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失败）
刘邦允许百姓私自铸造，其实是为自己开了一条广开财源的门路。如此一来，军费问题便可以自行解决。可这样的后果是，“榆荚钱”的大量铸造，一方面排挤了布帛货币，增加铜钱的流通量。另一方面，铜钱的过量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反而促进社会危机进一步恶化。
《汉书》：“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了缓解军费紧张的困局，对外宣称，秦半两钱太重，不利于使用，允许民间私自铸钱。“五分钱”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流行的。私自铸小钱之风在秦末兴起时，项羽虽为霸王，却不能掌控天下全局，私自铸钱之风已无法遏制。既许私铸，又无监控，小钱、轻钱掺进钱币流通领域。肉薄孔大，钱重甚至不足一铢者，比比皆是。
🌸刘邦允许百姓私自铸造，其实是为自己开了一条广开财源的门路。如此一来，军费问题便可以自行解决。可这样的后果是，“榆荚钱”的大量铸造，一方面排挤了布帛货币，增加铜钱的流通量。另一方面，铜钱的过量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反而促进社会危机进一步恶化。

👉 吕雉（成功）
吕后颁布法令，禁止私铸铜钱。这条禁令史书未载，但从其它的史料可以推测出来。
《史记·吴王濞列传》提到“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这里使用了“盗铸钱”的表述方式，说明私人铸币行为不合法度,就再次印证了吕后时期禁止私铸货币的现实。
关于吕后禁止盗铸货币的禁令颁布的时间,随着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已非常明确，因为《二年律令》中就记载有当时对私铸货币者和相关人员的具体刑罚，就足以证明盗铸禁令的颁布时间始于吕后二年行八铢钱之时。
禁铸令的颁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探索的过程标志着国家对货币的控制正在逐步走向更高层面。

西汉政府用稳定货币购买力的办法稳定物价。西汉初，因物资的缺乏引起通货减重，因物资缺乏和通货减重引起物价剧烈上涨。《史记·平准书》说，当时“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一金一万钱)，刘邦、吕后时解决物价上涨的办法是，①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②实行通货减迅，降低货币购买力，③巫农抑商，抑制商业发展;④吕后时一度停用恶币，币值升为八铢。
——马僔

《汉书·高后记》高后二年禁止民间私铸钱币“行八铢钱”，后为了应对匈奴和赵佗称帝筹集资金，减轻铸币压力，对货币铸造实行减重，高后六年“行五分钱”。

👉刘恒（失败）
🌑 汉文帝刘恒放任民众铸造钱币、冶炼铁器、煮制食盐
桓宽《盐铁论.错币》：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翻译：大夫说：“汉文帝时期，放任民众铸造钱币、冶炼铁器、煮制食盐。吴王刘濞擅自垄断沿海湖泽，文帝宠臣邓通垄断西山铜器。崤山以东奸诈狡猾的人，都聚集到吴国，秦地、雍地、汉中、蜀郡的奸民都依附邓通。吴王、邓通钱币遍行天下，因此朝廷才有铸钱的禁令。管制法规一旦确立，奸诈作伪之风就平息下来；奸诈作伪之风平息，民众就不期望非法所得，而去各自从事他们的本行，这样，他们不返回农业根本又做什么？因此国家统一铸钱，民众就不会产生二心；货币由国家发行，下民就不会产生疑问。”

👉钱轻物贵是刘恒的货币改革导致的
🌑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汉书.食货志》
🌑(刘彻再次立法禁止盗铸）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胜数。(那是谁导致的呢？)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
👉以上全部来自《汉书.食货志》

👉 刘彻（成功）
🍂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铢钱。
《汉书·武帝纪》师古注曰：「新坏四铢钱造此钱也，重如其文。见食货志。」这次改革使铜铸币的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恢复一致。这一措施，第一次改变了“半两”这一相沿下来的货币单位名称。
🍂第二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后，因为其时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等价流通，再加上盗铸盛行，故三铢未能坚持流通。因此，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史载：“有司一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两‘“。这与文帝四铢钱不同的地方是它铸有外郭，故被钱币学家称为“武帝半两”。
🍂第三次改革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又下令重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为了抑制盗铸，汉武帝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此次改革，是汉武帝历次币制改革中动作较大的一次。
在第三次改革前，由于汉武帝内兴功利，外事四夷，连年征伐，开拓疆土，国家财政空前膨胀，很快便耗尽了文景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造成“县官大空”。在这个背景下，汉武帝开始了第三次货币改革。
《史记·平准书》载，“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闲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裏取鎔，钱益轻薄而物贵，则逺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縁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後得行。”，即皮币的实行，主要是为王侯宗室朝觐聘享之用，使他们向中央政府的纳贡不受劣钱影响。
🍂第四次改革
元狩五年（前118年），仅仅在上次改革一年后，汉武帝又开始进行第四次币制改革，改革内容是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半两也被明令废止，“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当时的盗铸铜钱者往往通过磨取得到铜屑，再将铜屑鎔铸为钱。“周郭其下”的五铢钱，因为有郭为保护，难以被磨取铜屑，故能够有效防止盗铸。
五铢钱轻重适中，比较适合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情况及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故在汉武帝以后的西汉，乃至东汉、蜀、魏、晋、南齐、梁、陈、北魏、隋等朝代，均有铸造，历时长达739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仅在西汉，“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汉书·食货志》载，“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师古曰：「守，郡守也。相，诸侯相。」）”

🍂第五次改革
为扭转上述“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13
的被动局面，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
如淳曰：「以赤铜为其郭也。今钱见有赤侧者，不知作法云何。」索隐曰锺官掌铸赤侧之钱。韦昭云「侧，边也」，故晋灼云「以赤铜为郭。今钱见有赤侧者」。钟官赤侧，一称赤侧五铢，因《汉书·食货志》将“赤侧”作“赤仄”，故也称赤仄五铢，汉书音义曰：「俗所谓紫绀钱也」。新铸的“赤仄五铢”质量上乘，一枚等同于郡国五铢五枚之值。
“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白金终废不行。”故在此之前铸行的白金三品由此罢废。
🍂第六次改革
由于赤仄五铢的比价是郡国五铢的五倍，在流通过程中产生诸多不便，而且因为其盗铸获利更多，故吸引了私铸与盗铸者铸赤仄五铢。赤仄五铢铸行二年后，因为“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
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年），将铸币权从各郡国收归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对五铢进行统一铸造和发行。“於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所谓“三官五铢”或“上林三官钱”便是该次改革后铸造的五铢。
《史记·平准书》裴骃集解：“汉书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锺官、辨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如曰是，则上林三官指钟官、均输、辨铜令，乃水衡都尉的属官，统管铸钱。水衡都尉是中央政府为推广均输法而新设的官职，其办公地点为长安上林苑。三官五铢的边郭工整且重量准确、钱文秀丽，是质量上乘的铜钱，其盗铸成本较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王莽（失败）
王莽即真前后多次改革币制。武帝后，汉代社
会长期流通五铢钱。公元7年，王莽铸造大钱、契刀和错刀等三种大币，和五铢钱并用。公元9年，王莽废除契刀、错刀和五铢钱，另铸重一铢的小钱，和大钱并用。公元10年，王莽再更币制，将钱币称为宝货，分为金、银、龟、布、贝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众多的钱币投向市场，民众换算复杂、真伪莫辨，新政权严禁民众继续使用五铢钱，造成金融秩序严重混乱。王莽不得不妥协，仅使用大钱和小钱两种货币，将龟、贝、布币暂停使用。公元14年，王莽废除大小钱，发行货布和货泉两种货币，其中货泉重五铢，一个货布等于二十五个货泉，相当于新政权又回归了五铢钱。

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措施，史称“王莽改制”。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将天下田改曰王田，以王田代替私田；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样，均不得买卖。其后，改革币制、官制，规定盐铁官营，山川河流收归国有。
由于汉末以来，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地方搜刮盘剥，再加上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所以人心浮动，政治危机愈演愈烈。王莽执政以来，为了获取民心，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但也始终未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王莽当上皇帝后，企图通过复古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来达到他治国安天下的理念，于是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但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而且在推行时手段和方法不正确，在遭到激烈反对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各豪强和平民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