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颠倒”黑格尔：一个亟待深入的话题
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关键在于颠倒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吸取了“合理内核”，使辩证法由唯心主义变成唯物主义。对于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来说，这似乎再为简单不过。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甚至越说越复杂。“马克思确实颠倒了黑格尔。但是，困难就从这里开始。”[1] 这似乎是一个永远讨论不完，具有永恒魅力的学术焦点问题，历来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远的不说，光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就仍然屡见于各大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与论坛。如果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就会发现，直接或间接涉及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的既有论文、又有专著，蔚为大观，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一个热点问题。
马克思与黑格尔，这些研究给人一个印象：关于这个问题，远未取得深入而又一致的意见，只能肯定一条：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至于怎样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什么，都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国内如此，国外也分歧甚多，情况甚至还更加复杂，连国内讨论语境中存在的马克思成功超越黑格尔的共识都成了问题。对这一问题提出疑问的学者比比皆是：阿尔都塞指出：“不能想象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旦被‘剥去了外壳’，就可以奇迹般地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变成马克思的辩证法。”[2]海德格尔则认为“马克思仍然保持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里。”[3]

可见，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不是已有定论，不需深究。恰恰相反，这个话题及其解释的含糊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它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点问题”，其它问题的进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这一“原点问题”。因为，要标榜自身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弄清楚它和黑格尔的原则区别，否则马克思就会失去自身的特色而隐没在黑格尔的阴影中。
仅仅强调马克思把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成了唯物辩证法，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这种理解多半是就事论事。只看到唯物主义原则上对唯心主义的扬弃，认识不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充实甚至发展，也就认识不到《资本论》在超越黑格尔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样，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就无法获得一个深刻的、总体性的理解。虽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超越”谈得很多，甚至在每一个具体领域都能煞有介事地提出与黑格尔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缺乏对总体性超越背景之意蕴的深刻性理解，这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深入往往仍然局限在肤浅的同义反复与循环论证当中。
因此，要解决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两个必要的理论前提：1、黑格尔学说的现实意蕴是什么？2、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哲学意味着什么？所有在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上产生的错误、含混及语焉不详，差不多都与上述两个问题有关。而且，这两个问题最终又与对黑格尔学说的真正意蕴的不理解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辩证法中的地位的漠视联系在一起。

一 黑格尔哲学的两重意蕴
黑格尔是柏拉图以来两千多年唯心主义与辩证法传统的代表与总结，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这大约没有人反对。这也的确是一般所理解的黑格尔及其哲学，黑格尔是一位哲学家，还可能是最大、最后的一位古典哲学家。这固然没错，但是，必须明白：这种理解只能把握住黑格尔哲学的一重意蕴，问题在于黑格尔哲学不止这一重意蕴。换言之，这只是黑格尔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黑格尔主要是一位哲学家，其哲学具有两重意蕴。一方面，它的确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形而上学传统的代表与总结。这是一层显在的意蕴，其哲学表现为一般唯心主义（若要细究，其中也有宗教神学的意蕴）。同时，也更重要的是，它又是现代市民社会精神最精致、最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达。这是一重隐性的意蕴，也是一种特殊的唯心主义，以抽象思辨的形式反映着现实的经济内容，即“思辨现实主义”。简而言之，黑格尔哲学是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现实资本的社会统治的奇妙耦合，是一般唯心主义概念拜物教与特殊唯心主义资本拜物教联姻的产儿。如果说黑格尔哲学表明无人身的理性统治和支配着人类历史，那么，这种理性对人的支配既有其源远流长的深沉传统，又基于市民社会的深刻现实。
英国的黑格尔专家斯特林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亚里士多德属于古希腊，黑格尔属于近代欧洲。”[4] 这句话对于我们现在要理解的黑格尔哲学来说至为关键。近代欧洲显然不同于古典希腊，根本区别在于市民社会基础的确立。“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5] 黑格尔所属的“市民社会”，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吉登斯认为近两百年里社会理论大师们的写作，多为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而展开。黑格尔也不例外。

毫无疑问，黑格尔哲学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时代，真正对市民社会展开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的当属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那么，黑格尔怎样对待政治经济学？依阿维纳里的说法：“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他的全部政治哲学是以结合近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于他的哲学体系为前提的。”[6]法国学者罗桑瓦隆指出：“黑格尔是懂得了作为市民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重要意义的首位哲学家，也是提出要对其进行有效批判的第一人。”[7] 在这个问题上，卢卡奇最先探讨了黑格尔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关联，他在其所著《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有充分根据指出，黑格尔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类似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思想运动。“黑格尔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8] 夏莱特也清楚地表明：黑格尔遵循亚里士多德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教导，他已经洞悉了市民社会的矛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门徒黑格尔坚持认为市民社会，根据其定义被不可解决、毋庸置疑的矛盾穿越。不存在综合的可能。……市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对利益的竞争和冲突。他在这一点上完全同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9]
这样，不能不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而这个结论又构成我们领会黑格尔哲学意蕴的重要前提。黑格尔的辩证法参照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或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构建。黑格尔哲学是现代市民社会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意识形态表达，黑格尔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意识形态家。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有自己的目的，也的确达到了当时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度。卢卡奇甚至认为，青年黑格尔在耶拿时期（1801年1月—1807年3月），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本质，洞察到了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偶像化）的问题。[10]

黑格尔的辩证法既然参照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问题就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黑格尔哲学的意义所在。西方两千多年的抽象唯心主义传统一旦遭遇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才是关键所在。抽象的理念王国与现实的资本统治相结合所产下的黑格尔哲学最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只能说明柏拉图以来的一般唯心主义传统融入到了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我们有理由把黑格尔哲学看作现代市民社会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1] 这岂不是说黑格尔已经表述了人通过劳动而产生的逻辑？非也，黑格尔并没有自觉地探讨劳动对于人类社会的基础性意义，更没有把它上升到自己哲学的最高原则。上述解读是马克思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批判性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提升。究其根本，黑格尔哲学囿于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始终没有达到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生活。依卢卡奇看来，德国古典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这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他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达，他视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更加使人确信这一点。作为先验主体，绝对理念具有最深刻的普遍性。马尔库塞肯定：“以抽象的形式表现的理性的普遍性，是社会共同体在哲学上的摹本。”“确实应该承认，黑格尔进一步接近了马克思的抽象和普遍劳动的理论。我们将遇到黑格尔的本体论观念被一个特殊秩序的社会内容的表述所浸透这一事实的最初证明。”[12] 阿多尔诺也指认：“这种普遍性是对劳动的社会本质的一种表达，是一个既精确又为了普遍的唯心主义论题的缘故而将自身遮蔽起来的表达，只有当劳动成为其他事物的尺度而超越个人主体偶然性的时候，它才成为劳动。” [13]
可见，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一方面表象的正是近代以来由资本推动的交换价值对社会生活的统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由理性所主导的对这种物化力量的反思与批判。柯尔施颇有洞见：“在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黑格尔哲学中，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了批判的自我认识不超出它自己的原则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14]

自我意识同化一切，削平一切差异的强制过程就如同交换价值必须成为使用价值的尺度，所以马克思认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15]。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绝对理念哲学是资本创造近代世界历史的理论缩影，不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就无法真正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也曾经点破黑格尔看似虚悬的逻辑范畴与现实交往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16]

二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形而上学
《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学批判的最高成就，其副标题也的确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公认的马克思毕生的两大发现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独立于唯物史观之外的东西。因为资本主义的三重拜物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焦点，这种发现拜物教的视角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实现。如果不从人的生产劳动入手，不以劳动发展史这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为引线，就不可能发现人被资本拜物教奴役这种现象，更不要说展开分析与批判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穷四十年之心力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留下了一个关于辩证法的实践的经典范例。马尔库塞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更恰当的辩证概念形成的例子。”[18] 列宁认为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但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辩证法、唯物论、逻辑学三者是同一个东西。可见，必须把《资本论》本身理解为辩证法。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范畴同时又多半是哲学范畴。“列宁常说，我们应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寻找他的辩证法——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资本论》必定包含了某种东西，可以用来完成或锻造新哲学的范畴——这些范畴肯定是在《资本论》里以‘实践状态’起作用的。” [19]
“以‘实践状态’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必须把《资本论》理解为辩证法的原始阐发和真正实现。阿瑟也点明：“马克思《资本论》中阐述的社会关系和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对应关系的基础，在于交换的‘抽象性’。……‘价值’的交换范畴是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而价值可以被证明为物质事物之间的一种‘形而上’的关系。”[20] 柄谷行人还进一步强调：“为了马克思的‘价值形态论’真正成为解构黑格尔辩证法之著作，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资本论》文本里阅读出马克思的‘提问’——派生出‘主语和谓语的结构’的‘起源’到底在哪里？——，而不是简单阅读出他对主语和谓语所颠倒的事实。”[21]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焦点在于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对人的统治。马克思在分析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时指出，商品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并且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这种“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完全源于其所处的生产关系。可见，马克思穷毕生精力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完全是实证科学的对象，它本身也是形而上学的体现与思辨逻辑的最终根源。因此，《资本论》远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唯物史观的论证或实现，它本身就是历史辩证法的原始阐发。如果把《资本论》仅仅理解为政治经济学，看不到其中的深刻哲学批判，那就是把它看成了十足的实证科学。应该看到，它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形而上学抽象传统的总体性批判。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很多时候把资本主义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放在一起加以批判的原因。既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同时表达了唯心主义的抽象传统与现实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就决不止于政治经济学问题。黑格尔具有两重意蕴，马克思对他的批判与超越又焉能只从一个层面进行？《资本论》的确是一部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经典之作。
正如柄谷行人所言：“所有货币形态以及根据货币形态而展开的思考也可言都是形而上学；反过来说，凡是对于货币形态以及根据货币形态而展开的思考所进行的批判，都化为对于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货币形态’就在于形而上学的根底那里。”[22] 阿多尔诺也充分肯定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价值形态）的分析透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性质，是康德“自在之物”理论的升华。“这种物性诱使主体把自身的生产的社会关系归于自在之物。这一点在马克思论拜物教的一节里已被阐明了，该节实际上是来自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一部分。甚至德国古典哲学体系的动机也幸存于这一节中：商品的拜物教特性并不归罪于主观上迷路的意识，而是客观地从社会的先验，即交换过程中演绎出来的。”[23] 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也是十足的形而上学（“自在之物”）演绎过程。
中世纪，人的命运一直由天国或神主宰着，这种统治甚至还通过阐释、改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而得以巩固，唯心主义被整合到神学的阵营当中，成为僧侣主义的表现形式。近代，理性个体得到极大的张扬，但理性原则的彻底贯彻完全迎合了资本的本性，思辨哲学中理性掌控的人的命运转换成了资本统治下人的异化处境。“到了十九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的身份实行统治。”[24] 一般唯心主义的概念拜物教在中世纪表现为神的统治，现代则与资本拜物教联姻，一起巩固了资本生产中人受抽象统治的命运。“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25] 一旦马克思揭示交换价值与理性形而上学统治的同构性与市民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对资本主义现实统治与意识形态辩护做了双重清算。柄谷行人强调马克思对价值关系所做的分析对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说明叫做‘商品’的物的奇异性之理由，因而《资本论》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论。反过来说，不以《资本论》入手，则无法理解何为意识形态。” [26]

现代社会，黑格尔绝对理念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就表现为资本推动下的交换价值这个真正的共同体重塑社会生活、激发人类个体与群体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从现实的资本生产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这种形而上学的精灵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自由、平等的理念都可以从其资本拜物教的经济母体中找到原初形态。马克思分析道：“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27] 这不正是立足于生产关系的形而上学分析与批判吗？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大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双重拒绝。因此，可以说《资本论》蕴含着对于以往哲学史的总体性批判。
三 超越黑格尔的基本原则及其意蕴
列宁曾经说过：“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8] 这就肯定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背景、即市民社会批判根基上的学理关联。正是鉴于此等理由，阿尔都塞以并非完全夸张的语调反套列宁的话：“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人是理解黑格尔的，因为不钻研和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黑格尔！”[29] 二者的话都说得很重，但无非强调一点，而这一点又一直被人忽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存在学理上的印证、参较关系。这决不是过甚其辞！
明了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做一个宏观的透析。笔者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至少体现下述三条原则。
1、学说隐性背景的超越：劳动的逻辑对资本逻辑的扬弃。
黑格尔哲学表达了资本的逻辑，绝对理念以思辨的形式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就应该阐述现实的生产方式，描述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唯物史观在人类的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对黑格尔以绝对理念的显在形式所表达的资本隐性逻辑的破除就只能立足于人类的劳动。马克思用劳动的逻辑扬弃了资本的逻辑，用生产劳动的历史改写了资本创造的世界历史。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无产阶级终将在劳动中打破现存的生产关系，获得解放。只有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才能超越经由资产阶级法权所巩固起来的资本拜物教，也才能彻底扬弃黑格尔思辨逻辑的顽固的现实基础——市民社会。劳动的逻辑对资本逻辑的扬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点，也是超越黑格尔的关键点。黑格尔立足于市民社会，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2、理念论内在性的穿透：“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逻辑对自我意识的扬弃。
基于隐性的资本逻辑，黑格尔哲学还表现为一般唯心主义，即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这是其显在的意蕴，也是自柏拉图以来哲学理念论的基本表达方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概念拜物教在黑格尔这里表现为无人身的理性或绝对理念的辩证进展。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必然伴随着对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扬弃了自我意识的自我反思。更重要、更关键的是，西方理性形而上学在其实现自身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抽象的内在性原则，就是摒弃现实生活、仅凭概念自身的反思所达到的自足性与肯定性逻辑。当马克思用现实的人的历史发展逻辑扬弃自我意识的抽象逻辑时，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性传统被彻底穿透。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反思性、批判性力量决不在概念自身，也不在自我意识的纯洁性中，而是来自人的生产实践。
3、形式主义的破除：生产关系的历史性逻辑对抽象同一性哲学体系的扬弃。
除了资本的隐性逻辑，无人身的理性或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黑格尔哲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系所加于辩证法的形式主义。他把历史发展的最高形式局限于普鲁士国家主义表明体系最终窒息了辩证法。黑格尔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辨表达，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构成了黑格尔哲学追求抽象同一性的原罪。因此，要想扬弃形式主义，解除体系对辩证法的扼制，只有彻底阐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原则。基于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生产方式范畴揭穿了西方哲学史上追求确定性的抽象同一性形式主义假象，揭示了辩证法的精髓与人的历史境遇之间的关系。通过现实的人的实践改造现有的生产关系正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应有之义和根本立场。生产关系范畴所内具的批判性态度既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把思辨问题变成了现实问题，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上述只是我们宏观把握的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这些原则体现了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意蕴，即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种全面、深刻、整体性的超越。之所以说这种超越是全面的，是因为它既要对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一般唯心主义展开批判，揭露其与宗教神学的同质性和虚妄性，又要彻底反对其隐性逻辑——隐藏在概念拜物教外衣下的资本拜物教。说它是深刻的，是指它必须在反对两重拜物教理论的过程中同时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批判，从对副本（黑格尔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到对正本（经济基础）的批判，从批判的武器转到武器的批判，以实现哲学的方式扬弃哲学本身。这一点使马克思超越了所有的西方形而上学家。说它是整体性的，是因为马克思面对黑格尔所表达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现实相互矛盾的现实文本，必须彻底予以反对，立足于“社会化了的人类”，对现存的一切展开无情的批判，整体性地扬弃市民社会。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最终不光是超越黑格尔，还要超越哲学本身。
结 语：理论后果的检视
现在，必须回过头来，重新检视由于缺乏对马克思如何超越黑格尔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点问题”的深入理解所招致的理论后果。看不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背景，或者不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而上学意蕴，忽视了《资本论》对现代社会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批判，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或者说这种所谓超越就会沦为毫无意义的空话。这种情况表现在两个方面，但都导致一个共同的后果：马克思无法真正超越黑格尔，也无法超越市民社会。
一方面：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蕴和他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背景，认为黑格尔只是一个哲学家，对他的超越就仍然是一种纯“哲学的工作”。这种超越只能看作是对一般唯心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反对，是在抽象中反对抽象，最终不可能真正超越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是典型。
青年黑格尔派只把黑格尔当作一般唯心主义与宗教神学的最大代表，因而无法超出其隐性的资本拜物教逻辑。他们始终只能在一种抽象中反对另一种抽象，在资本拜物教中反对概念拜物教，无法走出黑格尔的意识形态迷宫，更无法超出他所划定的市民社会的地平线。费尔巴哈看出了一般唯心主义与神学的同质性，并且进一步得出了“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深刻的命题，似乎要进一步把握宗教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但是，他仍然无法超出市民社会的黑格尔地基，无法理解神人异化的原因在于世俗社会基础的分裂。总体上他和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只把黑格尔当作一个思辨哲学家来对待。卢卡奇认为 “费尔巴哈一点也不懂得包含在黑格尔‘异化’观念中的经济和哲学的结合”[30]，也就不懂得辩证法的市民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对他而言，只需把黑格尔从醉醺醺的概念王国赶走，就可以打倒唯心主义而恢复唯物主义的王座。所以他通过颠倒唯心主义所得到的唯物主义就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已经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无法深入到社会基础当中。辩证法因无法深入现实而失去了激活的机会，退化成了“思辨哲学家的思辨独白”。一句话，反对了概念，却逃避不了现实。
另一方面：不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形而上学意蕴，把它理解为一本纯粹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翻转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这样，只能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已经由哲学完成了。这种认识最终仍然把超越黑格尔看作一种“哲学的”事业，其结果是马克思同样无法真正超越黑格尔与市民社会。此外，对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来说，更为严重的是，它使人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得不出一个明析的理论轮廓，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特质不甚明了，无法理顺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目前，国内仍然流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地划分为三大板块的作法，这样就无法用一个更高的原则统摄理论全局，以致对于马克思哲学当以什么来命名都还莫衷一是，见仁见智。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理论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传统教研中马克思主义三大板块之间的一致性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质，我们有专文论述。
马克思能否超越黑格尔，此时已事关重大。不能超越黑格尔，就意味着无法超越市民社会，马克思还是马克思吗？行文至此，笔者认为不能形成一种超越目的论的印象，似乎马克思的存在就是为了超越黑格尔。马克思之为马克思，不是为了超越黑格尔，而是为了改变现实，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但是，黑格尔的确构成了马克思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种现实仍然是双重的，同时又是矛盾的。黑格尔辩证方法所面对的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也无法回避。前苏联女思想家杜娜叶夫斯卡娅说得好：“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并没有离开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也没有离开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的绝对……当我们进入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时，我们会看到他的‘绝对’，即建立新社会的‘新激情和新力量。’”[31]
套用斯特林的话：黑格尔属于市民社会，马克思属于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