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博
文献名：秦博. 勋臣与晚明政局[J]. 史林, 2015(04): 73-89+220.
原文链接：http://qinghistory.cn/msyj/429303.shtml

摘 要:
明代自永乐朝开始从制度上限制勋臣参政，但仍保持他们世袭的尊隆地位。此后勋贵群体出现位高权低、迅速腐化蜕变的趋势。嘉靖皇帝优恤勋贵的做法激发了部分勋臣的参政欲望，万历朝诚意伯刘荩臣即是通过介入党争、为难东林官员而捞取政治利益的代表。至南明弘光朝，诚意伯刘孔昭等大批勋臣依附于马士英、阮大铖，以贵胄之尊压制东林党人，协助阉党操控铨政，从而加速了弘光政权的败亡。勋臣恶意介入朝政的现象将明代勋臣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东林党人弘济时艰、坚持行政合理化的努力于政争中亦可见一斑。
关键词：
明代勋臣；诚意伯家族；明季党争 ；铨选制度；弘光政局

勋臣介入明季党争的现象曾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但相关论述绝少从制度沿革和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深入地剖析。[1]酿成勋臣介入党争进而勾结阉党的恶果，朔其缘由，远可推及明初勋臣制度之肇基，近则发轫于嘉靖朝勋臣政策的调整。明代体制限制勋臣参与朝政，世宗优恤勋贵，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勋臣权力的限制，客观上激发了勋贵阶层谋求政治权力的心理，万历朝诚意伯刘荩臣介入党争的趋势已露端倪。至弘光朝，以诚意伯刘孔昭为代表的一批勋臣依附奸臣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排挞东林党人，争夺政治权力；他们的“干政”[2]行径加速了弘光政权的覆灭。以往有治明季党社史的学者十分费解万历以后诚意伯家族何以世代与东林学派并东林党人作对，考察嘉靖以后勋臣价值取向的变化，这一问题不难找到答案。是故笔者拟分析勋臣介入明末党争的原因并厘清其线索，揭示其对政局之影响，籍以考察有明一代勋臣制度的得失，并从一个侧面诠释东林党争的核心问题。

一 明中后勋臣参与党争的历史背景

（一） 世宗勋臣政策的影响

明代勋臣的政治权力状况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3]朱元璋起初授命开国勋贵管理各种军政庶务，后又对其展开致命打击。永乐朝秉持“重勋旧武臣”[4]的传统，亦隐约出现限制勋贵实权的趋势。至明代中期，朝廷逐步形成“禁勋臣预九卿事”和“以文统武”的政策，勋臣位高权低的政治地位基本固定下来。关于“禁勋臣预九卿事”，《续文献通考》载：“凡公、侯、伯之任，入则掌参五府总六军，出则领将军印为大帅督，留都关筦钥辖漕纲，独不得预九卿事”。[5]此法限制了勋贵在军事以外的行政职权，而“以文统武”格局又使勋贵的军权受到文臣节制。晚明入华的西方教士利玛窦以独特视角概述了“以文统武”格局对勋臣的影响：
对于解放国家的人和持同情态度的领袖们，也赐给荣誉头衔和年俸，他们被任命为军事长官，薪俸优厚，但和别人一样受到文官的管辖。[6]

明廷抑制勋贵介入朝政的体制，延续了秦汉以降，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建立以后注重能力资格的官僚政治取代注重身份性资格的贵族政治的历史发展趋势，但明代勋臣依旧与皇帝关系特殊，他们世代保有尊容的寄生阶级地位，法定身份在一般文武大臣之上。从勋臣所掌各种职权而论，其中统领五府、侍卫的实际军政效力虽不高，但体统颇重，具有特殊的礼仪意义；而主持国家祭祀、参与朝会大典更突显了勋爵凌驾于品官的礼法地位。此外，提督京、团营之权受节制较少，诚为勋臣的实权所系。整体而言，勋臣位高权低，权位不相称，但他们的职权又性质独特，非其他朝臣可染指。这种扭曲的权位状况更加剧了勋贵的腐化，使他们成为长期盘踞在两京朝堂之上的“准政治阶层”。一些勋贵不满于职权狭窄且为文臣节制的政治境况，其参与政治的欲望很容易被激发出来。至世宗入统，一连串事件相继发生，为勋臣逐步介入党争、影响政局提供了直接条件。

世宗以外藩入统，极力拉拢利用朝中各种势力，勋贵当然不例外。嘉靖帝特别优待勋臣的举措有二，其一是复洪武、永乐朝停封的李文忠、常遇春、邓愈、汤和和刘基五家勋臣爵位；其二是超越体制地扩展部分勋贵的职权。

嘉靖十年（1531）六月，刑部主事李瑜提出请复诚意伯爵位，于是世宗令吏、礼两部商议复李、常、邓、汤、刘五家勋臣爵位的事宜。两部官员认为刘基是堪比张良、诸葛亮的开国首要谋臣，且太祖帝“召谕再三”许其家族世袭爵位，“丹书之誓俱存铁券”，故请皇帝遵照“兴亡继绝、讨论大政、酬德报功、修复今典”之义裁定，世宗最终准刘氏嗣爵，并诏李、常、邓、汤四家亦继封“以副皇祖报功之意”[7]。嘉靖十一年（1532）四月，世宗封常玄振怀远侯、李性临淮侯、邓继坤定远侯、汤绍宗灵璧侯，两个月后又复刘基后代刘瑜为诚意伯。[8]

嘉靖朝被皇帝特别任用的勋臣乃武定侯郭勋和咸宁侯仇鸾。郭勋在议礼活动中表现积极，《万历野获编》有“张永嘉（璁）暴贵，武定侯郭勋首附之，因得上异宠”之说。[9]仇鸾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的“庚戌之变”中以大同总兵身份领兵勤王，世宗命他为平虏大将军，统各路勤王兵马，可“斩副总兵、文官三品以下懦不战者”，大臣皆畏惧之。[10]蒙古兵退后，世宗加仇鸾太保衔，下诏奖誉之。[11]此后仇鸾又趁世宗欲惩处夏言之际，迎合严嵩以倾轧夏言，再次得到皇帝的信任。[12]

世宗不吝赋予郭勋、仇鸾军政大权，纵容他们常态化地压制文臣。如命郭勋总五军营、督团营、领后军都督府、督理四郊兴造，[13]郭勋甚至因督建功得以“拜太师，后又加翊国公世袭”[14]。《嘉靖以来首辅传》载，郭勋常恃宠“上书论劾大臣”以争权，而嘉靖帝对其所论“无不立应”[15]。《明史》又载，郭勋“陈时政”，极力诋毁“大小诸臣不足任”，请皇帝“复遣内侍出镇守”，世宗于此“诏从之”[16]。相比郭勋，仇鸾气焰更盛。嘉靖二十九年，皇帝革除提督京营内臣，设戎政府，铸“戎政之印”给仇鸾，命他总督京营。明代有“五军府皆开府给印，主兵籍而不与营操，营操官不给印”之制，以此保证武将勋贵不会专权，而“戎政之有府与印，自仇鸾始”[17]。嘉靖帝还赐郭勋、仇鸾二人秘疏银印，准其上秘揭。[18]凭借“戎政之印”和密疏银印在手，仇鸾有了在制度上排挤文臣的条件，他在戎政任上独断专横，“所上疏即内批行”，不下兵部议。[19]嘉靖三十年（1551），仇鸾行边，欲征调副都御史商大节所领部队，商以“九卿不当受鸾节制”为由抗拒，仇鸾对其弹劾，世宗竟下商大节狱，导致他瘐死，“自是诸司摇手，无敢言（仇鸾）者”[20]。嘉靖三十一年（1552），仇鸾再次领兵行边，世宗准兵、户、工三部侍郎各简僚属从军，皆隶属仇鸾幕府中；仇鸾僭拟苛责条法，“动则以军法为言”处置随征的文官。[21]

世宗复五家爵位的目的表面上是为笼络世臣，实则为自己入继大统寻找合理性。嘉靖朝议礼重臣张璁指出，复爵的决策是世宗“体圣祖之心而复报功之典，天下万世之公议也”[22]，突显世宗继承了前朝优待勋贵的政策，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嘉靖帝刚愎独断，在“大礼议”等政治斗争中又形成了对文臣极不信任的态度，他特许郭勋、仇鸾扩张权势、压制文官，是权宜性地利用他们制衡朝局，《国榷》一书明确指出，郭勋“因议礼称旨意，私伺上之喜怒而窃之，既威福自己出，屡借条对，饰其短而树其权”[23]，亲身经历“庚戌之变”的高岱称仇鸾“不过窃一时之权，以肆其毒”。[24]故而，明代基本的勋臣制度在嘉靖朝并没有变化，郭、仇以外的勋臣均无职权的扩展，如亦受到皇帝亲睐的成国公朱希忠，唯以礼仪事务为己任，明哲保身，史载：
唯王（朱希忠）以忠慎自结于上，独被隆宠，三十年无丝发不当上意。每廷议大事，常迅居后，不敢发端，然一有言，辄中肯款。世宗晚年诸大礼，即辅臣有不知者，常问王，以王少在左右，明习故事也。然不问即终不言，其周慎如此。[25]
郭、仇的权力完全依附于皇权存在，二人最终也因骄横欺瞒犯上，一入锦衣卫监狱瘐死，[26]一开棺戮尸，革爵抄家。[27]

（二） 诚意伯家族结怨东林

虽然限制勋臣参政的机制未变，但世宗优恤勋贵，又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勋臣权力的管控，这就在客观上激发了勋贵谋求政治权力的心理，复爵后的第二代诚意伯刘世延于此表现得尤为突出。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南京后军都督府佥书管南京右军都督府事的刘世延斥散了南京振武营哗变兵士，[28]他“由是自负，藐诸公卿”，并“数上封事”[29]，颇有效仿郭勋、仇鸾的意图。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兵部尚书张鏊奏请革五府属卫军余替役收粮等事，皇帝准之，刘世延因与张鏊有私怨，故草拟奏疏反对张鏊的意见。世延还请南京守备勋臣魏国公徐鹏举共同上奏，未获同意，故私自“阴署鹏举等名于疏中，独遣人入奏之”。事发后，嘉靖帝判令刘世延闲住。[30]不久刘世延复任，继续无端上奏，但所议多“不报”，刘因此“忿而恣横” [31]。刘世延上奏多非为国言事，而旨在故意搅局，发泄私愤，且手段不轨；而嘉靖帝皇位稳固后，没有兴趣继续突破体制地任用勋贵，其奏议当然不会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