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
（1）布尔将其定义为，“一个由国家组成的集团(或者更一般地讲，一个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不只构成了一个体系(即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构成其他个体权衡的必要因素)，而且通过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建立了引导相互关系及行为的准则，使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 （2）在这种国际社会里，主权国家在交往中遵循特定的准则，服从一定的目标，从事彼此间的合作，形成一种特殊的共同体。与这种国际社会相适应的国际关系，特别需要尊重道德和国际法，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关联的运行机制和国际规范。这样，“国际关系一个未言明的事实是，它既不是霍布斯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下的相互冲突局面，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简单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实现联邦制或其他形式的自由联合，而是主权国家在没有统一国际政府情况下的合作与协调式的共处。”

国际秩序
（1）布尔认为，无政府社会的要点是促进和保护国际秩序，国际秩序被界定为国际活动的一种模式或安排，它支持国际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或普遍的目标。（2）他确定了四种目标：维持国际社会；拥护成员国的独立；维护和平；帮助保护所有社会生活的规范基础，包括限制暴力(体现在战争法中)、信守承诺(体现在互惠性原则中)及所有权的稳定性(体现在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原则中)。布尔认为这些都是无政府社会的最根本目标，所有这些目标都具有道义性特点，它们不仅仅是手段性的或完全自利性的，既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3）布尔还区分了世界政治的三种秩序：一是“社会生活秩序”(order in social life)，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它都是人类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二是“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它是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秩序；三是“世界秩序”(world order)，它是作为整体的全人类之间的秩序。他进一步指出，“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根本，因为整个人类大社会的最终单位不是国家，而是单个的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只是暂时的———它们仅仅是人类关系的历史性安排，但是“单个的个人……是永久的和不可毁灭的，在某种意义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则不是”。

国际正义
（1）是指授予国家和民族权利和义务(如自决权利、不干涉权利和所有主权国家被平等对待的权利)的道义准则。（2）“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交换正义是关于程序和互惠的正义，它包括国家间要求和反要求的过程。国家如同市场中的公司，每个公司在经济竞争的框架内尽最大努力争取成功，这预先假定了一个公平的比赛场地：所有的公司都根据市场的相同规则比赛；同样，所有的国家按照国际社会的同一规则比赛，正义就是比赛规则的公平性，即同样的规则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任何人。国际社会的比赛规则通过国际法和外交实践来表达。这就是交换正义，它是国际正义的主要形式。（3）“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义是关于好处的，它涉及好处应当如何在国家间分配的问题。分配正义就强调：穷国和弱国应得到特别待遇，如发展援助等。这意味着不是所有国家都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比赛，有些国家取得特殊待遇。与交换正义相比，分配正义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分配正义涉及的规范事务获得解决的最合适框架是主权国家，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为国内政治事务而不是国际政治事务。但是，随着全球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配正义的问题已经日益侵蚀到国际关系中。（4）世界政治中三个层次的正义：一是“国际正义”，它基本上包括国家主权平等的观念；二是“个人正义”，它基本上是涉及人权的思想；三是“世界正义”，它基本上包括对整个世界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或好的，如在全球环境标准上表现很明显。从历史上看，国际正义通常在世界政治中占主导，自20世纪起，后两种层次的正义已经变得更突出，但它们还没有取代国际正义这个层次，因为世界政治中的大多数正义问题仍然是在国际正义的层次上阐述的。

人权理论
（1）国际社会中，一方面，国家应当相互尊重独立，这是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不仅涉及国家，而且涉及个人，不管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人权。（2）在不干涉权利和人权之间有时会有冲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价值中哪些应当有优先权?如果人权在一国内部受到大规模侵害，能否有一种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社会学派对这些问题主要作出了两种回答：一是多元主义(Pluralist)的回答，它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认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授予了主权国家，个人仅有他们自己国家所给予的权利。因此，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总是第一位的，国家无权因人道理由干涉他国。二是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的回答，强调作为国际社会根本成员的个人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进行干预，以便缓和人类不幸的极端情况。 “这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如果某个国家因其所作所为而激起人类良知的义愤，局外人即有责任作出反应。”应当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宣称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论调与国际社会学派的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理论有密切的理论渊源。

依附及依附论
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条件受制并从属于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和经济扩张，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经济可以独立发展，而受支配的国家只有附属前者才能发展。（1）激进主义依附论。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认为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和卫星国中心—农村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外围”的发展与“外围”与“中心”的联系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张一种外围与中心“脱钩”。 阿明的理论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 （2）改良主义依附论。卡尔多索“指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因此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3）主流依附论 多斯·桑托斯认为，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在这一时期，依附研究的重点应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当代有三种依附形态，即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

建构主义及其三个结构要素
（1）最根本的因素是共有知识。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在这个环境中，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种共有知识或曰结构：当主体间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相互猜疑，使它们总是对他者的动机和意图作出最坏的估计，那么，一旦一方增加军备，另一方势必感到威胁，结果就是安全困境。（2）物质性因素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结构包含不可化约为观念的物质性因素，如国家的实力。但是，物质性因素本身的意义十分有限，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3) 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温特认为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存在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建构。这个论点强调进程，也包含了社会结构变化的可能。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是静态结构：结构总是由主要国家的实力分配构成的，所以，虽然结构的形式可以变化，可以从单极到两极到多极，但结构的实质不会变化。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观念构成的。比如，国家可以建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如果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发生了变化，观念发生了变化，国际体系的结构也就会发生变化。

三种无政府文化
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场景中通过互动产生的共同观念，是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国际体系文化就是国际社会中这些共有观念的分配，或者说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规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造就的。国际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角色结构指行为体所相对主体的位置。国际体系中可以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enmity)。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主权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主权。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主权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主权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第三种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①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虽然霍布斯、洛克、康德文化都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文化形态，但其内涵截然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无政府逻辑。至于哪一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则要看作为施动者的国家怎样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进行文化建构。这就是温特著名的论断：“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施动者造就结构，结构也建构施动者。

行为主义
主张使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家关系，其科学哲学基础是科学实在论，主要观点包括：（1）人类行为存在着可以认知的规律；（2）通过实证研究可以检验、证实这些规律；（3）强调研究过程，注重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可信性；（4）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是可能的，主张研究过程不要受价值标准影响；（5）建立不同于应用性研究的纯理论。

辛苦了，找了这么多概念解释，已加精

卡普兰国际系统六模式
1957年卡普兰在《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一书中最早提出国际系统六模式。这些模式是按照一体化的程度进行排列的，是设想出来的具有启发性的模式。1．“均势”系统，主权国家是唯一的行为主体，各自以一种互相补充的方式单独行动，不存在政治子系统；2．“松散的两极”系统，既有国家，又有超国家的行为主体——集团行为主体和全球行为主体，并存着两个主要集团行为主体，国家、国家集团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相互制约；3．“牢固的两极”系统，整个世界分为两大集团或阵营，不存在其它的行为主体，基本特征是缺乏统一性和稳定性；4．“全球性国际政治”系统，这是一种一体化的、统一的系统，国家和国家间联盟的行为都将受到全球性政治规则的约束；5．“等级制”系统，由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凭实力将其意志强加于他国而形成，以专制独裁为基本特征；6．“单位否决”系统，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的政治系统模式，所有行为主体均拥有毁灭他国的能力，但同时又无法防止自身的毁灭，各个国家各自为政，依靠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互相威慑。

霍尔斯蒂国际格局四种类型
加拿大学者K.J.霍尔斯蒂主要通过对国际关系史的考察，归纳出国际政治格局的不同类型。它的分类依据五个方面，即系统的界限、系统成员的特征、系统的结构、系统成员相互作用的形式、调整系统的相互作用和运转过程的规则和惯例。1．等级制模式，权力集中于一个单位，系统内的相互作用成自上而下的等级状态，如中国古代的周王朝；2．分散型模式，权力归于系统内各构成单位，各单位实力均衡、彼此独立，如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意大利城邦国家时期、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欧洲；3．分散的集团模式，既有对立的集团，又有非集团和不结盟的角色存在，相互交流、相互制约，如古希腊时期、19世纪末期、二战以前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4．两极模式，两大集团对立，权力集中于集团领导国手中，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成员国之间相互作用，如拿破仑战争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

国际政治力量
指在国际舞台上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并对国际政治的运行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单位。

三角关系及其意涵
在几何学上，三角形的二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在中国古代乃至欧美，常有小国的政治家把三角形二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几何学理论，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以求得小国的生存和发展。到了现代，在国际政治中，较早地把“三角关系”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阐释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教授。对于“三角关系”（理论）的讨论，在冷战（Cold War）时期达至鼎盛。其主要目的和研究对象，就是针对当时的中苏（俄）美三角关系。在该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首推美国的政治学家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他首次将博弈（Game）概念引入“三角关系”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当中，并创造性地把三角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三人共处”型、“浪漫三角”型、“稳定婚姻”型和“单位否决”型，进而对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形成与演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其经典之作《战略三角：基于博弈理论的一个初步分析》中，洛厄尔·迪特默坦率地指出“枢纽”（pivot）是战略三角中最为有利的一个角色。很明显，在他看来，美国应当在中苏（俄）美三角关系中处于“枢纽”的主导地位。在国际政治中引入“三角关系”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和解释力。“三角关系”是指一种由三点构成并维持的一种稳定的状态，“三角形的稳定性”就是对三角关系的恰切说明和阐释。它强调的是“三角关系”中三方相互之间的牵扯、影响和互动，以及因一方或两方中双边关系的变动而产生对第三方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三角关系”理论的提出，最初是被用来描述和分析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中国三方之间关系的。在中苏（俄）美三角关系中，由于中国、苏联和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它还涉及因一方或者两方中双边关系的变动而有可能产生的对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冲击。目前，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模式，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国际政治中去。例如，中俄美之间、中日美之间、中欧美之间的战略三边关系。

格局
即事物内在的结构、形式或状态。国际格局指的是活跃于世界舞台，充当主要角色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相互作用和组合形成的一种结构。

国际格局
指的是世界上各国或国家集团在合作与竞争中、在实力上和利益上达到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或均衡。对国际格局的理解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角度：1．从历史或动态的角度看，力求回答“国际格局何以至此又将去何方”，人们常说的“时代问题”就与此密切相关；2．也可以从时代的横断面或静态的角度观察，即透过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层面，或汤因比所用的器物、制度、观念三个层面，来对现今的世界加以描述；3．也可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即通过比较各国家或国家集团，也可以将其统称为各种力量，在既定或未来格局下的获益和受损程度，来理解和把握世界格局脉络；4．还可以从世界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或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中，从其构造世界秩序的理念和意志力中，来对国际格局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