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最古老观象台
　　“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背倚陶寺中期内道东城墙，向东南接出半圆形建筑，面积约1700平方米。”在陶寺遗址考古工作简报上，有这样一段描述。
　　循着考古工作者的引导，记者看到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圆形平台，上面立有多根高耸的石柱。这一处奇特的建筑，在绿油油的麦田中格外显眼。正是简报中所描述的古观象祭祀台——陶寺文化重要遗址之一。
　　何驽告诉记者，陶寺观象台不仅有祭祀功能，还是缜密的地平历观测制定历法系统。史前时期，天文学、历法是被王权垄断的，掌握农时就掌握了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命脉。
　　记者从复原的台址看，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十三根石柱（原址可能是夯土柱），从而形成12道缝隙。观测者直立于观测点核心圆上，透过石柱间缝，观测早上日切于崇峰山巅时是否在缝正中，如果日切在某缝正中，则是陶寺历法中某一特定日子。这12道缝中，1号缝没有观测日出功能；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2号缝为冬至观测缝；12号缝为夏至观测缝。除2号缝、12号缝各用一次之外，其余9道缝皆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用一次。也就是说，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
　　国外学者对陶寺遗址考古中“尧都之说”不能完全理解，因为缺乏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熏陶。但是，他们对观象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观象台的结构很容易使人产生与巨石阵的联想。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被认为是祭祀台、墓地，同时也是天文台。牛津大学教授霍金斯通过仔细观察和严密的计算，认为通过巨石阵石环和土环的结构关系，可以精确了解太阳和月亮的12个方位，并观测和推算日月星辰在不同季节的起落。它的主轴线、通往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初升的太阳，在同一条线上；还有两块石头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
　　但是，类似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在遗址中通常没有一个被明确标识的观测点。对于确认此类遗址的天文学意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因为观测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观测的结果，而没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今人无法确切知道当时人们是站在哪里进行观测的，这就使得那些在遗址中探寻天文学意义的人，不得不假设各种各样不同的观测点，而每一个假设的观测点都会对应一整套不同的观测结果。
　　而陶寺观象台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与夯土柱构成地平历观测仪器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即崇山山脊线上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外，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及宗教节日。
　　陶寺观象台比建成的巨石阵还要早500年，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史前陶寺人据此制定的历法，是当时全世界已知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
　　专家表示，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因此成为王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建筑要素。
　　何驽说：“中国古代王权重视历法的原因之一主要是历法控制农时，《尧典》中很多内容都在谈历法，历法涉及农业经济基础，王派天文官观测天文，制定历法。君主掌握了天象、时令的规律，就仿佛得到了与天对话的权利，告诉人们何时耕种、何时祭祀，这样人们就会臣服于这位统治者。”

陶寺文化丰富多彩
　　记者随考古人员来到离古观象台不远的“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展”，因遗址位于远离市县的乡村田野中，成果展的房子看起来简陋一些，但其中陈列的器物着实让来此参观的人们惊叹。
　　展厅中央是陶寺遗址复原沙盘，驻足于此，史前宫城建制、房屋构造等，一目了然。
　　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往往伴随着珍贵文物的出土。陶寺遗址的发现之所以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大墓中出土的精美的史前器物。丰富多彩的文化令人咋舌，有实用的磨制石器，精美绝伦的玉器，流光溢彩的木器。4000多年过去了，当一件件精美器物呈现于眼前，古人的生活也跃然于脑海。
　　在考古者心目中，土壤中的每一片碎石都是不容忽视的珍宝，每一件器皿都是镌满历史的“光盘”。在展出物件中，最为吸引人的就是彩绘蟠龙纹陶盘，人们都叫它“龙盘”。这种陶盘在陶寺遗址的5座大墓中，各出土了1件。
　　陶盘质地为泥质褐陶，着褐色陶衣，盘壁斜收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白彩绘出蟠龙图案。图案中的龙蜷曲在盘中，龙头近盘口边缘，尾部位于盘中央，方头蛇身，身上有鳞甲，张巨口，口中伸出如同麦穗的长信子。从它长长的蜷曲的身子以及信子来看，陶寺龙的样子似乎来源于蛇；但从它方头、巨口、裸露的牙齿看，又好像是鳄鱼。考古学家推断，陶寺龙应该是来源于两种以上动物的复合体。
　　何驽介绍，龙盘仅在几座大墓中存在，其他墓葬中虽然也有彩绘陶盘，但却没有龙纹。这足以说明在陶寺文化早期，龙已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了陶寺王国的“国徽”。
　　在展厅的一边，放着一根长木棍和两块有刻度的木杆，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这是古代帝王在建国之前确立“天下之中”的工具——圭表，一套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复原长187.5厘米，通身漆彩绘绿黑相间的色段刻度，第1—11号色段长约40厘米，合1.6尺，这是《周髀算经》所载的“地中”夏至晷影标准。测量时，把高“8尺之表”（地表以上200厘米）的木杆垂直立于地面，将有刻度的“圭”平置与“表”垂直，这样就可以测定“表”影长度了。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何驽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专家们用这套圭表，在陶寺遗址测定夏至日日影长度折合成当时的度量衡计算，为1.69尺，表明陶寺很可能对外宣称其地为地中，夏至晷影1.6尺。
　　何驽与冯九生在展厅外空地，为记者演示了圭表的测量方法。何驽表示，通过这样的方法，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是“中国”概念最初含义，陶寺就是“最早中国”所在。
　　展品中还有大量的礼乐器，包括炊具、食器、酒器，用以陈设的案、几，乐器有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据介绍，整个陶寺遗址中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0余件。其中，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附：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何驽



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后半叶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坐落于太岳山系（当地称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大缓坡上。遗址面积300余万平方米。1978—1985年，陶寺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确立了陶寺文化（前2400—前1800），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揭示出阶级对立的特征。
1999年以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初步了解近50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超过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并发现了晚期城址的一些线索。从都城微观聚落考古的角度，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祭地礼制建筑区、政府管理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农业人口聚居的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微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捣王陵的政治报复行为和政治复辟现象，更加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
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远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仪器。除了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的纯阳历历法之外，还可以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科技软实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牢牢地掌握在邦国元首的手中，成为王权中非常重要而实用的软实力之一。
而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IIM22漆圭尺构成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仪器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政治话语霸权层面上的“地中”，陶寺观象台如同距今4100年前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
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大地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东表起自今山东的胶南市海滨，西表至叙利亚地中海东岸，南表起自今广东阳西县海岸，北表止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陶寺四表之间的距离同《淮南子》等先秦文献记载的“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数据误差约6%—7%，可以说相当吻合。
由此可见，文献所谓上古时期尧舜的文德披于四表、格于上下、北及幽都（北极圈一带）、南至交趾（北回归线一带）、东起嵎夷、西至流沙（叙利亚沙漠），并非都是无稽之谈，很可能是当时科学测量的结果。当然，陶寺国家领土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陶寺四表所标定的四海之内的“表里河山”，只是陶寺元首们诗意般的理想蓝图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陶寺邦国已经存在领土概念，而且可以用圭表实际测量与确定出来。
基于此，圭尺作为王权的象征物——权柄，被元首所垄断，下葬于王墓IIM22中，被先秦文献描述为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时的谆谆嘱托“允执其中”，并被清代帝王制作成“允执厥中”牌匾悬挂于紫禁城的中和殿正中。在王墓IIM22墓圹头端，以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倒立摆放3件带彩绘木胎漆柄的玉石钺，以“豮豕之牙”的图示，表达修兵不战、威慑敌国的“上政”观念，以文德合和思想治国的政治理念。
陶寺城址内的早期王族与中期王族墓地的不同茔域，表明早中期之间王权的易手，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颇具有汉儒们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不过历史是无情的，正是由于陶寺邦国以文德治国、禅让政权的天真政治理念和幼稚统治手段，导致了陶寺文化晚期的灭顶之灾，以肥足鬲为代表的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破家亡，虽有短时的复辟，最终其国家政权连同文明还是被彻底摧毁，与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的命运失之交臂。
这一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河南龙山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的肩上。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最早的王朝国家在伊洛平原诞生，从此步入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新纪元，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而中国传统认同的“地中”也被从晋南地区移到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标准也从陶寺的1.6尺夏至影长改为登封告成王城岗的1.5尺，后来被周公所继承确定了东都洛邑的选址，故国宝何尊上的铭文称“宅兹中国”。

链接
　　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
　　陶寺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中期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它结构布局较为复杂，夹板石砸夯土小板块的主要建筑方法比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堆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落后于夏商时期城垣和夯土台基集束棍夯法，这些都说明陶寺城址正向城址发展的高级阶段迈进。
　　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
　　陶寺古观象台出现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英国巨石阵建成年代还要早。
　　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陶寺古观象台与圭表共同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测日出方位”、“观正午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专家用陶寺圭表在该遗址测定夏至日日影长度，证明陶寺圭尺第12刻度42.25厘米折合陶寺1.69尺为陶寺当地夏至影长。陶寺圭尺功能推测成立。陶寺圭尺也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圭尺实物。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
　　陶寺遗址曾发现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壶，在壶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卩”字的篆体，中间有个“一”。对于前者形似“文”字的字符，专家们没有争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是“昜”字，也有人认为是“命”或“邑”。何驽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葛英会则认为是“尧”字。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比甲骨文早1000年，这是探索汉字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乐乐器组合、金属乐器
　　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以及陶鼓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

附：略论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地位
来源：华夏考古
作者：李伯谦

陶寺遗址,“中国”与“中原”的肇端
来源：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
作者：何驽、高江涛、王晓毅
为了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自1978年起，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近四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兴衰年代、社会组织、宏观聚落形态、精神文化等诸方面，均有很大收获。尤其是2002至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2013至2017年，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又纳入了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考古项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项目”。
　　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以中国都城考古理念为指导，主要通过考古钻探、发掘，利用全站仪、航拍、磁力仪、探地雷达等现代化考古技术手段，结合考古年代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AN、锶同位素、食谱分析、孢粉分析、陶器中子活化分析、植硅石分析、树种分析、冶金考古、人地关系与古地质地理环境复原分析、古文字分析、天文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相关历史文献分析等等，不仅使得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同时也使陶寺遗址考古研究及时而深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陶寺早期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距今4,300至4,100年。以13万平方米宫城及南外侧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近10万平方米）构成核心区。宫城有结构复杂的曲尺形角门，宫城内已发现疑似“冰窖”附属建筑。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内已发现双开间半地穴式住宅。宫城东西两侧为普通居民区，宫城东侧有大型仓储区。宫城东南为早期王族墓地，已发掘王墓6座，随葬品在百件以上，出土有彩绘陶龙盘、彩绘陶礼器、彩绘木器、玉石钺、大厨刀、日用陶器等。大贵族墓数十座，随葬品数十件，包括石磬、陶鼓、鼍鼓等礼乐器组合，彩绘陶器和日用陶器。其余近千座小墓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阶级对立状况凸显，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清晰。都城的结构与性质初步具备。
　　陶寺中期距今4,100至4000年，宫城继续使用，宫城内增建了若干宫殿建筑。其中最大的核心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其上至少有前后两座殿堂建筑。前面一座殿堂建筑，据残留的柱网结构计算，面积大约286平方米。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废弃，但增建了面积至少28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中期王族墓地与观象祭祀台被设置在约10万平方米的东南小城内。
　　陶寺中期王墓IIM22长5、宽3.7、自深7米，是迄今发掘考古发掘陶寺文化最大的墓葬，尽管遭到陶寺晚期政治报复捣毁，仍残留随葬品近100件，包括玉器、彩绘陶器、漆器、骨器、20片半扇整猪等。其中6柄玉石列钺不仅象征王权和军权，并与公猪下颌骨共同组成表达修兵不战的“上政”治国理念。漆圭尺及其圭表测量工具套，则表明圭表测量制定历法对于王权的贡献，以及1.6尺地中标准的政治发明对于陶寺王权正统地位与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总面积约1700平方米的观象祭祀台，从中期外郭城东南小城内道南城墙Q6向东南方向接出一个半圆形夯土建筑基址，经过天文考古学研究发现，该建筑不仅是陶寺中期都城郊天祭日的宗教礼制建筑（公元前2100至2000年），而且其核心建筑构件由夯土观测点与夯土基础上很可能系石构的观测柱所构成的太阳地平历观测仪器，以遗址东北至东南方向7千米远的塔儿山（也称崇山）山脊线作为日出参照系，得到20个节令太阳回归年历法，成为陶寺王权重要的科学与宗教支撑，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同使陶寺观象台成为迄今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陶寺20个节令的太阳历是四千年前世界最缜密的历法。
　　手工业作坊区集中在陶寺中期外郭城的南部，约20万平方米，由工官管理，严密控制，主要从事特殊的石器和陶器工业生产。
　　陶寺城北有一处夯土基址，呈近正方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被多水的环境围绕。夯土基址台面上有三个呈“品”字形的柱洞，可称之为“泽中方丘”，具历史文献记载，很可能用于祭地。这个祭祀地祇的礼制建筑始建于陶寺早期，中期扩建，中晚期之际被局部破坏，陶寺晚期曾经重建与扩建。
　　有迹象表明，中期城址的普通居民区面积至少在20万平方米，主要设置在外郭城的西北。至中期，陶寺都城功能要件全部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