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梨花认为，本章中“沖”解为“蛊”的共识应当无错，但“沖”字的含义却应取《周易·彖传·蛊卦》中“蛊”字的含义，而非自圆其说的“虚空”之解。
因为“沖”字解为“虚空”的最初依据，便是《道德经》。而古者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开始不应产生在结果之后。同理，依据也不能产生在结论之后。因此梨花猜测，或许正是因为后世有太多学者认为“道沖”应当解释为“大道虚空无形”，从而应和不解其意的“大道无形”之说，这才给“沖”字添加了“虚空”的含义。
言下之意，有了《道德经》这本书，“沖”字才产生了“虚空”的新解。

如此，“沖”字解为“蛊”字应当没错，但“蛊”字的含义解为“虚空”，却很可能有错。
孰是孰非，一试便知，因为《道德经》是一本逻辑关系严密的哲学经典，不可能前言不搭后语，不可能前一章（第三章）还在教授如何治理社会，后一章（第四章）便莫名其妙地说起了宇宙虚空的神奇奥妙。
总之，梨花认同《周易·彖传·蛊卦》中对“蛊”的解释。认为蛊卦，上艮下巽，艮为山，巽为风，山下有风，风遇山而回，则万物散乱，为有事之象。故，蛊者，事也，惑也。物既惑乱，当为治理。因此认为，蛊卦象征着惩弊治乱，革新之义（意）。
因此梨花认为，“道蛊”应解为“大道的革新”。而后文衔接的“用而之有弗盈也”是说，“用于矫枉的变化无穷无尽”。连贯在一起应解为“大道的革新用于矫枉的变化无穷无尽”。
如此，第四章论述的内容，便与前一章（第三章）的论述衔接了起来，老子阐述的依然是如何运用易学古理，“阴阳相成”之法，矫枉社会问题。如第三章使用“虚其心”与“实其腹”相辅相成的方法，从而达到让百姓拥有厚德载物的博大心怀。
如管子认为，心灵的包容需要建立没有后顾之后的基础上，否则自己都朝不保夕，如何礼让他人？（仓廪实，则知礼节）
同理，荣辱观念也要建立在衣食无忧的基础上，否则不放下脸面就会饥寒交迫，甚至因冻饿致死，谁还会在乎荣辱廉耻？（衣食足，则知荣辱）

而据梨花所知，中华民族“阴阳相成”的治世准则早在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周公长子伯禽为鲁公时便已在使用。因此伯禽赴任鲁公前夕，成王如此嘱咐伯禽：“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具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
周成文说，如果你只有文治没有武功，就没有能力威服百姓；但如果只有武功没有文治，百姓虽然会因惧怕威服于你，但也会疏远你。因此只有文治与武功并行，才能建立起威德。而建立威德之后，百姓才会既敬重你的威严，也不会疏远于你。”。

这就是中华民族简易而朴实，但又无处不在，无所不容，无有不治的的伟大智慧理论——阴阳相成。更加《道德经》通篇的论述宗旨，至简大道！

因此梨花认为，第四章中段“渊呵，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论述的依然是效法天地规则的社会均衡之治，而非以往不切实际的虚浮解释。
以往解释认为，“渊呵，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指，“深邃啊，它好像是万物的本源。挫掉它的锋芒，消解它的纠纷，收敛它的光耀，混同它于尘世”。或干脆将“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句删除，武断地认为这四句是五十六章错简重出。
众所周知，先秦的时期的书籍多由书简写成，种种原因，如重抄，则很可能造成本章书简错入其他章节书简的情况。因此有不少专家认为《道德经》中重复使用的词句，如本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句，便在后文五十六章中重出。故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错简重出。
但《帛书老子》的出土，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猜测，因为《帛书老子》第四章与第五十六章中均有“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句。但依然有人固执的认为，错简重出的情况可能发生在汉初之前，既《帛书老子》成书前。但梨花认为这种状况（错简重出）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在梨花使用《易经》重新注释《道德经》之后，第三章与第四章的注释逻辑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