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哀牢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的记载
多种文献记载了“哀牢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
刘昫《旧唐书•南蛮》记载：“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后，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9]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蛮上》记载：“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 [10]
王溥《唐会要•南诏蛮》记载：“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其先有六诏，各有君长。蒙舍龙世长蒙舍州。高宗时，细奴逻来朝。” [11]
樊绰《云南志•卷三》记载：“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贞元中，（蒙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 [11]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记载：“（开元二十六年）戌午，册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归义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东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 [12]
然而，有一些学者认为，南诏与哀牢不同源，哀牢不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在这些学者中以已故石钟健教授的论点具有代表性，他在《百越史研究》一书中说： “八世纪末年，南诏蒙氏给唐朝‘献书’，‘自称先世出自哀牢沙壶’，这个说法既然出自南诏的‘自称’，是应当予以重视的。但是南诏‘自称’之说得不到客观的证明，另有不少情况，说明‘自称’并无根据，而是出自于政治上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南诏为了巩固她的政权，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妄把她的世系攀附于曾在南中建立政权若干年代并拥有盛大权威的哀牢九隆族，借以证明它的统治权威乃是源泉有自的。因此关于南诏是否哀牢之后的问题，似不能单凭她的‘自称’而定，必须取得其他方面的证据。”[13]
石钟健教授在《百越史研究》一书中还说：“……哀牢乃是越族在西南的一支，古代南中的‘夷越’，应当包括哀牢在内。”“越是移民，僄是侨民。从闽越迁来的‘闽越’或‘闽濮’，当然是越人，自可称为‘闽越’。”“永昌郡的哀牢人，在历史上曾有不同的名称：在汉晋间，称为濮人、僚人或越人。唐代称为黑齿、金齿、银齿、绣脚、绣面、穿鼻或扑子。宋元以来，称为金齿和白夷。明、清时称为蒲蛮和白夷。现代称为傣族。”[13]
针对石钟健教授 “……关于南诏是否哀牢之后的问题，……必须取得其他方面的证据”的说法，作者在图腾、图腾文化的指导下，对哀牢“九隆神话”进行研究，确认哀牢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图腾是“沙壶鸟”和“沉木”。图腾具有向后裔传承的性能。考察唐代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有关记录，作者查到“沙壶鸟”图腾在南诏国王室蒙氏生活中的三个遗迹，这只“沙壶鸟”图腾就是将哀牢与南诏国王室蒙氏联系起来的证据。

三、“哀牢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的证据
（一）哀牢“九隆神话”
哀牢是云南的土著民族，以哀牢族为主体，联合濮、越民族，于战国早期，建立了以哀牢九隆家族为国王的哀牢国。哀牢国内的哀牢族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创作了一则原始“感生神话”，这一则原始“感生神话”在哀牢族中流传了几千年。到了西汉初年，哀牢国的国王为了美化自己，树立权威，加强统治，巩固政权，将“龙生九隆”的政治“感生神话”加入原始“感生神话”中，成为原始“感生神话”和政治“感生神话”合二为一的一则神话，在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由成都人杨终将这一则神话记录下来，人们将这一则神话取名为哀牢“九隆神话”。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云南土著哀牢“九隆神话”，全文如下：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14]
上述引文就是著名的、广为流传的哀牢“九隆神话”。在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中也记载了哀牢“九隆神话”。[15]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的“九隆神话”与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的“九隆神话”的内容基本上相同，但常璩的“九隆神话”将“沙壹”作“沙壶”，将“九隆”作“元隆”。
唐、宋的史籍中也有“沙壶”的记载。（唐）樊绰《云南志•卷三》记载：“（蒙逻盛）开元初卒。其子盛逻皮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5]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二》记载：“哀牢夷，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牢山，捕鱼水中。”[16]
由上可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沙壹”应作“沙壶”。“九隆神话”中的“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应为“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于牢山”。
至于，“元隆”，唐、宋的史籍中均作“九隆”。（唐）骆宾王《姚州道破逆贼柳诺没浪杨虔柳等露布》和《又破没蒙俭露布》中说：“乱我无常，变九隆而背诞，负其地险，携七部以稽诛”、“竹浮三节，肇兴外域之源，木化九隆，颇为中国之患。” [17]
（宋）张守《毗陵集》中记载：“伏念臣族本九隆，地连六诏。”[18]
（明）刘文征《滇志》记载：“其母夷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19]
由上可知，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的“元隆”应为“九隆”。

（二）哀牢的图腾是沙壶鸟和沉木
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来源仅依靠采集、狩猎，生产力十分低下，智力也十分低下，他们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无法理解，如他们还不知道成年男子在生育后代中的作用，于是，生育这一生理现象便充满了神秘色彩。有关人类生育之事，人们就用氏族的始祖母与动物、植物或与非生物接触、目睹、吞食而有孕生下后代作解释，这种解释就是原始“感生神话”。氏族就用某一“感生物”作为亲属，作为本氏族的名称、标志或徽号，某一“感生物”便是氏族的图腾。由于不同的母系氏族有不同的“感生物”，因而不同的母系氏族也就信奉、崇拜不同的图腾，不同的图腾将不同的母系氏族区别开来。原始“感生神话”也称为图腾“感生神话”，简称“图腾神话。”
“九隆神话”中记载：（沙壶）“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这一段话就是“九隆神话”之所以是“神话”的重要文字。这段话说的是哀牢的“沙壶”氏族和“沉木”氏族之间的族外群婚制。沙壶氏族的成年男子只能以沉木氏族的成员女子为妻，沉木氏族的成年男子只能以沙壶氏族的成员女子为妻，即一个成年男子可以有一群成年妻子，一个成年女子也有一群丈夫，也就是一群男子共妻，一群女子共夫，严禁同一氏族男女婚配，若有违反规定者，氏族给予严厉的惩罚。在实行族外群婚制时，妇女所生子女都归妇女所在氏族所有，世系只能按母系来计算，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九隆神话”中有“其母鸟语”的记载，对沙壶氏族来说，“其母”就是“沙壶”，“其母鸟语”就是“沙壶鸟语”，说明“沙壶”是一只鸟，这只鸟的鸟名叫沙壶。沙壶氏族以沙壶鸟作为该氏族的图腾。沙壶鸟的学名叫黑喉噪鹛，[20]它的图像如图1所示。
图1 沙壶鸟（黑喉噪鹛）的图像
来源：中国野外鸟类手册
同理，沉木是哀牢另一母系氏族的图腾。沙壶鸟为动物图腾，而沉木为植物图腾。

（三）龙不是哀牢的图腾
“九隆神话”中说：“后沉木化为龙”。显然，从哀牢的原始“感生神话”产生以后，直到“沉木化为龙”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九隆神话”中没有龙，只有在“沉木化为龙”之后，“九隆神话”中才有龙。沉木是植物，龙是动物，二者物种不同，植物沉木是不可能化为龙的，但人可以将“沉木化为龙”，只要将“九隆”、“龙”、“一夫一妻”、“象龙文”、“衣皆着尾”等文字加入到哀牢原始“感生神话”中，就可以使“沉木化为龙”。
是谁？在何时？最早对哀牢原始“感生神话”进行修改呢？
随着哀牢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到了战国早期，他们在云南建立了哀牢国。在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记录了哀牢国的“王位世袭制”：“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之。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贤）栗代。”[14]
在阶级社会时期，将龙引入哀牢原始“感生神话”中对哀牢国国王有利，故可以判断：使“沉木化为龙”的人是哀牢国的某一国王。哀牢国有记知的国王有9位，其中哪一位国王将“龙”加入哀牢原始“感生神话”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作“龙”的专制帝王是秦始皇。汉高宗刘邦是“感龙而生”，是真龙天子，他的后代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都是“感龙而生”。汉朝的几代开国皇帝利用“龙”来树立权威，为巩固政权服务。哀牢国位于“蜀身毒道”上，内地的这些帝王“龙”的文化传递到哀牢国时，哀牢国的有关国王仿效汉文化，也要利用“龙”来树立权威，为巩固政权服务，于是，便将“龙”引入到“九隆神话”中。由于汉武帝刘彻在元封六年（前105年）对哀牢国发动了第一次战争，因此，在汉景帝刘景到汉武帝刘彻登基初年的这一段时间里，哀牢国的国王将“龙”引入哀牢原始“感生神话”中，此国王可能是禁高或是禁高的父亲。
在哀牢原始“感生神话”中，新加了“龙生九隆”的政治“感生神话”。于是，到了东汉，成都人杨终记录的哀牢“九隆神话”，是由哀牢原始“感生神话”和政治“感生神话”构成的。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起，到西汉初年，哀牢民族中流传的是无龙的“九隆神话”，为时几千年。在西汉初年以后，哀牢民族中流传的是有龙的“九隆神话”。
由于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哀牢原始“感生神话”中没有龙，所以，龙不是哀牢的图腾。哀牢另有非龙的图腾。
图腾是文化，图腾具有向后世传承的特性。哀牢的沙壶鸟图腾也要向后世传承，即在后世的生活中能找到沙壶鸟图腾的遗迹。

由图2可知，蒙逻盛未取得云南国国王之前的住家是一个坐西朝东的院子，院子中间是一个天井；西房是主房，院旁种有三棵树，树上有鸟栖息。
《南诏图传》的《文字卷》记载：“……有犬白首黑身（号名龙犬），生于奇王之家也，瑞花两树生于舍隅，四时常发（俗云橙花），其二鸟每栖息此树焉，又圣人梵僧未至前三日，有一黄鸟来至奇王之家（即鹰子也）。”
引文中：“奇王”为蒙逻盛的父亲蒙细奴逻；“瑞花两树”为茶花，即“俗云橙花”。院旁三棵树上栖息着三只鸟，其中一棵茶花树上和中间一棵树上栖息的鸟叫“主鸟”，另一棵茶花树上栖息的是黄鸟，黄鸟刚飞来不久，黄鸟与其它“二鸟”（主鸟）并不是同一种鸟，二鸟（主鸟）长年栖息在蒙家的树上。
第二幅画如图3所示。这是云南国国王张乐进（尽）求率众首领“共祭天于铁柱侧”图。

图3 “共祭天于铁柱侧”图
来源：《南诏图传》
图3显示，在云南国的某地，一根顶天立地的铁柱竖立在三层台阶上，在铁柱顶部停留着一只鸟，正处于展翅欲飞状态，在铁柱的南侧的平地上铺着一张方形席，席上陈列着碗装的祭祀食品、酒杯、酒瓶等，在铁柱西边有9个人，他们半跪在地上，行跪拜礼。9个人分为三排，第1排1人，第2排4人，第3排4人，第2排第3人的臂上有一只鸟，好象是刚刚飞来，还没有收翅。在铁柱旁有一题记：“按张氏国史云：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西洱河右将军杨农栋、左将军张矣牟栋，巍峰刺史蒙逻盛、勋公大部落主段宇栋、赵览宇、施栋望、李史顶、杨青细莫等九人共祭天柱时。”
将铁柱旁的题记和画面对照后可知：跪在第1排的第1人是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只有他一人跪地时有垫，可知他的身份高于其他8人。在张乐进求之后，跪在第2排的第1人是西洱河右将军杨农栋，跪在第2排第2人是左将军张矣牟栋，跪在第2排第3人是巍峰刺史蒙逻盛，其余类推。在9人身后，又有一题记：“都知云南国诏西二河侯、前拜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
《南诏图传》的《文字卷》记载：“铁柱记云，初，三赕白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并兴宗王等九人，共祭天于铁柱侧，主鸟从铁柱上飞憩兴宗王之臂上焉。张乐进求自此以后益加惊讶，兴宗王乃忆，此吾家之主鸟也，始自忻悦，此鸟憩兴宗王家经于一十一月后乃化矣。”[21]
蒙逻盛将他们家中茶花树上和另一棵树上栖息的两只鸟称为“主鸟”，在云南国王张乐进求率众首领“在铁柱侧祭天”时，一只“主鸟”飞到了铁柱顶上，当众首领行跪拜礼、左腿刚跪下而右腿尚未跪下时，“主鸟”突然从铁柱顶上飞到了蒙逻盛的右臂上。云南国王张乐进求见此情景，他“自此以后益加惊讶”，而兴宗王蒙逻盛则“始自忻悦”。张乐进求和蒙逻盛二人对“在铁柱侧祭天”时发生的事的表情完全相反。
人们捉到一只鸟后，稍不注意，鸟便乘机飞走了。鸟在前方觅食，人们还未走到鸟旁，鸟便腾空飞走了。鸟不可能主动地飞到人们的头上、臂上，更不可能听从人们的指挥。然而，鸟经过训练后，鸟可以听从训练者的指挥。所以，作者判断：在云南国王张乐进求率众首领“在铁柱侧祭天”时，“主鸟”从铁柱顶上飞到蒙逻盛的臂上，而不是飞到张乐进求和其他首领的臂上一事，说明这只“主鸟”经过了蒙逻盛的长期训练。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只“主鸟”经过蒙逻盛的训练呢？《南诏图传》的《文字卷》记载：“瑞花两树，生于舍隅，四时常发（俗云橙花），其二鸟每栖息此树焉”。引文中的“其二鸟每栖息此树焉”9个字就是证据。因为大部分鸟类实行“一夫一妻”制。对鸟类进行训练时，不是训练一只，而是同时训练一公一母，利用鸟类异性相吸原理进行放飞和回笼。蒙逻盛家的树上有两只相同的鸟，说明蒙逻盛确实已掌握了训练鸟的技术。
一只鸟的行为（众首领祭天时，“主鸟”从铁柱顶上飞到蒙逻盛的臂上）引起了人们的“益加惊讶”和“始自忻悦”。说明这只鸟不是一般的鸟，而是有“威力”的鸟。在古代，只有“图腾鸟”才有这样的“威力”，故可以判断：众首领“共祭天于铁柱侧”时，从铁柱顶上飞到蒙逻盛臂上的“主鸟”是云南国王张乐进求和蒙氏家族共同信奉的“图腾崇拜物”、保护神。
有两位学者也认为，《南诏图传》中铁柱顶上的那只鸟是图腾。大理大学杨瑞华教授在他的《南诏王室的自称和他称》的论文中说：“《南诏国史画卷·文字卷》载：《铁柱记》曰，初，三赕白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并兴宗王等九人，共祭天于铁柱侧，主鸟从铁柱上飞憩兴宗王之臂上焉。张乐进求自此以后益加惊讶，兴宗王乃忆，此吾家之主鸟也，始自忻悦”。《画卷》及其文字卷为王室大臣王奉宗、张顺等作，当反映南诏王舜化贞观点：兴宗王与白王张乐进求同系一‘家’，有共同图腾‘主鸟’。” [22]
云南著名考古学家李昆声教授在他的《权杖·驯象长钩·图腾柱——云南考古三题》的论文中说：“据《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铁柱记》云，初，三赕白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并兴宗王等九人，共祭天于铁柱侧，主鸟从铁柱上飞憩兴宗王之臂上焉。张乐进求自此以后益加惊讶，兴宗王乃忆，此吾家之主鸟也，始自忻悦”。观《南诏图传》之画卷，9位首领虔诚地跪拜于地，大托盘上放着碗、盘、酒壶等祭品，铁柱上立一鸟。此《图传》文字卷所记“此吾家中之主鸟”。所谓“主鸟”，把它解释成南诏王族的图腾是比较妥当的。”[23]
古时的人们认为，图腾崇拜物具有保护神的功能，“主鸟”从铁柱上飞到了兴宗王蒙逻盛的臂上，说明“主鸟”保佑蒙逻盛，“主鸟”不飞到张乐进求的臂上，说明张乐进求感到“主鸟”不保佑他，在这种认识之下，云南国王张乐进求将云南国的王位禅让给蒙逻盛。蒙逻盛利用“主鸟”取得了云南国的王位。
在《南诏图传》中没有看到“禅让”的文字，但有发生“禅让”的事实，“共祭天于铁柱侧”图的题记中有明确的记录。图上题记：“按张氏国史云：云南大将军张乐进求”。这是发生“禅让”前张乐进求的头衔。图后题记：“都知云南国诏西二河侯前拜大首领将军张乐进求”。发生“禅让”后，张乐进求的头衔变成“前拜大首领将军”。图后题记中的“前”字说明张乐进求已将王位“禅让”给蒙逻盛。
《南诏图传》中铁柱顶上的这只鸟应是云南国王张乐进求和南诏国王室蒙氏共同的图腾崇拜物，它是什么样的鸟呢？樊绰《云南志·卷三》记载：“（蒙逻盛）开元初卒，其子盛逻皮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沙壶州”源于“沙壶鸟”图腾。《南诏图传》中铁柱顶上的这只鸟应是“沙壶鸟”（学名叫黑喉噪鹛）。这是哀牢“沙壶鸟”图腾在南诏国王室蒙氏生活中的第一个遗迹。

2、唐朝册封蒙盛逻皮为“沙壶州刺史”
樊绰《云南志校释》卷三记载：“细奴逻生逻盛炎，又名逻晟（盛），逻盛炎生炎阁及盛逻皮。炎阁立，死。盛逻皮生皮逻阁，皮逻阁生阁逻凤。当天后时，逻盛炎入朝，其妻方娠，行次姚州，生盛逻皮。逻盛炎闻而喜曰：吾且有子承继，身到汉地，死无憾矣。既而谒见，大蒙恩奖，赐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数百匹，归本国。开元初卒，其子盛逻皮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5]
蒙逻盛朝唐，到达姚州（今姚安），由姚州的唐朝官员安排他去长安，但他为什么说：“身到汉地，死无憾矣”，难道他到长安朝贡，有死的可能性吗？为什么蒙逻盛想到死的威胁呢？
蒙细奴逻于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死后，其子蒙逻盛继承了蒙舍诏诏主的地位，承袭了“巍峰刺史”的头衔。以蒙舍诏主和“巍峰刺史”的身份参加了云南国国王张乐进求召开的“祭天”活动。在某一年于“铁柱侧祭天”活动时，蒙逻盛使用计谋，利用自己训练的图腾崇拜物——沙壶鸟取代了云南国国王张乐进求的王位。然而，蒙逻盛取代张乐进求为王的事，在事前事后他都没有向管理云南国（也称昆明国、昆弥国等）的姚州都督府报告。当蒙逻盛取得云南国的王位后，首次去长安朝贡路过姚州时，遭到姚州官员的指责，因为张乐进求的“云南国诏”、“云南大将军”的头衔是由唐朝册封的，蒙逻盛取代张乐进求为王而不报告，这就违反了唐朝的法令，应受到惩处。于是，蒙逻盛怀着“生死难料”的心情，到了长安。然而，蒙逻盛到了长安后，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受到唐朝廷的恩宠并得到丰厚的赏赐。蒙逻盛在长安没有被唐朝廷惩处，这主要是蒙逻盛坚定地执行了他的父亲制定的“奉唐正朔”的路线，他多次到长安朝贡，每次朝贡都将云南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向唐朝廷作了报告，使唐朝廷全面了解云南国的情况，以作为唐朝廷制定相应政策的依据。蒙逻盛到了长安后，被唐朝廷安置在主管外事接待、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给予充分的礼遇。
蒙逻盛死，其子蒙盛逻皮继承了蒙舍诏主地位，同时继承了云南国的王位，并且得到了唐朝廷的册封。樊绰《云南志》记载：“（蒙逻盛）开元初卒，其子盛逻皮立，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壶州刺史。”[5]蒙细奴逻、蒙逻盛的头衔是“巍峰刺史”，依据唐朝廷的羁縻政策，蒙逻盛死，他的儿子蒙盛逻皮应承袭其“巍峰刺史”的头衔，但是，蒙逻盛取代了云南国张乐进求的王位后，统治区扩大了，唐朝廷也认可蒙逻盛取代云南国张乐进求的王位一事，按照新的统治区域册封蒙盛逻皮。当年，蒙逻盛到长安朝贡时，曾将自己的祖先是哀牢，并以“沙壶鸟”为保护神的风俗向唐朝廷报告，唐朝廷将“沙壶”作为虚拟地名，册封蒙盛逻皮为“沙壶州刺史”，其意为凡是信奉“沙壶鸟”为保护神的地方都是蒙盛逻皮管辖之地。唐朝廷册封蒙盛逻皮为“沙壶州刺史”一事，应记录在唐朝廷的有关档册中。
“沙壶州刺史”中的“沙壶”是一只鸟的鸟名。沙壶鸟是哀牢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图腾，这一图腾以保护神的名义长期在哀牢后裔中流传。这是“沙壶鸟”图腾在南诏国王室蒙氏生活中的第2个遗迹。

3、蒙异牟寻“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
樊绰《云南志》记载：“贞元中（蒙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11]
上述引文中“贞元”是唐朝第九位皇帝李适的年号，贞元初指贞元十年以前。“剑南节度使”是唐朝于开元七年（719年）在西南设置的军政机构的长官，治所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剑南节度使管民又管军，又负责处理南诏事务。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757年）改称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唐朝中期的名臣，唐德宗李适贞元元年（785年），韦皋官拜检校户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21年，执行联合南诏打击吐蕃的战略，主持南诏归唐工作。贞元十年（793年），唐与南诏于今点苍山神祠会盟，结束了40余年的战争状态。贞元十一年（795年），唐朝廷加授韦皋为统押近界诸蛮、西川八国及云南安抚等使，负责南诏国归唐后的管理工作。
蒙异牟寻“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与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政治“感生神话”和“南诏归唐”有关。

（1）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政治“感生神话”
“感生神话”是指女子并未与男性交合，而是有感于动物、植物、无生物等，竟神秘地怀孕生子的神话。“感生神话”有两种：一种是原始“感生神话”；另一种是政治“感生神话”。二者的产生、作用都不相同。原始“感生神话”是真实神话，而政治“感生神话”是披着神话外衣的虚假神话。东汉杨终记录的哀牢“九隆神话”就是由原始“感生神话”和政治“感生神话”构成：其中“（沙壶）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是原始“感生神话”；其中“龙生九隆”则是政治“感生神话”。原始“感生神话”和政治“感生神话”的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两种“感生神话”的比较
项目 原始“感生神话” 政治“感生神话”
经济 采集、渔猎 农牧业
产生时间 母系氏族社会 阶级社会
子女 已知其母，不知其父 已知其母，又知其父
感生物 以动物、植物为主 龙、非生物
产子 氏族祖先 国王、皇帝、圣人
产子方式 不自觉的艺术加工 有意编造
目的 形象地解释生育 为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服务
有两例典型的政治“感生神话”如下：
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第八》记载：“高祖，沛县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24]
这一则刘邦的政治“感生神话”，宣扬刘邦“感龙”而生，将刘邦与龙挂钩，刘邦当上汉朝皇帝，成为“真龙天子”，他的后代是“龙子龙孙”，“龙”成为帝王的象征，“龙”成为帝王取得统治权合法性的依据。
刘昫《旧唐书•本纪第二•唐太宗上》记载：“太宗文武大圣广孝帝讳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圣皇后窦氏。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戌午，生于武功之別馆。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临岐州，太宗时年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资，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惧其言泄，将杀之，忽失所在。”[25]

（1）南诏归唐
唐初，唐玄宗李隆基为了取得西南地区的控制权，同时为了制止吐蕃南下，支持南诏王室蒙氏统一洱海地区。
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七年（748年），蒙阁逻凤继位。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蛮上》记载：“南诏尝与妻子谒都督，过云南，太守张虔陀私之，多少求丐，阁逻凤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忿怨，反，发兵攻虔陀，杀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将出戎、雟州，分二道进次曲州、靖州。阁逻凤遣使者谢罪，愿还所虏，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听，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进薄白厓城，大败引还。”[29]这是唐与南诏之间于天宝年间发生战争的起因，战争结果，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大败引还。”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蛮上》记载：“（天宝十二年）会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当国，乃调天下兵凡十万，使侍御史李宓讨之，辇饷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败于太和城，死者十八。”[29]这是唐朝与南诏之间的第三次天宝战争，战争结果，李宓投江而死，唐朝退出云南。
天宝战争之后，蒙阁逻凤用武力统一了云南，其疆域根据《新唐书·南蛮上》的记载：“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疆域比现今云南还大。
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北臣吐蕃”。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南蛮上》记载：“然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30]于是，南诏蒙异牟寻国王作出重要的决策，弃吐蕃而归唐。
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这是一次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唐玄宗李隆基逃亡蜀川，这一场战争直到唐代宗李豫广德元年（763年）才结束，唐朝因此而国力锐减。
在唐朝、吐蕃与南诏三者的关系中，以南诏最弱，但他依附吐蕃就增加了吐蕃的势力，依附唐就增加了唐朝的势力。因此，在唐朝无力灭亡南诏的情况下，唐朝争取南诏归唐，对唐有利，于是，唐朝也作出了争取南诏归唐的重要决策。唐德宗李适贞元三年（787年）开始，由新任剑南节度使的韦皋负责争取南诏的工作收到了效果，蒙异牟寻派出三路使者，取道今四川、贵州、越南前往成都，韦皋将使者送往长安。
唐德宗李适贞元十年（794年），唐使崔佐时与蒙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神祠，同年十月，唐朝派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到南诏册封蒙异牟寻为“南诏王”，颁布了“贞元册南诏印”。至此，南诏与唐朝之间结束了42年的敌对状态，南诏重归唐朝。
在南诏与唐敌对时期，唐朝廷可能获得南诏国王室蒙氏政治“感生神话”第一种版本，从中知道南诏国王室蒙氏的祖先是“天竺阿育王”，而在此前，唐朝已知南诏国王室蒙氏的祖先是“哀牢”，信奉“沙壶鸟”为保护神，曾册封蒙盛逻皮为“沙壶州刺史”。当蒙异牟寻谋求归唐时，唐朝廷要问一下蒙异牟寻，你的祖先是谁？是“沙壶”或是“天竺阿育王”？这样，蒙异牟寻就要作出回答，“本永昌沙壶之源也”就是蒙异牟寻的回答。蒙异牟寻声明自己的祖先是哀牢沙壶，并非天竺阿育王。换句话说，蒙异牟寻声明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政治“感生神话”第一种版本作废。
蒙异牟寻“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其中的“沙壶”就是哀牢“沙壶鸟”图腾在南诏国王室蒙氏生活中的第三个遗迹。
在南诏国的国王中，有蒙逻盛、蒙盛逻皮、蒙异牟寻、蒙舜化贞四位国王先后与哀牢“沙壶鸟”图腾发生关系，为时200多年，因此，在多种文献中“哀牢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的记载是真实的、可信的。

四、“同师”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族源
（一）哀牢名号和哀牢国名号的由来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哀牢传》曰：‘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记数，至于禁高，仍可记之。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贤）栗代’。”[14]
这是哀牢国王位世系的记录，其中贤栗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十三年（47年）发动了对附塞夷鹿茤的战争，假定贤栗当年为25岁，以每代25年计，则可根据哀牢国王位世系的记录，估算出哀牢国各代国王在位的时间，估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哀牢国各代国王在位的时间估算
序号 哀牢国国王 汉帝姓名及纪年 公元（年）
1 禁高之父 汉文帝刘恒二年 公元前178
2 禁高 汉景帝刘启四年 公元前153
3 吸 汉武帝刘彻元朔元年 公元前128
4 建非 汉武帝刘彻太初二年 公元前103
5 哀牢 汉昭帝刘弗陵元凤三年 公元前78
6 桑藕 汉宣帝刘询甘露元年 公元前53
7 柳承 汉成帝刘鷔河平元年 公元前28
8 柳貌 哀帝刘欣建平四年 公元前3
9 贤栗 新莽地黄三年 公元22
从表2可知，九隆是哀牢国的首任国王，从九隆到禁高，“名号不可得而数”，若二者相隔8代，共200年，则九隆在位的时间，相当于战国早期。从表2又知，在哀牢国的各位国王中，有一位国王的名字叫“哀牢”，哀牢国王在位时间，大约在汉昭帝刘弗陵或汉宣帝刘询时，哀牢国的国名和哀牢的族名应与这位国王的名字有关，哀牢国王在位时，汉武帝刘彻对哀牢国的战争已停止多年，汉武帝刘彻已作古，撰写《史记》的司马迁也已作古，因此，在《史记》中不会有“哀牢”、“哀牢国”的记录。从表2中再知，从“九隆神话”产生于母系氏族时期始，经九隆国王……禁高国王、吸国王、建非国王，直到哀牢国王，几千年的时间里，这一民族的名号不叫“哀牢”，而另有族名，从九隆国王直到哀牢国王，这一国家的名号不叫“哀牢国”，这一国家的名号另有国名。
在汉武帝刘彻时代，汉武帝刘彻为了开拓疆土，打通“蜀身毒道”，曾对哀牢国（前身）发动过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都在汉文献中有准确的记录。作者研究这两次战争之后，确认哀牢的前身叫“同师”，哀牢国的前身叫“同师国”。

（三）“同师”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族源
民族认同是指一国内各个民族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即“族群”认同。“贞元中（蒙异牟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中的“沙壶”是一只鸟（学名叫黑喉噪鹛），这只沙壶鸟是哀牢的图腾、祖先、保护神，是哀牢的民族文化。蒙异牟寻“自言”就是对哀牢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民族归属，哀牢无疑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由于“同师”是哀牢前身的名号，所以，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同师”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族源。
沙壶鸟图腾对民族文化具有区分功能，蒙异牟寻只认同哀牢民族文化，不认同其他民族的文化，故氐羌人、濮人、越人都不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族源。
（四）“同师”（哀牢）与濮、越、彝族无关
石钟健教授在《百越史研究》一书中说：“……哀牢乃是越族在西南的一支，……明、清时称为蒲蛮和白夷，现代称为傣族。”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36]这一记载表明，哀牢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国内除了主体民族哀牢外，还有“穿胸、儋耳种”的“闽越濮、鸠僚”等民族。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內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37]这一记载表明，哀牢实行“分置小王制”的政治制度。哀牢国由七十七个小国组成，大国（哀牢国）有国王，所属七十七个小国也有国王。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哀牢传》曰：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之。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贤）栗代。”[14]《哀牢传》记载的就是哀牢国的王位世袭制，王位一代继一代地在哀牢“九隆”家族中传承。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建武二十三年（47年）……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茤，鹿茤王与战，杀其六王。”[38]这一记载说明，除哀牢族中的九隆家族担任哀牢国王外，还有哀牢族中的“渠帅”也担任哀牢国内的小国国王。
依据常璩《华阳国志》和范晔《后汉书》的上述记载，可得出哀牢国“分置小王制”的示意图如图4所示。

从图4可知：哀牢国的国王只在“九隆家族”中传承；哀牢族是哀牢国的主体民族；在哀牢国内，哀牢族、越族、濮族是同时并存的民族；哀牢不是濮、越族的先民。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这一记载显示，由于哀牢国的王位只有一个，不可能“闽越濮、鸠僚”的“渠帅”“皆”（都）当哀牢国的国王，但哀牢国由七十七个小国组成，有七十七个小国国王，“闽越濮、鸠僚”的“渠帅”以及哀牢“渠帅”“皆”（都）可以当小国国王，这些“渠帅”在哀牢国内是同时并存的民族，故“闽越濮、鸠僚”不是哀牢族。
由于哀牢与濮、越不同源，所以，石钟健教授“哀牢是越族在西南的一支”，哀牢的族属是现今傣族的说法不能成立。
从图4中还可知，哀牢国“分置小王制”中没有彝族的先民，这一情况说明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洱海地区没有彝族的先民。
我国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在他的《彝族史稿》一书中说：“东爨乌蛮西爨白蛮虽有分别，都是彝族，从历史过程来看是很清楚的。”“南诏既得爨地，阁逻凤赞普钟十四年（公元七六五年）筑拓东城于昆明，设节度，统治滇东区域，成为重镇，控制爨族人民，实行残暴政策，把大量人口逼迫迁走。樊绰《云南志》卷四说：‘阁逻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至于在澜沧江两岸地带（今巍山、永平、景东、云县等处）的彝族，则爨氏破灭以后被南诏逼迫由滇池、曲靖等地迁去的。”[39]若以阁逻凤赞普钟十四年（公元七六五年）为杨牟利逼西爨白蛮西迁的时间，又以蒙细奴逻卒于唐高宗李治上元元年（674年）计，则蒙细奴逻在巍山建立蒙舍诏时，巍山还没有彝族先民，蒙细奴逻不是彝族。蒙细奴逻死后91年，才有彝族先民进入巍山。彝族在巍山的历史始于阁逻凤赞普钟十四年（唐代宗李豫永泰元年）。
由于哀牢不是濮、越、彝的先民，哀牢的前身是“同师”，故“同师”与濮、越、彝族无关。

七、结束语
作者对哀牢“九隆神话”进行研究，得到了如下结论：
哀牢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图腾为沙壶鸟和沉木；图腾具有向后裔传承的特性，并在后裔的生活中留有遗迹。沙壶鸟图腾在唐代的南诏国王室蒙氏的生活中留下三个遗迹，证实哀牢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一些文献记载的“哀牢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是真实的；一些学者否定“哀牢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的说法不能成立。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哀牢国王位世袭制，其中一位国王的名字叫哀牢。哀牢、哀牢国的名号与这一位国王的名字有关。这一位国王于汉昭帝刘弗陵或汉宣帝刘询时在位。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直到汉昭帝刘弗陵或汉宣帝刘询时，哀牢、哀牢国的前身另有名号。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和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了汉武帝刘彻对哀牢国的两次战争。战争结果，西汉军队占领了哀牢国的雟唐人和昆明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哀牢国仅保留了怒江以西的半壁江山。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雟、昆明，……地方可数千里。”由《史记》可知，“同师以东”就是“怒江以东”，“同师”是未被西汉军队占领的哀牢国的半壁江山。“同师”、“同师国”就是“哀牢”、“哀牢国”的前身的名号。同师是哀牢的先民应成立。
由于“同师是哀牢的先民”，“哀牢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先民”。故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同师”是南诏国王室蒙氏的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