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宗室爵位有十二级，从最高等级和硕亲王以下，分为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多罗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等。
爵位原本要世袭递降，每代递降一等。
另外，有十二位亲王可以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十二位中，有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如代善、多铎、豪格、多尔衮。另外四位属于恩封，他们是在清朝中后期因功受封的，如《雍正王朝》里的“老十三”胤祥、在辛酉正变中支持慈禧有功的奕、光绪帝的生父奕譞和清末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

“老十三”胤祥一直站在胤禛这边
清末，最有实权的当属老庆王奕劻。奕譞虽备受慈禧打压，但他儿子多，除了光绪帝之外，其第五子载沣是宣统帝生父、清末摄政王，第六子载洵是清末海军大臣，第七子载涛是军谘府大臣，军谘府大臣在清末相当于新军的参谋总长，权力非常大。
《清会典》记载，亲王俸禄是每年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照理说，有俸禄这笔固定收入，还有清初跑马圈地留下的庄地每年收租，王府里又有不少珠宝金银，清朝王公的生活应该很优渥。到了民国，没了繁文缛节束缚，这一大把资产在善于理财的人手里，不说保值增值，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可事实上，清末京城的几十座王府、贝勒、贝子府邸，在短短二十余年中，就迅速衰落了。

王府开支是个天文数字
王府的收入分为旱涝保收的朝廷俸银禄米和庄地地租，这笔钱看似不少，但王爷要养一个王府的人呢！过惯了奢靡日子，固定开销就很大。且每逢节庆、老佛爷和皇上过寿，进奉、送礼、祭天祭地祭祖的开支都少不了。王爷府上又讲究排场，每年春天都要翻修王府器物。王府里就是小皇宫，几十个机构一应俱全，如恭王府就有管事处、档案房、随侍处、庄园处、佐领处、回事处、听事处、执灯处、巡更处、鞍库、煤炭库、银库、米库、炒饭房、厨房、神房、书房、浆洗房、水房、门房、更房、马圈、粮仓、他坦（指服务人员的休息处）、鑑园（鉴园，恭王府位于什刹海南岸的花园）、花园、花洞等；其中王爷有独用的水房、浆洗房、厨房，一家子十几种工种，只要还想维持王爷的那套排场，这些开支很难省下来。更何况，在民国没了约束，这些纨绔子弟更是开始吃西餐、装电话、坐汽车，加上原本的吸（牙鸟）片、逛（女支）院赌场，开支反而更大了，庆亲王奕劻的二儿子载扶一夜之间输掉一两套房的事也是有的。

恭王府
除了输掉的，还有卖掉的。贝勒载润把府邸的中、西部分卖了10万大洋，很快买了一辆福特车、一辆道奇车，后来又换了一辆别克车，属于美国品牌轿车资深用户。至于卖古玩珠宝字画的就更多了，溥仪都这麽干，其他人还有啥心理负担吗？

有落魄摆地摊的，有闭门不出改名换姓的

投资理财比“吃瓦片”强

不过，也有投资理财的。庆亲王奕劻在清末敛财甚巨，他儿子载振继承了他的亲王封号，仗着家底厚，在投资领域颇有斩获。早在1906年清廷颁布新官制时，时年30岁的载振获得了农工商部尚书的肥缺。1908年，井陉矿务局津保售煤处总经理、买办高星桥集股，在天津兴建华北最大的百货商场，载振入股30万大洋，成为第二大股东。由于商场位于法国租界内，又请了外国设计师，租界当局希望将其命名为“法国商场”，但载振提议将其冠名为“劝业场”，天津劝业场由此得名。此后，载振又在劝业场周边的交通饭店、渤海大楼等项目入股，到了民国时期，载振还能长期维持奢靡生活，与这几次成功的商业投资有很大关系。

天津劝业场
另外，老爸庆亲王奕劻长期贪氵亏，载振参与卖官鬻爵，被当时的人们讥为“老庆公司”，大小官员都去贝有贝各他，庆亲王府门庭若市，奕劻曾在英商汇丰银行一次性存入120万两私产。1908年，奕劻七十寿辰大开祝典，成了官员们攀缘交结的好时机，奕劻更是大肆进财纳贿。各地进献者络绎于道，王府门前车水马龙。这一次七十寿诞，据说奕劻所得现金达50万两白银之多，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两白银以上，所以载振能一挥手拿出30万现大洋投资劝业场。此外，载振能投到好项目，倒不全是他本人眼光独到，基本上是跟着高星桥等买办跟风投资，他本人只出钱，基本不参与企业经营。

王爷们惹不起的人
载振的这种投资方式很有代表性。王公原本不善经营商业，前清时期收庄地的地租，民国了还想收房租、分红，继续当甩手掌柜。载振本身财力雄厚、又运气好能投到好项目。但如果遇到不怀好意的人，最后往往被骗个底儿掉。大小军阀进北京，都想买个王府住住，人家差一群大兵上门，管你是私产祖产，谁敢不卖？张作霖、段祺瑞、万福麟、杨雨霆、张宗昌都先后住进王府。载振的亲弟弟载扶把自家房子一晚上输光，那间位于南锣鼓巷的“恩园”，经过几十年流转，在抗战胜利后成了蒋介石在北平的行辕。

南锣鼓巷
比起军阀，更惹不起的还有洋人。西什库教堂的法国神父包士杰仗着洋教会的势力，只要相中了哪个王府，差不多都能弄到手。当时，这些王府多少面临一些现金流困难，包士杰就会主动上门，提供一笔高利贷。他曾借给恭王府35000元大洋，到年底连本带利应还35500元，利息500元，年利息略高于1.4％，溥伟此时根本不在北京，他指使家人以恭王府作抵押，收了这笔钱。这第一年的利息看上去并不过分，但包士杰不急于要账，反而主动再借4500元，凑整为4万元。恭王府欣然同意，但第二年的利息就变成了4万的1.4％，还不上没关系，再借几千，凑到5万元。就这样，短短几年之后，恭王府陆续借了14万元，但利滚利、利生利，欠债达到24万大洋，要求把整个恭王府来抵押。恭王府130多亩，房屋一千多间，就算拆了，光把砖瓦木料拿去卖了也不止20万大洋。恭亲王溥伟气不过，去打官司，结果这场中外官司拖了三年，24万的债变成了28万，溥伟受不了只得作罢，把恭王府一半房屋全部交给西什库教堂来抵债。

1936年溥伟病逝后，包士杰于1937年向北平地方法院起诉，法院将恭王府进行拍卖。与西什库教堂关系密切的天主教辅仁大学买下，恭王府很大一部分成了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女生宿舍。包士杰用类似的手段，拿下了恭王府隔壁的涛贝勒府，成为辅仁大学的主校址，此外还有郑王府、阿睿王府、怡亲王府基本都被包士杰弄到手。

辅仁大学旧址
包士杰固然放了高利贷，并且最终巧取豪夺获得暴利，14万元获得了价值几十万的王府，但实际上他的手段和地主向佃农出借的高利贷别无二致，都是将利息算入本金，计算复利。当时地主给佃农放出的高利贷，月利息5％以上是普遍现象，相比之下，这些封建王公的下场并不是最悲惨的。当然，包士杰的利息收得不算高，也是为了加强迷惑性，人家一开始的目的就不是那点利息，而是为了耗干王府的财力，最终获取抵押的府邸和地皮。

被忽悠成“汉奸”
恭亲王溥伟之所以那麽缺钱，还有一大原因是他热衷于正治，整天想着复辟，花钱的地方更多。溥伟是“君主立宪维持会”，即“宗社党”的发起人之一。早在隆裕太后举行“让国御前会议”时，他们那帮人就再三表示，誓死反对共和，力劝隆裕太后拒绝“优待清室条件”，同时反对袁世凯篡夺国家权力。
随着逊位诏书的发布，宗社党一下成了亡国遗老。在袁世凯掌权已成定局之下，宗社党人纷纷撤离北京。溥伟去了青岛，另一个宗社党大佬、同是铁帽子王的善耆则在日本人川岛浪速的协助下逃往旅顺。旅顺当年是日本占领区，善耆的这一步绝非简单的搬家，可谓立场鲜明。他深知，自己一己之力很难复辟清廷，离开北京时，善耆念了一首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诗句里充斥着“亡国”的怨念。顺带一提，善耆就是化名川岛芳子的女间谍金碧辉的生父。

旅顺旧式火车站
卖掉恭王府的溥伟也和日本人走到一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他接受了日本人的安排，前往沈阳祭祖，惹得溥仪以为自己失了宠，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
当然，坚持气节的前清王公也有不少。善耆的女儿金碧辉成了大间谍川岛芳子，他另有一子宪东也被日本人川岛浪速收养，却在日本接触红色思潮，抗战后期加入中共，成为东北地下组织一员，在抗战胜利后清查出了大批敌伪军事物资的储存地点，为八路军进驻东北立下功劳，最终高龄善终。

溥仪的生父载沣虽在清末的最后几年是掌握时局的摄政王，甚至一度让袁世凯罢官回老家钓鱼，但他在进入民国后非常低调。他非但不参与张勋复辟，更是热情接待了来北京的孙中山。孙中山去世时，载沣在王府内供上白花香烛，予以悼念。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后，曾多次要载沣全家搬去。载沣曾去了一趟东北，待了一个月就回了北平，从此把最小的几个儿女都紧紧留在身边不放，还总念叨溥仪当了儿皇帝，连石敬瑭都不如。

载沣照片
此外还有当过军谘府大臣的载涛，在“九·一八”后也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他是法国索米骑兵学校骑兵科出身，新中国成立后，被润公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为抗美援朝时期的军马培育拣选做过贡献，还见证了1959年他侄子溥仪的特赦。
大清虽然亡了，但王爷们还活着。这些有权有势的王爷们，在大清耀武扬威主要靠的是血统，实际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只是认识浅薄、能力平庸的普通人。到了民国，或因挥霍无度，或因遭遇算计，二十年间把多年家业败光，换得窘迫下场。也有一部分人看到了后来的新世界，但终归成为普通人，化为历史的一粒尘埃。
参考文献：
白皓《京城的王公府第概述》，《北京档案史料》2007年；刘文君《从恭王府折档案看晚清王府生活》，《清宫史研究》第十一辑
（来自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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