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时期(684一705年)的农业状况，应一看土地制度及相关政策，二看水利工程的兴建，三看粮食产童和储备。出土的敦煌资料证明，武则天时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在《周大足元年(701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中，有邯寿寿和张玄均两户受田的详细记载，其应受田及永业、口分田的数额，完全符合唐朝前期均田令的有关规定。武则天为发展农业，还鼓励将帅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的屯田、营田。天授初(690年)，姿师德在丰州“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铜和来之费’，受到武则天降书夸奖，认为“王师外镇，必借边境营田’。长安元年(701年)十一月，武则天任命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郭元振，至后令地方官“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积军粮可供数十年。武则天还以境内农业优劣为标准奖惩州县官吏，“田畴垦辟，家有余粮”，予以奖升;若“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加以惩处，“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武则天还很重视地方水利建设。刘文以有的专家认为唐代的“水利工程都是小修小补”为根据，推论“整个唐代都是如此，武则天也自然不能例外，由此可知她在这方面并无多大建树”。其实，在武则天独掌政权的21年中，地方水利建设仅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就有19项之多。(详见附表)岂不知有些“小修小补”，既节省民力财力，又能及时抗早保苗，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
在上述政策的促进下，武周时期的农业是颇有发展的。当时的粮食产量虽很难估计准确，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可见其储粮丰富。陈子昂说“太原蓄拒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杨齐哲说“神都努藏，积年充实，淮海嘈运，日夕流衍’，武则天还救令“州县军司府官等，不得辄取和杂物，亦不得遣人替名代取’，保护地方和朵粟。创建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的义仓粟以备荒年，其后至“高宗、武太后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1971年考古队在洛阳发掘隋唐含嘉仓时，仅一个窖中发现的一大堆炭化谷子，估计存放时约有50万斤左右。根据从窖中发现的许多刻有“天授”(69任一692年)、“长寿(692一694年)、“万岁通天”(696一芍97年)、“圣历”(698一700年)等年号的砖铭推断，这堆绝大部分是武则天为女皇时储藏的。在社会户口显著增加的情况下，国家和地方储粮如此丰富，足以证明当时农业是比较发展的。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商业和交通事业的发达。长安三年(703年)凤阁舍人崔融在给武则天的上疏中，描述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蔽，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炯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这段话常被史家用来说明盛唐的繁盛景象。
参考文献：
《新唐书》卷108《娄师德传》。
《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
《资治通鉴)卷207、(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
《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救》。
《陈子昂集》卷94《谏灵驾人京书》，中华书局1960年版。
《唐会要》卷27《行幸》。
《唐会要》卷89《和杂》。
《通典》卷12(食货·轻重)。见《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刊《文物》1972年第3期。
(旧唐书》卷94(崔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