

接续上一段话，主张左右调和的思想，本质上不是他们所欲求的“中庸”，而是服务于剥削阶级的空谈，首先明白一件基本的事实——左派和右派根本不是站在平等的历史地位上来对话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工厂中的一家人，二者绝对谈不上坐而论道，而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地位，对二者立场的调和，实质上是要求安于现状，要求工人安于自己的岗位——为什么要暴动呢？你们已经有工资了！要求资产者坐在办公室里安享清闲——为什么要亲自出面去演说呢？我们已经让他们服帖了！或许这时候一些折衷主义者要出来反驳：“你说错了！我们希望保存现有的社会制度，但更要消除这种制度的一切弊病，让其成为真正公正的、普遍的秩序！”那好，我们来质问这些心善的先生：“你们怎么做？”他们就会支支吾吾起来，先是高唱改良，再是阔论平等，把蒲鲁东、考茨基的高调重弹一千万遍，最后又把矛头指向我们：“总而言之，不要暴力！”当然，当然，如果能够和平地取得最终的平等，左派就是最希望连一滴血都不会从群众的身躯之上流出的，但是，现实是无情的，它向我们宣认：抛弃和平的幻想，准备最后的斗争！试问这些先生，难道历史书刊上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告诉你们一切改良的成果是何其令人发笑吗？难道历史没有教导你们：除却革命之外，普遍和平地从资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无阶级社会只是空想吗？（马列原著中有对这种和平过渡的设想，但是在原著中作者已经强调了它的极度的个别性和历史的特殊性，毫无疑问，忽略了个别和一般在逻辑上的分野，用个别性代替一般性是折衷主义的行径）这些先生画好了终点线，却又不愿意我们迈开腿跑，只是让我们像裹脚的老太一般向前挪动（其中右的程度更深的分子，连这样的行动也不容许发生！），眼巴巴地望着终点线，又蛊惑我们说：“会有的，会有的，但你们不要去取！”

总而言之，在左、右的矛盾尚且归属于非对抗性的“汴京”范畴时，这位就已然将其视作亵渎辩证唯物主义的恶行，那么当这一矛盾发展到它对抗性的阶段时（当然，在历史中对抗性、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并存的，并且有一部分辩论，本身就是对抗性的敌我斗争的一部分，这里的“发展至这一阶段”，是指左派、右派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使阶级矛盾真正地由隐到显被揭露出来，并不断趋于尖锐化，但就目前的网络而言，许多右派是自在而非自为的，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理论究竟会导向何种历史结果，因而与他们的辩论也应当视作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并尽力使这类盲目的右派转到左派上来，领袖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为我们做了模范的、历史的分析），我们还能指望这位做出符合马列主义的斗争吗？连非对抗性的辩论都不愿意接受，还能指望这位接受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吗？

3.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位的话术到这里就开始逐渐成形了——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原理，东拉西扯，来为自己拙劣的折衷主义辩护，我们需要质问这位：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在这里是指什么呢？唯一的可能性，也就是这位认为：左、右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这就是对辩证法最大的玩笑话，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不取决于任何人的言论，而是在于现实，前面已经提过，左、右问题说得细致一些，就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路线以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至于小资产阶级，马恩早就做出过分析，他们并非大工业的产物，相反，大工业却不断摧毁着他们生存的基础，因而他们的最终选择就是投入无产阶级或是资产阶级），在人类当下的阶级社会中，抛开阶级问题谈主要矛盾，无非就是打起马列主义的旗号，却攻击马列主义的真正原则，阶级尚未消灭，斗争仍在继续，左、右两条路线的对立依然是深刻的，就其本质而言依然注定是对抗性的（此处指的是根本立场的问题，左派之间依然有左、右路线斗争的反映，但这毕竟是在左派的根基上，右派之中也有这种反映，但归根结底也是在右派的前提下），放弃斗争，空谈主要矛盾，就是对主要矛盾的最大蔑视，调和左、右，取其折衷，就是对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大声嘲笑

题外话：
为什么我这篇贴子中“念经”数量如此之多？原因有二，第一是马列著作的科学性，足以批判这位的谬论，第二是马列主义的权威性（老实说，这个词不是很合适，请各位姑且作此理解吧），既然这位是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号来批判左派，那么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马列著作的论述也足以揭开这位的画皮

4.脱离一定历史时期的念经
当这句话放在这位的语境之中，它无非是再次将辩证法的相对主义的成分夸大为辩证法的全体，攻击阶级斗争，反对以革命达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位并没有露骨地表明这一反动的论点，却在自己的调和式的说法中埋下萌芽，详细的论述请见我19楼的评论），反对教条不等于反对马列主义最根本的原则，而这位却将左、右的斗争一概否认为“念经”，我们不否认，由于个人水平的限制，每一个人都有犯“念经”的教条式的错误的可能性（我也犯过，这类行为也应当批判），但这并不是这位借以从根本立场上反对左派的理由，一点“经”也不念是不行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领袖的一份指示）即使在针对历史具体问题作出分析的时候，也应当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原理是从哪里来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领袖《整顿党的作风》）那么同理，没有生而知之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现实中得出真理，就绝大多数的马列主义者来讲，他们的马列主义观点，最开始的来源，大部分还是从“经”里念来的，从前人的实践里转来的“二手”理论，而不是自己直接从实践中直接归纳、抽象出来的（当然，在实践中的落实，却是必需的事情，而且还有一些朴素的观点，本身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就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念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经”，更何况还有一类左、右辩论，主要地是在理论问题上作出斗争，例如哲学层面上的论战（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上两类理论层面的思考/辩论，虽然在侧重点上有所差别，本质上都是和现实相联系的，这位的错误，也就是将理论和现实割裂开来，从而背弃了辩证法的原则，成为了一个到顶的经验主义者

突然感觉这位跟图里这种比起来，至少还能给左派以人的地位

5.左和右的道路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这位对历史的曲解达到了一种可悲的程度，以至于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地分成了两个孤立的范畴，从纯粹的人的政治观念入手考察现实，遗忘了马列主义史观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政治秩序无非反映着一定的经济要求；上层建筑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如果说在上层建筑中存在着左、右两条道路的殊死斗争，那么难道它们是基于同一阶级而诞生的吗？“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左派反映着无产阶级的要求，右派高呼着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不认为这是什么需要掩盖的事实，我头一条评论中谈到，左、右两条路线贯穿着阶级社会中的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现在我还有把这个观点再反复一遍：左、右在政治上的真正的理论辩论，服务于现实中政权的掌握状况，本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让我们回顾《共产党宣言》中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6.对经济基础能起到反作用
这是混淆视听的说法，将“经济基础”“反作用”中的一切可能性都均匀地分给了左派、右派，其结果就是使思想和现实割裂，精神与物质分离，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脱节，左派和右派完全失去了其历史的意义与阶级属性，变成了纯粹意识形态性质的范畴归属，像这样以片面化的理念代替无限丰富的现实，就不可能看到经济领域内真正的运动、发展，从社会历史的视角看来，在阶级的复杂对立与斗争中，总有一个新的阶级取得胜利，并使新的社会形态诞生，以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为例，二者的政治上层建筑同样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那为何最终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生产力不断的发展，其在社会中实现的形式——生产关系不断变化，到达由量变到质变的门槛时，就要迈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因而新的阶级上场，推翻旧的阶级，地主阶级的封建式的经济基础的腐朽，伴随着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制的兴起，这里我们需要注意，阶级的产生是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发生的，是处于一定经济政治的地位中而延续的，不存在纯粹孤立的阶级，某一阶级的存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代表，那么，阶级的斗争与消亡，归根结底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乃至于革命，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大工业的生产力日益前进的情况下，业已失去其最初的生命力，而转化为了阻碍生产力前进的枷锁，无产阶级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则将是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坦途，综上，归根结底是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基础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第二：反作用通过经济基础落实到生产力时，是推动还是阻碍？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我引用恩格斯评述黑格尔的哲学的一段话：“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然，根据恩格斯乃至于马列主义的根本立场，真正的（而不是臆造的，由右派强行扭曲的）在“头脑中是合理”的理性存在，本质上是现实的规律性的反映，“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