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九楼)
········他经常爬到我的小楼上来,我也经常到他的书斋里去。春秋之日他家的花儿开了,我便带着女儿到他家看花儿去。程师母最欢喜孩子,去了以后总是把许多糖果塞在孩子的衣兜里,临走时还要采几枝大理菊,让孩子捧着带回去。我欢喜坐在程先生的书斋里,听他谈侦探小说的理论,以及他生活与创作的经历。我觉得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总是用一种善良的目光来打量这个世界,对人诚恳而宽厚,富于同情心理。我尊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作品,总觉得他的旧作没有再版的机会有点儿说不过去。文艺是个百花园,每一种花都应当有开花的权利,不必去厚此薄彼。我们常常讲文学的主流,却常常忘记不是每个读者都饮长江水,而那长江也是由许多大河汇合而成的。程先生是中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他的作品是应该得到尊重,得到承认的。到了1963年,文艺界的形势有点好转了,我便向程先生建议,建议他把《霍桑探案》整理一下,作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争取出版的机会。程先生说他也有此种想法,正在整理。有一次我到他的书斋里去,确实也看到他在旧版书上修改,字小的象蚂蚁,比蝇头小楷还要小一点。
········文艺界的风云又起了,1964年文艺整风,我又倒了霉,又下放到工厂里去劳动,紧跟着便是文化大革命。程先生也倒了霉,抄家、批斗。我们两个人不能来往了,只有一次在开明大戏院开上千人的批斗会,我和程先生被押上台上去,两个人匆匆地见了一面、不能交谈,因为有人监守在旁边。从此以后我被全家下放到黄海之滨去了,两人不通消息,他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
········忽忽过了八年,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夕,我因事回了一趟苏州,打听到程先生还住在望星桥堍,便去探望他。我觉得别处可以不去,程先生那里是非去不可的,他已是风烛残年,见一面是一面。
········程先生的家住在望星桥堍沿河边,在一条非常狭窄的一人弄里,长长的弄子里只有他一户人家,大门就在弄子底。文艺界的朋友们常说,程先生的家象个写侦探小说的人住的,深邃而有点神秘。我走完了那条长着青苔的小弄,叩门,希望能象当年那样,来开门的是一位老保姆,或者是程师母。叩了半天,想不到来开门的却是程先生自己。我见了程先生十分吃惊,他已经老态龙钟了,耳朵也有点不便。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待我大声通报了姓名之后他才猛然想起,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询问江苏文艺界的一些老朋友都在哪里,恍如隔世似的。我打量着程先生的家,已经面目全非,他的书斋和小楼都被人占了,花草与盆栽都已不见,只有种在地上的迎春柳还是长得青青。当我正要向程师母请安时,抬起头来却看见程师母的遗像挂在墙壁上面,这位慈祥的老人已经逝世多日。我为程先生担心了,觉得他经不起如此严重的打击。程师母的一生都在精心地照料着程先生,对程先生的饮食起居照料得细致入微,家里也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如今,程先生却被挤到一个小房间里,房内空空,只有一张小床,还有一辆他所心爱的来令牌自行车放在床边,车上落满了灰。程先生的书籍和手稿都被抄光了,连那张写字台也不见了,只有一张小桌子放在堂屋里。他订了几份报纸,整天在那里翻来覆去地看,并且把那几位能通讯的老朋友的地址抄在一张纸上,轮着写封信或写首诗以消磨时日。我想起他的书,想起他要重印《霍桑探案》的事,仿佛是一场幻梦似的。我不忍在他家久坐,谈了个把小时便起身告辞。程先生要留我吃饭,可我们都同时抬起头来看着程师母的遗像,如果她还健在的话,一切都已准备得好好的。
········程先生把我送到大门口,说了一句十分伤心的话:“文夫兄,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你多保重。”我忍着眼泪匆匆握别,从那条狭弄里走出去,走了一段回头看,见程先生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程先生的话不幸而言中,就在我探望他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便逝世了,没有能亲眼看到四人帮的粉碎。
········粉碎四人帮后的这些年,我一直记着程先生当年与我登高山而瞭望大海时倾吐的心愿,一直记着他呆呆地站在大门口把我送别。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所嘱托,总觉得他的遗愿未能实现时作为后辈于心有愧。所以一直在寻找机会为程先生出一套选集。如今,这个愿望终于部分地实现了。程老,望你在九泉之下安息。
1985.5.3 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