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丹
文献名：胡丹.崇祯帝密旨收葬魏忠贤说考辨——兼论“甲申”政治叙事[J].贵州文史丛刊,2020(03):17-24. DOI:10.14040/j.cnki.52-1004/k.2020.03.004.

一、“密旨收葬”说的由来

需要指出的是：此事五天之后，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

当国变的消息传来，身在南京的著名文人冯梦龙，采访陆续南逃的人士，广辑北京之变的消息，很快编成《甲申纪闻》一书。他说：
龙辑《纪闻》已毕，且付剞劂矣，复有传来《燕都日纪》一册，不知出自何手，其叙事颇详，多前所未闻，且云出于目击，自三月朔迄四月十三，凡四十二日事，并刻以备史臣参酌之用。[5]

可知《燕都日纪》的流传早于《甲申纪闻》的成书，它是江南最早的关于北京之变的新闻报道之一。次年（弘光元年乙酉，1645年），冯梦龙又将其收入甲申之变的“新闻集”《甲申纪事》。此外还有一种《纪录汇编》本，即莫釐山人增补本。[6]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称《燕都日纪》：
是书惟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一事，为诸稗乘所未载，颇属异闻。尝读祁门张静斋侍郎（按：即张瑷）请毁香山碧云寺魏忠贤墓疏，窃疑逆奄身受显戮，安得易代后尚有遗冢？及阅是书，始知庄烈帝曾有是命，殆即其党曹化淳为之营造欤？[7]

傅以礼是晚清学者，所著《华延年室题跋》考证晚明史料颇详，从其所述“是书惟密旨收葬”来看，他所见《燕都日纪》为莫釐山人增补本。该书原本三月十四日仅记“起复曹化淳”一事，增补本不仅多了一条“南京孝陵夜哭”，还多出一句“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应据《明季北略》所补。[8]

傅以礼说《燕都日纪》“惟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一事，为诸稗乘所未载，颇属异闻”，未确。明末人杨士聪在对时事坊刻作“核真”工作时，亦提及此事（见下节）；在另一种流行的新闻出版物《再生纪略》里，也有简略记载，系于三月十四日“上颁罪己之诏”条下，云：
上忽传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群臣力止之。[9]

粗粗一看，似与《燕都日纪》无异。可是细绎文本，两说其实很不同：其一，《日纪》说“传谕”，《纪略》却说是“密旨”。其二，《日纪》仅言“传谕收葬”，没有提到廷臣的反应，《纪略》说“群臣力止之”。其三，《纪略》未言旨意是对太监曹化淳奏请的反应（“忽传”之因不明），也没有“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奏言。二相校读，除了“收葬魏忠贤遗骸”这一动议外，其余均不相同。

二、“收葬魏忠贤”说不可信

所幸明末材料丰富，我们回到历史本身，利用史料相互参证，不难发现，所谓“收葬魏忠贤”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假新闻”。主要有四不可信——

一不可信：该说以太监曹化淳为动议者，称曹曾“事故珰忠贤”，这是一误。

曹化淳是明末著名太监，他出身崇祯帝潜邸（信王府），这是他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曹氏最早见于史籍，是崇祯二年三月，以皇子诞生加恩，“司礼监太监高时明、沈荫、宋普[晋]、王永祚、李凤翔、金忠、曹化淳各荫弟侄一人为锦衣卫指挥佥事”。[11] 此时曹化淳已是炙手可热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而就在这次加恩的前几日，崇祯帝刚刚发布上谕，钦定以魏忠贤为首的“逆案”，一大批魏氏名下太监遭到惩处。[12] 假如曹为魏的私人，以崇祯帝的“察察之明”，岂会重用他？

事实是，曹化淳出自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前司礼太监王安之门。史载：崇祯十年秋，常熟人张汉儒讦奏钱谦益、瞿式耜，钱氏下狱几死。幸亏他曾经为故太监王安写过祠记，“司礼太监曹化淳出王安门，愤其冤，发汉儒等阴谋，立枷死”。[13] 明确记载曹化淳出自王安名下。王安惨死后，魏忠贤对其名下宦官进行了迫害，把曹化淳派到“冷局”王府当差，算是一种贬逐，谁知机缘巧合，信王后来继承皇位。

曹化淳深得崇祯倚信，地位越来越高，先后总督东厂、提督京营戎政，直至升任司礼监掌印。[14] 但在崇祯后期，曹化淳失宠，罢官闲住，可能因为在农民军攻来前，他奉旨捐献，比较慷慨，拿出白银数万两（一说三万，一说五万），以此复得崇祯欢心，才在城破前几天，命他戴罪守城。而所谓“密旨收葬”，就附记于此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