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辞：

1824年5月7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凯伦特纳托尔剧院首演，并收获了巨大的成功。在当时听力已经严重恶化，其音乐地位受到意大利歌剧强烈冲击的贝多芬凭借着这部巅峰之作的逆袭，创造了“扼住命运咽喉”的生命奇迹。这阙有力表现人类追寻自由和尊严的坚韧意志的英雄颂歌之所以获得如此广泛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它的合唱部分是以德国著名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而谱写的。席勒在这首诗作中生动展现了人类胜利挣脱种种思想枷锁，最终实现主宰自身命运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乐观前景。应当说，这种理想前景所呈现的是自笛卡尔以降人类自我形象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人类不再被动接受自然灾难和专断权力的摆布，而是勇于运用理智和现代科技锻造的力量去改变自身的命运。在摆脱了缺乏经验基础的形而上学教条之后，人类作为认知主体，可以凭借理智的自发性无限构造出合理可靠的知识；在摆脱了某些为专断权力辩护的神学教条的束缚之后，人类作为政治主体，可以凭借无限的意志实现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不再是被困于魔瓶中的精灵，而是在逃出魔瓶后成为了可以宰制世界的主人。

然而，自此以后两个世纪的人类历史并没有完全沿着这种美好图景所指明的方向发展。自认为已经成为世界主人的人类在权力的宝座上依旧发现自己是不自由的，人类甚至会在某些至暗时刻深切感到诸多晦暗不明的事物对自身的莫名威胁。人类的这种焦虑不安贯穿了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黑客帝国》的整个剧情。按照这部电影的描绘，人类在不远的将来被强大的人工智能彻底击败，大多数人类被囚禁于狭窄得根本无法动弹的营养皿中。“基体”这个超级人工智能计算机通过脑机接口不断对这些囚徒的大脑输送虚假的电子信号，让他们产生自己是繁华盛世主人的幻觉，而这些囚徒的兴奋和狂热所产生的生物电则为地球上的人工智能提供基本的动力。可悲的囚徒尽管在狭小的培养皿中沦为人工智能的“干电池”，却依旧自诩为“宇宙之王”，这种虚妄的幻觉不啻为对那种将人类作为世界主宰的理想的绝妙反讽。

正如保罗·利科指出，任何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作品都不仅仅是纯粹的虚构，而是帮助人们发现越来越细腻的自我体验的叙事，通过这种叙事技巧，作为主体的自我就可以把握到那些“决定我们最深处本质”的历史时刻和生存境遇。《黑客帝国》中那个梦魇般的叙事，显示的恰恰是人类在将自己“捧上神坛”时走向“自我迷失”的生存境遇。在戈尔·格罗特看来，这就是人类主体主义在当代所遭遇到的困境的生动体现，而他对有关自我的哲学史叙事的独特重构，通过结合诸多发人深省的文学叙事，为当代读者展示了诱使人类主体主义走向自己反面的隐秘缘由。

一
宰制世界的哲学愿景

《黑客帝国》的创作灵感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普特南假设，一个人被邪恶的科学家做了一次手术，他的大脑被从身体上截下并放入一个营养缸中。科学家将他的神经末梢与超级计算机相连接，因此这个大脑的主人具有一切如常的幻觉，但他所感受到的人群、物体和天空等事物，实际上都是计算机传输到神经末梢的电子脉冲的结果。普特南想要知道，这个大脑是否可以在想到或指称自己是“缸中之脑”时不陷入自我反驳的立场。

初看起来，笛卡尔诉诸对上帝的信仰来解决这个疑难问题，这似乎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通常做法并无太大差异。但实际上在这个论证过程中，笛卡尔通过提出“我思故我在”的主张而极大提升了人的理性自我在存在之链中的地位，人成为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Subjectum）。这也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占据了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并成为了评价一切存在者的价值尺度。随着这种人类主体主义的确立，现代哲学不再满足于仅仅成为与严酷命运和解的“承受的技艺”，而要成为通过科技有力改造现实的“控制的技艺”。

依循笛卡尔的思路，凭借着现代科技的强大实力，人类作为理性主体，最终将成为万事万物乃至自身命运的承载者与支配者。然而，在英国医生威廉·哈维的《心血运动论》的影响下，笛卡尔将人体视为一架严格按照机械原理运作的机器。倘若人体的活动是被包括机械原理在内的科学定律严格决定的，那么人类的理性主体又如何支配身体并表现自身的自由意志呢？即便笛卡尔引入了松果腺来解释身心的互动关系，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解答。笛卡尔之后的理性主义者通常都有意无意地求助于上帝的概念来回避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但在牛顿古典物理学所确立的机械化的世界图景下，这种做法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当拿破仑抱怨数学家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何以没有提到上帝时，后者直言不讳地表示“不需要这样的假说”。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甚至主张人也是一种机器，精神只不过是物质性大脑的一种功能，因此人的自由恰恰体现为对自然欲望的必然规律的服从。

康德对这种观点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如果允许自己在自由中被欲望引导，那就是让自我完全成为情欲的奴隶。“恣意的自由实际上不是自由，它无视那些让人能在自然界中占据如此特殊地位的特性，使人退回受吸引与排斥、荷尔蒙与欲望支配的自然机械状态，这恰恰是动物的特征。”为了消解因果律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康德将世界分为“现象”与“本体”两个部分。因果律支配的是现象世界，而理性无法用因果律加以描述的本体世界则预设了道德主体的自由意志。如果说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对自由意志构成的威胁，在康德的前两大批判中表现为自然人和自由人的矛盾，那么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找到了克服这种矛盾的先验人类学路径：他一方面在人的审美活动中为超验自由找到了感性和情感的根据，另一方面又从人的有机身体的合目的性上推出了最终的道德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哲学在康德的哲学人类学中“完成了将人作为主体的明确转变”：人类的理性主体不仅是普遍有效的经验知识的先验基础，而且还将凭借理性主体的自我立法建构出有力捍卫人性至高尊严与价值的自由王国。

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发展，力图运用理性主体的思辨智慧来揭开本体世界的神秘面纱。对于黑格尔来说，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都受绝对精神的支配，绝对精神作为宇宙万物的内在核心，是引导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其中的主奴辩证法贯穿于重大的人类历史事件。根据这种辩证法，主人为了享受物质给自己的欲望带来的满足，就不断依赖于奴隶对物的加工改造，这削弱了主人作为自为存在者的意识。奴隶则在这个劳作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技术力量和自主意识，并利用种种“历史的狡计”来实现主奴关系的转化。黑格尔的这种观审人类历史的辩证智慧，再加上费尔巴哈对“人神”无限创造性和全能意志的神化，极大增强了人类在哲学上抹去上帝这位绝对的主人，并将自己放到上帝的位置上主宰世界的野心。他们相信自己砸断的是锁链，赢得的是整个世界。在这种新的世界图景下，原先自称为奴隶的人类将自己的生命作为主体，带到了存在者整体的中心位置，其现代化的基本过程也就成为了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人类寻求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并施行“对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

黑格尔对转化了主奴关系的主体不无嘲讽地评论道，这种主体的敌人形象往往只不过是“在被打倒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所以这种主体的“意识不惟不能驱除敌人，反而老是和敌人纠缠在一起，并且看见自己不断地为敌人所玷污，同时它努力从事的内容不惟不是有重要性的东西，反而是最卑贱的东西”，其中所发现的只是这样一种人格，“它局限在自己狭隘的自我和琐屑的行动中，它老是怀念忧虑着自己不幸的和贫乏得可怜的处境”。这种主体即便摆脱了受奴役的地位，但依旧无法培养出克服自身奴性的健全精神品质，因而无法真正实现主宰自身命运的自由。

20世纪智识思想的发展进一步昭示了人类主体主义的不详前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表明，人类的自我并非如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自明的，而是像海面上的冰山一样，显露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分有意识的层面，剩下的绝大部分自我处于无意识状态。在无意识中被理性长期压抑的性欲和攻击欲，在特定处境下则可能以反弹的方式爆发出来，对既定文明秩序造成致命的威胁。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进而指出，此在的在世界中的存在会在常人的闲言和两可中沉沦于遗忘存在的迷失状态。只有向死存在所引发的忧惧才有可能唤醒此在痛下决断追寻本真存在的良知。

应当说，自从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之后，人类的绝大多数成员并没有因此享受到成为世界主宰的权力和自由，反倒是在诸多战争和zz动荡中不断被抛入朝不保夕的悲惨境遇。萨特却并不认为这足以构成对主体主义的决定性反驳。他在自己创建的存在主义式的人道主义中主张，不管一个人的被抛境况多么有限，这个人仍然拥有否定周围世界并借助这种否定所制造的生存裂缝来超越自身局限性，成为他真正所是的那种人的自由。萨特相信，自由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的自由存在的根基就在于“从那些不经他允许就禁锢他、束缚他、逼迫他和限定他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能力”。凭借自由选择的坚定意志，人就可以把自己的有限性提升到一种新的无限，成为“他自己世界的主人”，并“创造和决定着世界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