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案反思录

冬月伤寒，大汗气喘不能息，面如朱红，口不能言，呼水自救，却仅能一口而不欲多饮。人以为热极，欲用白虎汤以解其阳明之火也，而不知此为戴阳之症，乃上热而下寒也。若用白虎汤，虽多加人参，下喉即亡矣。方用∶
八味地黄汤（半斤） 大锅煎汤，恣其渴饮。必熟睡半日，醒来汗必止，气必不喘，面必清白，口必不渴矣。
盖此症原不宜汗而汗之，以致大发其汗。汗既大出，而阳邪尽泄，阳气尽散，阴亦随之上升，欲尽从咽喉而外越。以皮毛出汗，而阴气奔腾不得尽随汗泄，故直趋咽喉大路，不可止抑矣。阴既上升，阳又外泄，不能引阴而回于气海，阳亦随阴而上，而阴气遂逼之而不可下，故气喘不能息也。且阳既在上，火亦在上者势也。况阴尽上升，则肾宫寒极，下既无火，而上火不得归源，故泛炎于面，而作红朱之色也。上火不散，口自作渴，呼水自救者，救咽喉之热，而非欲救肠胃之热也。夫实热多成于胃火，而胃热之病，必多号 狂呼之状，今气虽喘息而宁，口欲言语而不得，非虚热而何？此真所谓上假热而下真寒也。八味地黄汤补水之中，仍是补火之药。下喉之时，火得水而解，入胃之后，水得火而宁，调和于上下之间，灌注于肺肾之际，实有妙用也。夫发汗亡阳，本是伤气也，何以治肾而能奏功耶？不知亡阳之症，内无津液，以致内火沸腾，我大补其真阴，则胃得之而息其焰。胃火一息，而肾之关门闭矣。肾之关门闭，而胃之土气自生。胃之土气生，而肺金之气有不因之而得养者乎。肺气一生，自然清肃之令行，母呼子归，同气相招，势必下引肾气，而自归于子舍矣。肾气既归，而肾宫之中又有温和春色以相熏，又得汪洋春水以相育，则火得水而生，水得火而悦，故能奏功之神且速也。
——《辩证录》

再反思一个问题：
（６３）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此条是否可以如此对应解决？
五苓散 、麻杏石甘、八味地黄，这些都是常见的方剂。这么多的医家注解，这么多的成功案例，这么多嚷嚷着要上天的 高手，到底对此了解了多少？认识到何种地步？
不妨把这些老底都亮出来，也别藏着掖着了。
没有对中医的整个清醒认识 ，就这般厮混，永远没有结果的。

我开始讨论理论的时候，一帮人是叫嚷着要讨论临床病历。那帮讲理论的都去了哪里？
我现在要开始讨论医案病历了，是否有人要过来高谈阔论。那帮要讲临床的又都去了哪里？
中医人的这些套路什么时候真的能够改一改呀？

江阴缪姓女，予族侄子良妇也，自江阴来上海，居小西门寓所，偶受风寒，恶风自汗，脉浮，两太阳穴痛，投以轻剂桂枝汤，计桂枝二钱，芍药三钱，甘草一钱，生姜二片，大枣三枚。汗出，头痛差，寒热亦止。不料一日后，忽又发热，脉转大，身烦乱，因与白虎汤。
生石膏（八钱）　知母（五钱）　生草（三钱）　粳米（一撮）
服后，病如故。次日，又服白虎汤，孰知身热更高，烦躁更甚，大渴引饮，汗出如浆。又增重药量，为石膏二两，知母一两，生草五钱，梗米二杯，并加鲜生地二两，天花粉一两，大小蓟各五钱，丹皮五钱。令以大锅煎汁，口渴即饮。共饮三大碗，神志略清，头不痛，壮热退，并能自起大小便。尽剂后，烦躁亦安，口渴大减。翌日停服，至第三日，热又发，且加剧，周身骨节疼痛，思饮冰凉之品，夜中令其子取自来水饮之，尽一桶。因思此证乍发乍止，发则加剧，热又不退，证大可疑。适余子湘人在，曰，论证情，确系白虎，其势盛，则用药亦宜加重。第就白虎汤原方，加石膏至八两，余仍其旧。仍以大锅煎汁冷饮。服后，大汗如注，湿透衣襟，诸恙悉除，不复发。惟大便不行，用麻仁丸二钱，芒硝汤送下，一剂而瘥。
——《经方实验录》

“”冬月伤寒，大汗气喘不能息，面如朱红，口不能言，呼水自救，却仅能一口而不欲多饮”
（76）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结合来看。
《伤寒论归零解读》：
1.两者结合来看，首先可以知道一个事实，哪怕期间间隔了几个朝代、多少年，相同的临床现象、临床过程都是在重复发生、出现。
因为人就是那个人，《伤寒论》在讨论人，所以永远不会过时。现在贴吧里面的这些病例，其实也在重复来重复去，而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得出过任何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如果有，就不需继续 探讨，只会去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也就不会做这些撕咬的无趣之事。
2.同样的临床现象，到底是张仲景认识清楚了，还是陈士铎认识清楚了呢？昨日不断追问这个“麻杏石甘”用了之后的结果就可以得知答案。因为你不敢追问，所以也就不会有真相的得知。
从医案信息来看，汗出、喘、不得饮。前面63条就是用来解决汗出而喘的。如果从现在这些不过脑子的“方证”讨论来说，很有机会就走入了陷进。
或许张仲景明白后世肯定有一帮蠢才要如此断章取义、不思因为所以，所以在76条继续讨论“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这里的“更发汗”是针对“麻杏石甘”说的。
也就是说，同样的疾病过程、结果表现，张仲景在对这里面的“汗出”、“喘”这个现象进行思考，而陈士铎则在“人以为热极，欲用白虎汤以解其阳明之火也，而不知此为戴阳之症，乃上热而下寒也。若用白虎汤，虽多加人参，下喉即亡矣。”这个方向进行思考。
换句话说，在张仲景那里对此肯定不会与白虎汤产生混淆，而在陈士铎那里却出现了与白虎汤混在一起的认识；张仲景能够判断出“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而陈士铎的戴阳之症“”、“下喉即亡”的判断则粗陋不堪。
仲圣还是仲圣，是后世这些人不可同论的。

冬月伤寒，项背强KT KT ，汗出恶风，服桂枝加葛根治之而不愈，人以为太阳、阳明合病，舍前方又将用何药以治之？而不知不可执也。夫太阳之邪，既入阳明，自宜专治阳明，不必又去顾太阳也。况于葛根汤中仍用桂枝，以祛太阳之邪乎。是太阳之邪轻，而阳明之邪重矣。方用竹叶石膏汤，以泻阳明之火，而前症自愈，但不必重用石膏也。余定其方∶
石膏（三钱） 知母（八分） 半夏（一钱） 麦冬（三钱） 竹叶（五十片） 甘草（一钱）水煎服。一剂而汗止，再剂项背强KT KT 之症尽去，而风亦不畏矣。
倘必拘执仲景方法，而仍用桂枝加葛根汤，虽病亦能愈，而消烁津液亦多矣。
予所以更示方法，使治伤寒者宜思变计，而不可死泥古人之文也。
此症用清胃汤亦佳。
玄参 生地（各五钱） 知母（二钱） 半夏（一钱） 甘草（五分） 水煎服。

《伤寒论归零》解读：
1.我的书中其实已经把人体“一刻”运转与“一日”运转的时间变化做过了区分，但当面对临床事实的时候这个时间转变的意义还是没有真正应用起来。这就好比牛顿或许可以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但如果让他用这个定律去解决一个高考物理题或许都难。因为心思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转变不来的。
2.“冬月伤寒”的前提是“冬月”，也就是阳明卫气向阴分运转的阶段。
此时的“项背强KT KT ，汗出恶风”是从阳明卫气向 太阳卫气形成的逆转压力，而不是从太阳卫气向阳明卫气形成的压力。所以用太阳病的思路“桂枝加葛根治之而不愈”。反而从阳明治而得解。
其实从陈世铎的这个讨论来看，他还是没明白《伤寒论》张仲景在讨论什么。
而从中也可得知，不光是我们现代人总是自以为是，就是前面这些人也逃离不了。原来同样的态度，同样的认识也都在重复来重复去。
真是委屈了胡希恕，针对的有点儿太直接了。对此我虽然也有点儿不忍，但要怪还是去怪那帮徒子徒孙吧，谁让这帮人打着胡的旗号总是晃来晃去、叫嚷的没完没了呢。

岑中归月白
进士9
麻杏石甘汤真的只能用于汗出而喘吗？

转：

首先，这个病例丰富了《伤寒论》关于麻杏石甘汤的认识。
第二，这个病例更加证明了《伤寒论》关于麻杏石甘汤的设计。
首先要抱有一个态度，这些经方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疾病的局势与《伤寒论》一致，而不是跳了出去。《伤寒论》是疾病的数学公式，是跳不出去的。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
　　麻黄四两，去节 杏仁五十个，去皮尖 甘草二两，炙 石膏半斤。
其实只要有点儿小学数学知识，我既然告诉了剂量设计原理，那么剩下的自己都可以往出换算，无需我再重复。
麻黄用在膀胱营，四两不过“膀胱、小肠、心、脾”。“脾+三焦”是轴线运转。
汗出也好，疹子也好，不就在皮肤、腠理之地吗。
所谓的举一反三，是建立在背后的认识基础上的，得有得反才行。
你知道了背后的这个道理，对这样的病历只会觉得丰富了我们对麻杏石甘的认识，而不会产生对着有汗与无汗的纠缠。你会觉得的又收获，而不是意外。
《伤寒论》理论与临床之间的这种“再丰富”关系，是需要所有中医人去填充的。我可做不来，只是见到一个说一个算了。

冬月伤寒，发热头痛，汗退场门渴，人以为太阳之症也，谁知太阳已趋入阳明乎。若徒用干葛汤以治阳明，则头痛之症不能除；若徒用麻黄汤以治太阳，则汗出不能止，口渴不能解，势必变症多端，轻变为重。法宜正治阳明而兼治少阳也。何则？邪入阳明留于太阳者，不过零星之余邪，治太阳反伤太阳矣。故太阳不必治，宜正治阳明。盖阳明为多气多血之府，邪入其中，正足大恣其凶横，而挟其腑之气血，为炎氛烈焰者，往往然也，故必须用大剂凉药，始可祛除其横暴也。
方用∶
石膏（一两） 知母（二钱） 麦冬（二两） 竹叶（二百片） 茯苓（三钱） 甘草（一钱）人参（三钱） 柴胡（一钱） 栀子（一钱）水煎服。一剂而头痛除，二剂而身热退，汗止而口亦不渴矣。
此即白虎汤变方，用石膏、知母以泻其阳明之火邪；用柴胡、栀子以断其少阳之路径；用麦冬以清补其肺金之气，使火邪不能上逼；用茯苓引火下趋于膀胱，从小便而出，而太阳余邪尽随之而外泄也。至于人参、甘草、竹叶不过取其调和脏腑，所谓攻补兼施也。或惧前方太重，则清肃汤亦可用也，并载之以备选用。
石膏（五钱） 知母（一钱） 麦冬（一两） 甘草 人参 柴胡 栀子（各一钱） 独活 半夏（各五分） 水煎服。
——《辩证录》

（７０）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伤寒论》的条文理论其实都是很 固定的，所有人都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但能不能灵活应用，则是我们进行实践的检验、反思过程。
就好比“冬月伤寒”的问题，其实不仅是我，还有这几个学生，以及网上一些对这幅图自学的，最后都面对一个相同的问题，就是从理论上来说，一个问题是正向解决可以，逆向解决也可以，进入了摇摆不定的阶段。但在临床事实上肯定不是这样，他肯定有解决问题的唯一趋势。
这就是理论给我们带来的误解。因为我们是从理论上去找到的答案，而不是直接从人体上得出的结论，所以就显得这些经脉之间的阴阳变换那么轻易、随便。这就是理论向临床需要跨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