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禟、允禵等皆为不知自量的妄人。“塞思黑乃系痴肥臃肿矫揉妄作粗率狂谬下（河蟹）贱无耻之人，皇考从前不比之于人数，弟兄辈亦将伊戏谑轻贱”。而其在阿其那事败后，“挺身觊觎大位”，真是“不量己才，不知羞耻”，“自古以来，亦未有不自度量，醌颜无耻，悖谬可杀如塞思黑者”。允禵“生性糊涂急暴，天地之高厚亦不知为何如之人”，在阿其那、塞思黑唆使下“顿萌大志”，然而“身为大将军，而所行之事，有国法在，有皇考洞鉴在，有公论在，自当勉力粉饰邀誉，亦欲强忍遂以愿望之心，而乃丑行不法，可笑至如此。似此伎俩人品，若至大位，恣任其意，何所不为，岂能为国家万姓造福也”。允礻我“乃一介下（河蟹）贱，原属无耻之人，但知索取民财，争夺买卖，交结内侍”。阿其那与他们交结笼络，以为党羽，实乃叛逆之行。而这样的人还妄想得到大宝之位，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若他们得逞，臣民就要遭殃。
蔡怀玺、郭允进等系妄造谣言的奸民。蔡怀玺向允禵院内投书，内云：“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郭允进制作逆书，云“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因朕庚属午，遂指马造出异言”；又谓“自朕即位以来，遭旱潦饥荒之灾”。对这种妄造言语、摇动人心的乱民、奸民，自应诛戮数人，以示警戒。
雍正帝自谓不结党．尽孝道、睦昆弟。朕有能力结党而不为，“只因上天照鉴可畏，皇考恩德甚重，朕心不忍忘负，是以但宁静守分，敬谨孝顺于皇考之前。朕自幼时，诸兄弟俱恭敬朕躬。朕于兄弟中亦并无私嫌，而朕亦从无希冀大位之念。昔朕之兄弟中，往往有得罪皇考者，朕身为之解释调停，以宽解皇考之怒。朕非邀名，而亦非为伊等，乃实为君父年高，仰体圣躬之故，是以坚持心志而行之耳”。这一番虚虚实实的自我表白，臣下只有静听。
雍正帝针对传言讲其勤政而不酗酒。世间传言皇帝日中醉饮，雍正帝因而云：自身从不饮酒，此乃小人加朕恶名；饮酒导致废政，皇考是勤政之君，而自身尤甚。
查拿奸恶小人以正视听。对造谣生事之徒，必须严行查拿，正以国法，令民人知晓“天惟一日，国只一君，八旗人等，亦惟感戴大君，一心事朕而已”。
对允禩党人理应正法。“从前诸王大臣请将阿其那、塞思黑、允禵即行正法，断不可留，所奏甚为得理。此辈包藏异心，扰乱国政，乃获罪于宗庙、社稷与我皇考之人，理应正法”。
让京内外军民人等尽知“上谕”精神。“上谕”最后要求聆听宣讲的文武大臣，依据上谕定稿本向京城内外军民人等宣示，务必让他们知晓，即不为允禩集团所愚，而一心爱戴皇帝。
“上谕”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允禩集团进行总清算的带有“定谳”性质的文件。它揭露允禩及其同伙以伪善收买人心，而实为不孝不忠、扰乱国政、希图大位的罪人，不得不予惩治。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这是一篇说理的文字，不是法律上的定谳文书，但在实际上具有定谳性质。惩治允禩及其党人，根据就是这些揭露的种种罪行。
从内容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上谕”的性质，哪么它的作用呢?在对允禩集团斗争的尾声中公布它，显然是在从整体上说明对允禩集团斗争的合理性，以便臣民从同情允禩集团，转到支持皇帝清除他们，“上谕”的作用，是在舆论方面争取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