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诸子百家没有被逐步打压，而是发扬光大，那么会出现的情况，就有可能是竞相发展，而一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华夏文明会完成一次升跃，出现更完善的文明

不幸的是儒家被统治者利用了，并造成了禁锢，儒家所谓的经典盛行，却是文明的裹足不前，迟迟难以完成文明的升跃，主流发展变成了研究并发展“儒经”，所以如果没有西方的文艺复兴而兴起的文明科学，并敲开了华夏的大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并不会有现在这样的高科技，因为我们那时的主流是研究“儒经”，并且以此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考科举，以此做官，而这就是这个国家当时的潮流，人才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科举上，文明从何而起？

朱熹曾经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句话确实是吹孔丘吹得太狠了，孔丘圣人之名，名不符实。孔丘曾经说过：“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还说这是正直的，这就是伪善冠冕堂皇的出现在书面上的开始，在儒家独大以后更是流毒甚多，历时之长，让整个中国人的道德都开始朝向伪善发展，父母违法犯罪，而子女相告者，反倒成了不正直的行为，为父隐更是成了天经地义，包庇罪犯，使社会正义得到伸张的行为反而受到了打击，以后的历史中揭发不法的行为更是因此而获罪，人们的伪善可见一斑，这就是当时的主流

有人提过一种说法：“隐”字非隐蔽之隐，乃檃栝之檃。其中“檃栝”是一种矫正弯曲木材的工具。按此直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父亲是儿子的矫正工具，儿子是父亲的矫正工具”。通俗地说就是父亲可以矫正儿子的错误，儿子亦可以矫正父亲的错误。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这是说不通的，如果这个“隐”是矫正错误的意思，那么父亲犯法，是告还是不告呢？不告，能称得上是矫正错误吗？这难道不就是在庇护罪犯？使违法的人的犯罪行为不被人所知晓，这样罪犯就可以暂时逃过一劫，不会当时就被“警察”抓捕判刑。这样看来，只有告发不当之行，才称得上是在矫正错误吧！

有人说：“孔丘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说呢？是因为历史有记载，孔丘是教了不少弟子的，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儒门弟子整理成书的《论语》等书，里面明确的记载了孔丘的学生，所以我们对孔丘的学生有了明确认识，而兵家的孙子，我们对他的弟子却知之甚少，《孙子兵法》里面只讲兵法，却不记载其门下弟子之名，而孙子的弟子似乎并没有出书成名的，别说兵家了，就是儒家孔丘的弟子，有自己的著作的人也几乎是没有的，但我们为什么知道孔丘之弟子，而不知孙子之弟子呢？原因在于儒家的书籍有明确记载。诸子百家，有的信息不详，不知道诞生的大概时间，先于儒家的就有道家，而为什么道家老聃却没有被传成是第一个平民教育家呢？原因就在于记载老聃的信息不是特别详细，我们只知道他写了一部《道德经》，但《道德经》里面是不记载人名的，所以我们也无从知晓他是不是有门人弟子，要是有，又会有多少呢？倒是《庄子》里面有记载老聃的弟子，但因不是正史，且与老聃不是同年代的人，所以我就不作考虑。孔丘之教弟子门人出名是儒家独大以后，众人知之，而老聃之弟子门人是否存在，却记载不详，但是谁敢保证孔丘就一定是第一个平民教育家！

有人说：“儒家代表了中华道德，先不提孔丘所说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看“儒家代表了中华道德”的理由站不站得住脚！答案是：站不住脚。理由是：诸子百家没有一家是反道德的，先不提道家，就说兵家，也是讲道德的，里面提到了为将者也是要具备“德”的，里面虽没谈有统治者的治国安民之道，却也提到了不要一味地进行战争，国家统治者就只有“打”“打”“打”，一直的进行战争，战争是会死人的吧？人口不是无尽的吧？能打多少场仗？诸子百家如果有一家是反道德的，恐怕都不可能在当时发扬得出来，统治者恐怕早就打击了，不可能还列为“诸子百家”之畴，并且还能够在当时流传、发展。因为没有任何统治者能够容忍出现反道德，民众暴乱的，统治者谁能忍受民众乱国，冲击政权的？

孔丘之前有道德，有贤明的人，不说太远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的不说其他人，就说老子也先于孔丘，比孔丘年长，如果没有儒家，那么老子之后的人一样会有道德、贤明的人出现。那么儒家又凭什么能够代表中华道德！礼的出现，未必是坏事，但繁琐了就是坏事，儒家发扬了周礼，却不能代表周礼，因为周礼是周公旦创立的，并不是由孔丘创立的，当年晏子批评孔丘就有一条，其礼繁琐而累于众

孔丘圣人之名太过了吧！远配不上，贤明的人尚且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称为圣人，孔丘又有什么功劳可以称得上圣人呢？他有的东西，诸子百家也有，诸子百家有的东西，他却并不具备，诸子百家大概就只有儒家只是空谈道德了吧！却无济于世，只是形成了潮流，才会言儒家之于中华，可以为圣，功绩盖千秋而不朽，当时谁敢反孔，必遭恶名而不容于世

语言和文字的出现，对人类的文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我们逐渐脱离了蒙眛，“野人”的状态，说是我们独立于兽类之外的开端也不为过，就算我们不知道具体是谁创造了语言和文字，难道我们就不能称其为“语言圣人”和“文字圣人”吗？为什么这样的人物却不被大大讴歌而世人称颂其人，其功，曰：“圣人”，却称孔丘为圣，有着对传播文明，发展文明，使人脱离于“兽类”之决定性功效的，如此之功绩，却无圣人之称呼，无人大大传讼，是何由？是无主流称颂而儒家独大只尊孔丘为儒门第一圣人是也！

文艺复兴，宗教不独大，基督教只是装点生活的“小点心”，却不是必须品，读书识字，发展文明，发展科技，学手艺成了主流必须品。独大只能让人类走弯路，偏科，齐步发展才是正道，物理能让科技更发达，数学能够解决很复杂的问题，生物能够助益人类的健康

儒家空谈道德，又凭什么会治国？其余诸子百家又为什么不会治理国家？会兵法的就一定不会治理国家吗？做过生意的，就一定不会行军打仗吗？那么姜太公子牙又怎么说？再说其余诸子百家的门人弟子虽入自家之门，自家之学，学得好，就一定是定死了吗？就一定不会治国了吗？那么夏末商初时代的伊尹厨师干得好，而后辅佐商汤代夏，放太甲，而后又迎太甲，除暴变治，稳定国家，为商立下了大功，这又该怎么说呢？

解析儒家，我们也是要看时代背景的，譬如孔丘的“亲亲相隐”主张，有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春秋时并不同于现在，现代有如此的便利破案条件，这就是高科技给我们社会带来的助益影响之一，而春秋时虽能破案，但并不是所有的违法罪犯都能够被捕判刑，如果有亲属犯了罪，那也会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如果没有罪犯亲属告发，这个罪犯有可能一辈子不被刑罚，如此受害人家属甚至一辈子都可能不知道具体施害者是谁！有冤无处伸。要知道古时也是有人员流动的，如果是流动作案呢？像指纹侦查等技术侦查，都是当时背景所不存在的情况。告发亲属的未必无良心，告发亲属存在一种情况，那就是良心难安，因为受不了内心煎熬，所以告发破案，使受害者得以沉冤昭雪，要知道亲属也是劳动力，在那个生产力低下，绝大部分民众可能无顿顿饱食的时代，劳动协作可以带来财富

在当时而言，如果罪犯亲属能够无动于衷，无视受害者的冤情，这才是冷血呢！明知道亲属犯罪而能眼睁睁看着受害者家庭蒙难者，这样的人难道不可怕吗？所以告发亲属罪犯者未必无情冷血，未必没有道德！而漠视受害者家庭蒙难者也未必有多慈爱，友爱非血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