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帝尧天文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作者：徐凤先
　　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帝尧是一个关键人物。《尚书·尧典》中有一大段记载帝尧从事与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有关的活动：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阳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这一段关于天文学的记载标志着中华文明独有的天文学体系已经诞生。天文历法由官方掌握，以崇敬的态度观测天象并制定历法，一年分为四季，历法采用阴阳合历，将赤道附近恒星的黄昏南中与季节对应起来。时间上的春、夏、秋、冬四季分别与空间上的东、南、西、北四方相对应，这是后来五行化的宇宙观的滥觞。
　　考古发现印证了《尧典》的记载。陶寺观象台证明帝尧时代不仅进行了天文观测，而且还建造了大型的观象设施；陶寺圭表的确认表明帝尧时代同时进行了多种天文观测。但是，由此也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陶寺考古发现的天文遗迹似乎与《尧典》记载的天文活动并不一致。陶寺考古展示出来的利用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的方法和利用圭表观测正午日影的方法在《尧典》中并无记载，而《尧典》中记载的四仲中星观测在陶寺遗址中又未见痕迹。那么，《尧典》中记载的天文历法与陶寺发现的天文遗迹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要从《尧典》的记载和陶寺天文遗迹二者的天文学内涵来分析。
　　通常认为《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观测是为了确定二分二至日，但是实际上，观测四仲中星不能确定准确的二分二至日，也无法得到比较准确的回归年长度。第一，如果严格依靠观测昏中星来确定季节，要对“昏”有明确的定义，如现在天文学以日入地平6°为民用昏影终的标准。然而事实上黄昏时刚开始能看见星的时刻很难界定，并且亮度不同的恒星能够观测到的情况也不同，在计时仪器出现之前，古人在实际应用中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具有明确天文学意义的“昏”的标准来观测中天的星进而确定准确的节气日。第二，因为恒星在天上不是连续的，所以无法保证在特定节气日期、标准的昏的时刻、正南方子午线上有一颗明亮的恒星，这一点中国后世历法看得很清楚，汉代以来历法中给出的严格意义上的昏旦中星并非具体的恒星，而是计算得到的某宿多少度，类似于现代天文学的赤经的度数。第三，中星虽然可以和寒暑相联系，但是二分二至的概念不可能通过观测昏中星确定，只有通过观测太阳的南北变化才能确定二分二至，经过多年的观测得到回归年的长度。
　　
　　所以，帝尧时代的天文学不会是通过观测中星来确定二分二至日，而只能是通过观测太阳得到二分二至日，结合对月亮的观测，建立起“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历法，然后按照历法推步得到二分二至日观测四仲中星。当时如何观测太阳和月亮，《尧典》中没有具体记载，陶寺观象台和圭表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陶寺观象台由向东的一系列柱缝系统和一个观测点组成，共有12条观测缝，既有明确的冬至、夏至观测缝，也有非常接近春秋分的观测缝，因此整个观象台无疑是为了观测日出方位的变化而精心设计的。用这样的设施长期观测，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回归年长度，并形成推步历法。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另一种重要的天文仪器，就是圭表。其中作为立表的杆子，其长度与陶寺时期的尺寸和古文献中记载的八尺表长正相吻合，而作为圭尺使用的漆杆，在与夏至影长相应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标记，应该是用来测量夏至影长的。圭表测影是中国古代确定回归年长度的传统方法。
　　因此，《尧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是通过陶寺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和圭表测量正午日影两种方法共同得到的。
　　《尧典》中的“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表明当时历法是阴阳合历，以朔望月为月。陶寺观象台最南端的1号缝不能用于观测日出，但恰好可以用来观测月亮升起的最南点，这表明当时对月亮已经进行了长期细致的观察，因此把朔望月作为历法中的一个时间单位是符合当时天文学发展状况的。
　　观测中星不是为了确定二分二至，而是一种“月令”式的对自然的观察。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会认识到，到了某一季节，天空会出现什么样的星象，植物和动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人应该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夏小正》、《礼记·月令》等文献中都是如此记载。中星的观测不需要特殊的仪器，在考古中很难找到遗迹。
　　《尧典》中与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有关的官员共有6种：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他们的分职有所不同。其中羲与和负责总的天文观测和历法制定；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则被分别派到四方观测四仲中星，举行相关的迎日、送日仪式，并观察相应季节的民事活动和鸟兽等物候变化。从这样的分工看，羲、和二官职执掌的任务较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执掌的更加重要。但是《尧典》这一段总共164个字中，记载羲、和的只有42个字，而记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的却占了122个字。这样记载的原因在于，《尧典》是一部政论性著作而非专门的天文学著作。后世天文官的天文仪器制造、使用仪器观测、历法推步的“术文”等具体天文工作都是在《天文志》、《历法志》一类的专门篇章中记载，从这点看《尧典》对羲、和的工作未予详细记载实属正常。而“分派官员到四方观测中星和民事”这件事情本身以及各地顺应天时的民事活动属于国家行政和民生一类的事务，因此《尧典》记载更加详细。陶寺观象台和陶寺圭表揭示的正是《尧典》未加详细记载的羲、和二官职的天文工作。
　　由此可见，《尧典》详细记载的四仲中星观测只是当时天文学的一个侧面，当时天文学的主要方面《尧典》并未详记，陶寺观象台和陶寺圭表展示出的正是《尧典》不曾详细记载的当时天文学的主要方面。因此可以说，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互补，揭示了帝尧时代中国天文学的全貌。

陶寺文化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专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作者：霍文琦
　　陶寺遗址为距今4000多年的历史遗存，不断有证据表明其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陶寺文化处于什么阶段，它的文化特征与形态能够说明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参与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课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有两种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文明的历史远非始于夏商周时期，这一点早已得到佐证。在更久远的时期，仍活跃过不少文明。纵观时空，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一个什么过程？
　　李伯谦：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经过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后来很多学者研究归纳为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名称虽不同，但基本内涵是一样的。
　　距今6000年前后，中国由原始平等的部落社会，开始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因素出现。文明因素不断积累、社会复杂化到了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古国。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讲法，古国就是立足于氏族部落之上、高于氏族部落的一个政治实体。古国阶段，社会已经有了明显分层，有了贫富分化。其中的个人，比如说氏族长，阶级地位提高了，其权力也开始凸显。这个时期，农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国阶段的典型代表，在中原地区就是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遗址，在这里发现有大房子和随葬玉钺的贵族墓葬，表明墓主人掌握了军权，有了初级王权。
　　
　　
　　然后，又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开始进入到王国阶段，王国阶段比古国阶段更进一步，军权与王权的结合更加突出。这个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山西临汾陶寺遗址。王国阶段经过了漫长的发展，陶寺时期是初期阶段、夏商时期是发展阶段、两周时期是成熟阶段。
　　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进入帝国阶段。帝国阶段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央集权，就是制度国家。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官吏举荐任免制代替了世袭制，一家一户的自耕农耕作制代替了井田制，有了法律，有了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一套完善的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各个地方形成的模式并不一样，有哪些模式，它们的发展方向如何？
　　李伯谦：中国地域广阔，从新石器时代就可以看出，文化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当进入古国阶段，可明显看出不同地区在向文明演进中走了不同的道路，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以东北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是崇尚神权的模式。与它们基本同时的河南、陕西以及山西南部发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模式。中国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两种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崇尚神权的垮掉了，崇尚军权和王权的延续了下来。所以，如果说中国文化没有断，那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再到“夏商周”，一直延续下来。而有些地区就断了，断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了，而是逐步融入到中原文化这个系统当中来了，这才是它的真实面貌。

陶寺是尧都所在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陶寺文化是处于哪个阶段？有什么特点？
　　李伯谦：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是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呈现出来的面貌已经超越了古国阶段的特征，进入了王国阶段。我认为，陶寺遗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第一个王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0年于河南新密举行的第一次聚落形态研讨会上，我曾经提到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标准有10条。这10条标准，很多都是从陶寺文化总结出来的，或者说陶寺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比如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垣、大型礼仪建筑观象台、文字的出现、铜器的出现、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陶寺遗址是进入“王国阶段”的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王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判断陶寺文化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
　　李伯谦：陶寺文化类型是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模式。在发掘的ⅡM22贵族大墓中，靠墓壁两边竖立六把玉钺，玉钺就是砍头的兵器，把儿朝上，头朝下，这是军权的象征。军权一转就是王权。甲骨文中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慢慢演化成的，玉钺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陶寺文化类型是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很多学者认为陶寺就是当年的尧都，您怎么看？
　　李伯谦：我同意这种观点，陶寺就是尧都。根据文献记载，尧部落的中心在冀，都城在平阳，平阳即临汾。所以文献上没有问题。再看年代，碳十四测定陶寺文化是距今4300年至3900年，和推测尧部落活动年代相一致，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和文献记载可互相印证，如《尚书·尧典》中说尧命羲和观测太阳运行制定历法，陶寺遗址中发现了观象台。种种迹象表明，陶寺遗址和传说的尧都关系密切，说陶寺是尧都是有根据的。
　　
　　陶寺考古己有30多年的历史，目前还在做工作，新的发现还会不断涌现。随着发掘的进展，会有更多的材料证明发掘者、研究者的判断。陶寺是尧都，是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中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崇尚军权和王权的王国。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些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大众宣传，让普通民众都知道尧的都城在哪儿，知道我们有着辉煌的文明历史，这对当前进行的文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陶寺，在这里破译文明密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作者：本报记者 霍文琦
　　望着远处塔儿山的身影，仿佛看见了观象台礼乐合鸣的祭祀，仿佛听到了威风锣鼓震耳欲聋……无论城乡，无论田野，古老的尧文化，像一座巨大的迷宫，闪现着神秘之光。
　　这片充满太多故事的土地，犹如一本厚厚的无字书，承载着帝尧邦国的千年沧桑，诉说着它的兴衰历程。考古学家通过发掘、考证，勾勒出一幅幅这个最早“中国”缔造和发展的画卷，已经打开了迷宫之门。
　　推开这扇神秘之门，我们可以看到，距今4000多年的尧都，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人口约10万，“王”居住在面积约10万平方米、用板瓦筑顶、装饰精美的宫殿里，聆听八音，享受万民拥戴。他的子民按照国王发布的历法进行生产、生活，用井水灌溉田地，用黏土烧制陶器，国家稳定强盛。
　　我们可以看到，等级鲜明的墓葬，丰富的礼仪用具，成熟的礼制，作为王朝都城必备建筑的祭祀台、观象台以及雏形化的文字……社会差别已经产生，阶级分化已露端倪，“地中”概念似已形成。陶寺文化已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原始国家的基本标志。
　　现有考古成果得出结论，“尧舜禹时代”不是传说，是真实存在的信史。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尧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之一。
　　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只有形成了国家，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文明社会。陶寺早期文明从何而来，晚期又到哪儿去，为什么出现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陶寺先民日常生活习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又是怎样？是否还有更早的文明社会？还有很多文明密码等待破译，等待后人将充满神奇魅力的历史，带到世人面前。

让中华文明起源走出神话传说——陶寺遗址研究向更深更广方向迈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作者：本报记者 霍文琦
　　陶寺遗址考古跨越半个多世纪，凝聚了几代考古人的心血。考古研究历时长、成果丰，再现了帝尧的伟大国都，再现了中国起源的文明史，也给后人很多启示。
　　曾被认为是龙山时代遗址
　　20世纪50年代，考古调查便发现了陶寺遗址，当时认为这是一处龙山时代大型遗址。
　　1978—1984年，为了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遗存，发掘了与文献所谓的“夏墟”有联系的陶寺遗址，发现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000多座。其中大贵族墓葬6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自1979年以来，两次赴陶寺遗址考察，早在1985年，他就预言：“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他的理由是，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么大的墓群，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平。
　　20世纪末，陶寺考古工作以寻找城墙为中心。2000年，考古专家们发掘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北墙，2001年确定了东墙和南墙。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确定，面积达280万平方米。随着发掘的深入，陶寺早期城址也重见天日。
　　2013年以来，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对陶寺早中晚期城址结构及其布局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发掘了宫城、手工业区等，将陶寺文化研究推向高潮。

重要学术判定需要科技检测支撑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结合科技检测、历史文献、传说等多角度进行的考古研究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由于陶寺文化十分久远，与文献和传说相比，考古发掘与鉴定更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个过程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深度参与。
　　据何驽介绍，在陶寺遗址研究中，现代科技的运用非常普遍，很多重要的学术判定需要科技检测来支撑。研究中，动物考古、冶金考古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利用国际动物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人员发现陶寺晚期绵羊养殖业突飞猛进发展，不仅规模大，而且绵羊死亡年龄偏大，并据此推断绵羊养殖主要不是为了食肉，很有可能与奶制品和羊毛纺织有关。无论是羊奶还是羊毛，都不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传统生业，由此可见，陶寺晚期可能有外来人口入主，虽还不能下定论，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石峁集团”。
　　
　　利用人的锶同位素测定，可以探索人和动物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经过测定，陶寺晚期有70%的人是外来人口，表明陶寺晚期政权动荡可能与外来因素有很大关系。
　　冶金考古也不得不提。陶寺遗址曾经出土了4件铜制品和1件铜器口沿残片，经科学检测，都是红铜铸造而成。这一检测结果为陶寺冶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飞跃的标志。陶寺红铜测定结果表明，在二里头青铜时代之前，中国有过一段红铜铸造时代，特点是纯铜铸造。事实上，我国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虽然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器，且时代与陶寺遗址大体相当。但是，这些铜器器形小而简单，以小刀为多见，未见容器，且大多是冷煅而成，只有少数用范铸，合范铸造的就更为稀少。而陶寺出土铜器全部系范铸而成，铜铃更是用合范铸造，显示了当时的冶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西方红铜虽然应用比陶寺早，但当时是天然铜锻造而非铸造。
　　此外，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天然石灰石、人工烧制石灰的碳化产物以及采自陶寺遗址和殷墟遗址的白灰面进行检测，了解其在晶体无序度方面的差异，为人工烧制石灰石的判定提供了一种简便、有效的新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判别，陶寺和殷墟遗址的白灰面很可能是采用人工烧制石灰所制备的，表明中国古代先民在距今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掌握了石灰烧制技术。

探索文明起源要走出神话传说
　　目前，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陶寺文化研究脉络逐渐清晰。据何驽介绍，目前陶寺文化性质基本已成定论，接下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通过研究分析修正一些观点。
　　2013年至今，宫城城址的发掘是重点，这一进展对陶寺早期、晚期城址布局和结构的看法，有很大影响。同时，对陶寺晚期的社会动荡有新的认识。原来以为陶寺早期城址只有外郭城，没有内城或宫城。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发现其实是没有外郭城，而有宫城，南边还有个小城。中期城址原来不知道有宫城，现在发现是外郭城和宫城构成的双城制。随着晚期宫城的发现，在城北发现一个祭祀地坛，宫城城墙被重建过，推翻了以往认为晚期没有城址的看法。
　　以前的观点认为陶寺晚期社会动荡，主要原因是城内部阶级矛盾，早期和中期不同血缘家族掌权的矛盾埋下了祸根，早期的后人将中期统治推翻。现在，随着陶寺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石峁考古的突飞猛进，大家认识到陶寺晚期社会动荡可能内因不是主要的，外来入侵可能性更大。
　　谈及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何驽介绍，主要是向更深更广更细方向进行，一方面是宫城城址的细化，另一方面是发掘手工业区，试图了解手工业基本结构、产业链结构、社会组织、产出、消费等问题。
　　何驽说：“探索文明起源，能否走出神话传说，是中国考古学不可避开的话题。陶寺与尧的关系，与三皇五帝的关系，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会逐渐从历史尘埃中显现出来。”

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天下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作者：何驽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已存在“地中”概念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尚书·尧典》说“历象曰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曰、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尧典》说“寅宾出曰”。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曰、8月14曰至冬至曰曰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曰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曰”。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圌陆圌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圌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圌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liú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圌实存在被隐zàng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
　　《尧典》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曰，以闰月定四时”，显然是一个“阴阳合历”。陶寺观象台东1号缝不可能用于太阳曰出观测。据天文学家计算初步判断，该道缝很可能用于18.6年一个周期的“月南至”观测缝。毋庸置疑，陶寺文化除了观象台和圭尺所得到的太阳历外，还有观测月亮的天文观测。而陶寺晚期小墓出土的砷铜朔望月小轮，更可能用于阴阳合历的配置cāo作。
　　《尧典》与《虞书》所提到的四岳guān僚。陶寺早期和中期的中型贵圌族墓葬，很有可能是guān僚墓葬，其中随葬木表或玉璇玑的中型贵圌族墓职guān很可能是天文guān；随葬骨耜的贵圌族墓很可能是农guān。而陶寺早期贵圌族墓随葬的玉石圭，我以为是guān僚委任的凭信。《尚书·虞书》提到考核guān圌员有收颁瑞信行zhèng制圌度，汉儒认为是圭璧。陶寺中型墓随葬玉石圭皆为钝尖锋，像春苗拱出地面而有信；圭的长度则是以所委任辖区夏至影长来象征圌地理区位和地广。
　　《论语》说，帝尧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陶寺圭尺、玉琮游标构成完整的“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制定历fǎ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象征王圌泉的泉杖，故而掌握泉圌柄称为“允执其中”。
　　《周易》豮豕之牙与尧舜之上zhèng。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昭力》解释《周易》“豮豕之牙，吉”的hán义就是修bīng不战而屈人之bīng，此乃《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谓也。陶寺中期元首墓ⅡM22头端墓壁上，以公租下颌骨（豮豕之牙）为对称轴，左右各摆3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玉bīng），正是豮豕之牙的图示，象征修bīng不战的文德治圌囯理念。
　　龙崇拜。《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圌出土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竹书纪年》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很明显能够同传统文献关于尧都和尧舜史迹比较体统地对应，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圌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这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圭尺所反映出的陶寺文化四表天文大地测量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科学考察工程，更多的是对于陶寺本初“中圌囯”所在东亚大圌陆zhèng圌治地理的探索。这是因为囯圌家地缘zhèng圌治新体圌制，催生了陶寺本初“中圌囯”元首尧舜们胸怀天下的zhèng圌治抱负，才会在头脑中产生出表里山河的“天下观”——陶寺本初“中圌囯”所在东亚大圌陆圌四海之内理想囯度。相对于陶寺文化实际“zhèng不出晋南”来说，陶寺四表所表现和宣示的理想天下观，可被视为4000多年圌前本初“中圌囯”元首尧舜们的“中圌囯梦”。这个“中圌囯梦”延续到西周时期，被通俗地解读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探史前古城遗址
　　清明时节，记者沿着乡间小路去拜谒这片隐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走近远古的故国、尘封的京华。
　　陶寺遗址，靠近陶寺村南。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约4300—3900年。
　　20世纪50年代，陶寺遗址被发现。1978—1984年进行第一阶段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相近，可资佐证的遗迹和遗物，并确定了陶寺文化。1993年，国务院将陶寺文化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2001年的发掘中，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确立了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经过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的进一步调查、钻探和发掘，最终确定了陶寺中期城址之前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存在。2002—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陶寺遗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城址内东北部确立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发现了宫殿区、祭祀区等。
　　
　　疑似宫城南门发掘现场 霍文琦/摄
　　目前，这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回填，放眼望去，除了能看到一些明显的沟壑外，难以想象几千年前城址的原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本名何努）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中梁沟一处“陶寺古城墙遗址”旁，被围栏围起来的一段夯土墙明显与周围土堆不同。这里展示的剖面系中梁沟侵蚀残存的陶寺中期城址北门瓮城。瓮城平面呈C字形。瓮城内部南北宽12米，东西长13米。南侧夯土墙系北墙主墙基础，上宽4.5米，下宽3米，深约7.5米。地表以上部分墙体于陶寺文化晚期平毁。北侧系瓮城夯土墙基础，上宽8.5米，下宽2.5米，深6.8米。
　　在近处仔细端详墙体的过程中，何驽意外发现了一小块器物碎片。与同行的技师冯九生一同查看后，两人认为这片宽蓝纹陶片大抵是陶寺早期器具碎片。
　　站在墙下，历史穿越感油然而生。时空如此遥远，器物又如此亲近。从这一段巍然耸立于高高黄土塬上的城墙剖面，可依稀想见当年城址的恢弘壮阔，这似乎也是“尧者，高也”的物化诠释。

破解帝尧都城之谜
　　《水经注》言“尧都平阳”，传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也有其他文献含糊记载了尧都在河北、在山东，众说纷纭。于是，考古探索成为寻找尧都唯一可行的方法。
　　经过几十年的发掘，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小城里还有宏伟的宫殿。宫殿核心建筑区出现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蓝彩白灰墙皮、陶板瓦、大玉石璜等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显示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除宫殿外，从城址遗迹中，还可清楚地辨认出屋舍、祭坛、观象台，甚至还发现了具有仓储功能的仓储区和不同阶层的王族墓地。
　　记者来到正在发掘的现场，这是陶寺早期宫殿区（小城）发掘探沟。两名技师、七位村民正在进行取土和发掘清理工作。据介绍，已经发掘的部分疑似“宫城”南门，可能有瓮城，但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还需要取土扩方。
　　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和普通居民区。这些陶寺遗址基本都具备，因此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种种证据表明，陶寺统治者已有能力调动大规模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城池，并且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可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而气势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即帝尧建都地平阳。
　　此外，学者将考古发现与经典文献、地方文献、民间口传资料等四重证据相互印证分析，“尧都平阳”的历史细节渐渐清晰而具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尧都平阳几成定论，陶寺遗址的性质为不断获得的新考古资料逐渐证实，陶寺作为尧的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共识。

手工业区新探索
　　近年来，陶寺遗址不断有新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手工业区的发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介绍，手工业作坊区位于陶寺城址的西南，2010—2012年在对该区域的钻探与调查中，发现有陶窑、灰坑、白灰皮房子、石器加工场等遗迹。最重要的是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IIFJT2，平面形状基本为“回”字形，圆角方形，南北最长约47米，东西残宽约28米，面积1300余平方米。这个基址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据悉，这一“回”字形大型夯土基址在陶寺遗址属首次发现，在史前时期的其他大型聚落中目前尚未见到，其位于手工业作坊区，应该与手工业管理有密切关系。
　　此外，何驽介绍，他们对陶寺文化聚落分布的临汾盆地进行了区域系统性调查。以陶寺为中心，可以分为南北两区，调查到陶寺文化聚落54处（还有未调查到的）。从分布可以看出，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反映出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邑）——县底和南柴；区中心邑下辖二至三片区的中型聚落群（乡镇），部分中型聚落下辖一至三个小型遗址（村）。多数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学者推断可能有特殊的职能，所以很可能不构成一级功能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
　　高江涛表示，陶寺文化社会表现出的特征是：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分化严重。王权出现、礼制初步形成，是政治制度的特质。这说明陶寺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只是国家形态具有原始性，控制范围较小，新生事物较脆弱，迅速衰落。陶寺遗址体现出的早期国家特征多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

墓葬发掘揭示阶级分化
　　从考古学角度，墓葬发掘对复原重建当时古代社会的文化信息和丧葬制度，佐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陶寺王族墓地位于居住址的东南，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墓葬，其中大部分大中型墓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数是仰身直肢单人葬。墓地划分为不同的茔域。同一茔域内的墓葬多成排分布，位列较为齐整。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等。大型墓仅6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中型墓占总数的近10%，其余为小型墓。
　　大型墓一般长3.2米、宽2.5米，有木棺，棺底有朱砂，随葬品多达上百件，最多的达200件，丰富而精致，有成套彩绘漆木器和陶器，还有玉石器和整猪等。大型墓的左右两侧，往往对称地分布着两座中型墓，埋葬着装饰华贵的女性死者。中型墓长2.5米、宽1.5米左右，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玉石和猪下颌骨等。它清楚地说明，王一级的人已经有多妻的特权。小型墓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和随葬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认为，三种不同规格墓葬墓主的身份分别为首领人物、贵族和平民，其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反映着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表明当时贫富分化极为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