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查阉党逆案

在惩处了元凶首恶之后，清查党羽亲信的工作，必须全面展开。早在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就已经发布政令，要内阁、六部、都察院的大臣“定阉党逆案”。所谓“定阉党逆案”，就是对形形色色的“阉党”分子进行彻底清查，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
　　当务之急是把“五虎”、“五彪”立即绳之以法。三法司审议的结果，是轻描淡写的，吴淳夫、倪文焕剥夺诰命，田吉、李夔龙革职，田尔耕、许显纯逮捕法办，杨寰、孙云鹤、崔应元削除官籍。显然，三法司的主管首长是有意包庇纵容，重罪轻判。如果“五虎”、“五彪”都如此从轻发落，那么其他人根本就不必问罪了。朱由检大为不满，以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命三法司重新议处。
　　主持此事的刑部尚书苏茂相、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少卿姚士慎，都与“阉党”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所谓“香火情深”，因此对“五虎”、“五彪”之流千方百计予以庇护，目的无非是降低“逆案”的规格，使自己不受牵连。皇帝命他们重新议处，他们仍然阳奉阴违。结果，吴淳夫、李夔龙、田吉、倪文焕仅仅以贪赃枉法罪，判处充军边疆，追缴赃银五千两至一千两不等；田尔耕、许显纯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斩监候；崔应元、杨寰、孙云鹤以知情不报罪，发配边疆充军。

御史梁梦环，把魏忠贤视为父亲，以干儿义子自居，参与杀害杨涟，配合刘志选，弹劾张国纪，企图动摇皇后张氏的地位。
　　蓟辽总督刘诏，唯利是图的无耻小人，以干儿义子身份为魏忠贤建造四处生祠；先帝病危时，派兵三千逼近京城，听任魏忠贤、崔呈秀指挥，妄图发动政变。
　　诸如此类的宵小之徒可以举出很多。御史张纩对这批人依附魏忠贤的手法作了归类：
　　有显而附之者，如建生祠之类；
　　有隐而附之者，如高呼“九千岁”之类；
　　有直而附之者，如动辄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类；
　　有曲而附之者，如与魏良卿结拜为兄弟，认崔呈秀为义父之类；
　　有拙而附之者，如以珠宝讨好之类；
　　有巧而附之者，如以搜刮钱财为公忠，以迫害忠良为精明，驱除魏忠贤仇恨的官员，推荐魏忠贤喜欢的官员之类。
　　御史高弘图接二连三上疏，反复强调：“五虎”、“五彪”之流对于魏忠贤，不过是以杀害忠良来献媚；真正颠覆社稷、动摇宫闱、妄图反叛的党羽是刘诏、刘志选、梁梦环，罪状超过“五虎”、“五彪”，应该严惩。
　　在这种政治风浪之下，一些善于变色的两面派，以及隐藏较深的人物，陆续被揭发出来，例如杨维垣、霍维华之流。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弥缝”——为自己填补漏洞，洗刷、粉饰，妄图蒙混过关。

御史任赞化在奏疏中指出，天下最怕的不是真小人，而是伪君子。伪君子是谁？就是改头换面的太仆寺少卿杨维垣！杨维垣原本与崔呈秀是一丘之貉，他之所以攻击崔呈秀，除了“丢车保帅”的障眼法之外，目的在于为自己留一条退路。对此，任赞化刻画得十分深刻：杨维垣看到“阉党”即将失败，迅速“翻身于局外”，妄想借攻击崔呈秀，使自己“立身于风波不到之地”。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以后，指使有关衙门对杨维垣这个机灵善变的脚色进行审查。几天以后，御史邹毓祚揭发，杨维垣是魏忠贤的党羽，投靠最早，占气最先，眼看苗头不对，立即见风使舵，赶快转身，贪天之功为己功，为自己涂脂抹粉。了解这些情况以后，朱由检下达谕旨，革去杨维垣的官职。
　　兵部尚书霍维华也被揭发，他是阿谀奉承魏忠贤而一步步爬上来的，所谓“满面骄容，浑身媚骨”，三年里面由一个小小的给事中爬上了尚书的高位。此人善于“占风望气”，魏忠贤得势时，借刀杀人不遗余力；魏忠贤失势时，马上摇身一变攻击魏忠贤，博取“反魏”名声。给事中阎可陛、汪始亨以及御史戴相，分别揭发霍维华其实可以列入魏忠贤的“五虎”名单，比其他几个号称“五虎”的人物更为厉害，人称崔呈秀为“山头虎”，霍维华为“云中虎”，两人狼狈为奸。因此当时官场盛传一句政治谚语“蓟州当前，东光接步”，意思是：蓟州人崔呈秀走在前面，东光人霍维华跟在后面，亦步亦趋。朱由检下旨，免去霍维华兵部尚书之职。
　　愈来愈多的达官贵人在清查中显露原形。原任户部尚书黄运泰、原任兵部尚书阎鸣泰，向魏忠贤“摇尾乞怜”、“奴颜婢膝”、“如鬼如蜮”，因而官运亨通。原任工部尚书孙杰，身边藏有“袖珍手册”，上面罗列朝野正直人士的姓名、事迹，称为“门户”（意为朋党），随时提供给魏忠贤打击异己时参考。这些人都遭到“削籍”的处分。

已经死去的原任内阁大学士魏广微也没有逃脱。此人因为与魏忠贤同乡同姓而格外受到器重，他自己干脆与魏忠贤认为“同宗”，以亲信自居。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指出，起先专横的魏忠贤还有点忌惮内阁，自从魏广微卖身投靠以后，就可以利用内阁攻击外廷。于是乎，阉党气焰嚣张，毒遍海内。朱由检原本考虑到此人已死，不想追究；待到罪状明朗化以后，以为非惩处不可。他在谕旨中指出：魏广微借重魏忠贤的威势，钳制朝政，把国家大权交给逆党，是毒遍海内的罪魁祸首。为此，决定取消他的功名，追夺他的恩荫，警戒那些附奸不忠的大臣。
　　与魏广微沆瀣一气的顾秉谦，此时仍在昆山老家逍遥自在，几次弹劾都未能扳倒他。当地百姓怒不可遏，终于引发出六月五日火烧顾府的民众暴动，知县衙门慑于众怒，束手坐视，不加干预。揭发顾秉谦罪状的传单到处流传，群情更加激愤。七月十三日，百姓聚众捣毁顾府部分房屋，七月二十四日人群冲入顾府，洗劫资财，纵火焚烧。年已八十的顾秉谦仓皇逃命，窜入一条渔船躲藏，才幸免一死。

销毁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

确实，倪元璐的政治眼光胜过别如纶一筹，他在题为《公议自存私书当毁》的奏疏中，寥寥数语就点破了《三朝要典》的政治目的：“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之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党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又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这实在是令人佩服的深刻分析：表面上是写历史，实质上是借歪曲历史来镇压反对派。中国历来有借古讽今的传统，魏忠贤居然可以借“史”杀人，宵小之徒可以借“史”升官，历史经过他们这么摆弄以后，变得面目全非了。经过这样的分析，倪元璐得出结论：梃击、红丸、移宫这“三案”，已经成为天下之公议，《三朝要典》则是魏忠贤的“私书”，删改是徒劳之举，必须彻底销毁，然后开国史馆纂修《天启实录》，留下一段信史。
　　朱由检非常欣赏倪元璐的主张，要礼部会同国史馆详细议论此事。多数大臣倾向于销毁《三朝要典》。但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公布阉党逆案名单

自从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以来，“阉党”重要成员已陆续曝光，把他们的名单与罪状昭示于天下的条件成熟了。
　　崇祯二年（1629）正月十七日，朱由检召见内阁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以及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等人，要他们确定“逆案”名单。规定他们必须集中在内阁审阅有关罪证材料，按照罪状分别为首恶、附逆、谄附、倾陷、拥戴，然后会同刑部尚书乔允升，依据法律作出处理。他的宗旨是除恶务尽，但是那些阁部大臣却有点畏首畏尾，力图以和稀泥的方式了结此事。韩爌、钱龙锡等内阁大老，虽然并非“阉党”分子，但都不想树敌过多，招来麻烦，因此第一次报上去的名单只有四五十人。朱由检很不满意，要他们广泛搜求。第二次报上去的名单仍然只有几十人，朱由检发怒了，指责他们不肯按照他的旨意办事，说：魏忠贤一个人在宫内，如果没有外廷的逢迎，怎么落到如今这个地步？你们并非不知道，而是害怕结怨。
　　过了几天，朱由检再度召见内阁大臣，把一个黄色包袱交给他们，里面全是为魏忠贤歌功颂德的奏疏，要他们把这些“结党实迹”整理出来，一一列入名单。阁臣们知道难以回避，便寻找借口推脱：臣等职掌仅限于票拟谕旨，不熟悉法律。再次显露出畏缩怯懦的心态。朱由检不得不委托吏部尚书王永光来操办此事，王永光也不愿意挑这副担子，回答说：吏部只熟悉官吏的考核，不熟悉法律。其实，王永光心中有鬼，不久就有人指责他“阴附阉党”，现在又企图“曲庇香火”，为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朱由检只得把这项工作交给刑部尚书乔允升。
　　如此反复多次，“阉党逆案”名单才得以确定。

如此反复多次，“阉党逆案”名单才得以确定。

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
　　此次清查阉党逆案，除首恶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七类，“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名单五十七人，则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首逆同谋”六人：兵部尚书崔呈秀，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指挥使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按照“大逆”律减等，一律拟斩。
　　“交结近侍”十九人：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署事御史梁梦环、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蓟辽总督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刘诏，太仆寺少卿孙如冽、曹钦程，大理寺副许志吉，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右副都御史李夔龙，丰城侯李承祚，国子监生陆万龄，锦衣卫左都督田尔耕、许显纯，锦衣卫同知崔应元、张体乾，锦衣卫右都督孙云鹤、杨寰等，按照“交结近侍奸党”律，一律论斩。
　　“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大学士魏广微，工部尚书徐大化，吏部尚书周应秋，兵部尚书霍维华，御史张讷，总督尚书阎鸣泰，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右副都御史杨维垣，南京兵部右侍郎潘汝桢，昌平都督郭钦，孝陵太监李之才等，按照“交结近侍奸党”律减等，发配边疆充军。

“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惩处较轻。例如：内阁大学士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户部尚书郭允厚，工部尚书薛凤翔，太仆寺少卿李蕃，户部尚书张我续，工部尚书孙杰，延绥巡抚朱童蒙，工部尚书杨梦衮，右都御史李春茂，吏部尚书王绍徽，左都御史曹思诚，光禄寺卿阮大铖，漕运户部尚书李精白等，只判处“削籍”（削除官籍）。又如：内阁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吏部尚书房壮丽，督师辽东兵部尚书王之臣等，只判处“冠带闲住”（罢官）。
　　由此可见，要真正做到“除恶务尽”，谈何容易！
　　在清查“阉党逆案”的同时，崇祯二年（1629）恰逢考察京官的“京察”，也在进行中，其宗旨毫无疑问是清除官僚队伍中的“逆党”。遭到清除的有：为魏忠贤生祠卖力、屡次向魏忠贤献媚的太仆寺少卿李宣培，拆毁白鹿洞书院的南京太仆寺少卿彭惟城，为崔呈秀专干坏事的太常寺卿蒋一骢，为王绍徽出谋划策的浙江巡抚、兵部右侍郎张延登，把田尔耕认为同宗的四川巡抚、右副都御史田仰，以魏忠贤幕客身份充当《三朝要典》实际总裁的大理寺左寺丞谢启光，以周应秋女婿充当魏忠贤义孙的礼部郎中虞大复，吹捧魏忠贤是“魏祖爷真活神道，到处通灵”的礼部郎中周宇宠等。

从以上揭发出来的材料不难看出，在“阉党”专政的非常时期，大批官员卖身投靠魏忠贤，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对魏忠贤及其亲信献媚邀宠，无所不用其极。到了“阉党”垮台，又千方百计地隐匿掩饰，妄图蒙混过关。“京察”中所揭露出来的只是一部分，不少人还是成为漏网分子。可以设想，假如不清查“阉党”逆案，要想推行新政，几乎是不可能的。以皇帝圣旨的名义“钦定逆案”，清除几百个“阉党”分子，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合理的。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逆案”有些过于扩大，导致后来不断有人企图翻案。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书生之见。事实恰恰相反，崇祯一朝“逆案”中人屡屡企图翻案，到了弘光朝这种翻案风更加嚣张，不仅说明清查阉党“除恶务尽”的方针是何等必要，而且说明由于当时主事大臣手下留情，从轻发落了一些要犯，留下的后患是多么严重。

好快，还准备抢2楼

纵观整个明朝，宦官擅权造成政治祸乱，共有三次，即王振、刘瑾、魏忠贤，一次比一次厉害，而魏忠贤之乱差一点导致社稷颠覆。原因就在于，宦官与朋党合而为一，结成所谓“阉党”。身临其境的政治家兼学者文震孟说得好：王振、刘瑾之时，小人依附他们，被舆论看作“旁门曲径”，偷偷摸摸，唯恐别人知道；到了魏忠贤之时，小人堂而皇之地依附，看作“康庄大道”，“共知共见”，与小人对立的正人君子，全被魏忠贤看作仇敌。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众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涤地无类矣。”
　　朱由检排除种种干扰，对“阉党逆案”进行最大限度的清算，是具有政治家远见卓识之举，是值得称道的有声有色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