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后岗殷商贵族3号墓出土了几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称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书，写着“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庙名[15]。诚如刘钊先生所言，该朱书极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线索，而其意义是作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庙里的牌位。由此出发，刘钊先生更进一步假设：所谓“柄形器”的形状，符合甲骨文所见字形，便是表达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图十）[16]。该字在甲骨文中写成“”，既可释为“主”的古字，亦可释为“示”或“且”（祖）的异体字。其实，这些所谓的“柄形器”，最早见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图九：1-5），后来在盘龙城（图九：6-8）、二里头、二里岗等处经常作为随葬品出现，洹北城、殷墟和两周时代的墓也通见。
学界对所谓“玉柄形器”的看法众多：视为没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品[17]；圭类瑞器[18]；牙璋的亚种[19]；表达身分的玉笏[20]或玉节[21]；酒祭用的瓒柄[22]；祖先牌位[23]等。由于朱书痕迹难以保存，所以这一难得的朱书礼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实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写着祖先的庙名，即祖先日名。
图十 安阳后岗出土的玉祖器
图十一 石家河文化陶祖
图十二 盘龙城文化陶祖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状一般为长条形，靠近一端两侧略内凹，做成所谓“柄”状，器上有多种细致的刻纹。后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无刻纹的典型器，上头镶有一块圆形的绿松石（绿松石可能会因年久而剥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圆形的缺块，图九：6），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继承了此一特点。鄂东南阳新县大路铺遗址出土过形状相同的盘龙城文化陶祖（图十二）[24]；石家河祭坛也发现小型陶祖，不过其形状还没有典型化（图十一）。
石家河时代（2800BC-1800BC）小型玉祖，其实就是屈家岭文化（3500BC-2600BC）中大型陶祖小型化的变体。所谓屈家岭文化“陶祖”，即是屈家岭祭祀区出土之套筒形偶像（图十三）。正是因为这类器物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学界称为“陶祖”[25]，其意义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将“且”（祖）字的象形意义释为生殖器，其说可从[26]；而且，“”、“”、“”、“”、“”等作为“且”（祖）的字形，早就出现在大溪文化（4300BC-3300BC）和屈家岭文化的文字之中。据此推论，大溪、屈家岭的“”字是甲骨文中“且”（祖）字的来源，并且该字与屈家岭文化的陶祖或许有直接关系，都是表达对祖先的“生殖”崇拜，而小型的玉祖当也是属于同一脉络的礼器，恰好在屈家岭文化大型陶祖与殷商文字中的牌位之间，补充了中间的衔接环节。
就历史发展、社会及文化的演变来说，屈家岭时代“祖”的概念并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时代，社会发展和共同体内部的竞争导致其进一步分解成较小宗族群体。[27]就是因为如此，石家河时代的人们，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而开始出现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体积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图十三）。这一现象并不是同一种器物外形上的发展，而是社会观念内在演化的反映：屈家岭时代的大型偶像所表达的是，以城为聚落群中心的人们（这是那个时代最大也最为关键的社会结群单位）自我认同为是由一个共同始祖的后裔所组成的共同体；但是循着人口扩展、区域之间来往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并分化，以往那种从聚落到古国作为共同体的观念弱化，共同体内部社会分支、家族的观念逐步升起。因此，共同拜祖的活动逐步消退，石家河早期的祭坛上不再出现大型陶祖偶像，而开始普遍出现孔雀石及陶缸，揭示出共同祭祀已另有新意，即不再在公共祭祀活动中强调共同的祖先，而是强调冶炼的神秘转化的[28]。
图十三 屈家岭文化陶祖偶像
学界对所谓“玉柄形器”的看法众多：视为没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品[17]；圭类瑞器[18]；牙璋的亚种[19]；表达身分的玉笏[20]或玉节[21]；酒祭用的瓒柄[22]；祖先牌位[23]等。由于朱书痕迹难以保存，所以这一难得的朱书礼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实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写着祖先的庙名，即祖先日名。
图十 安阳后岗出土的玉祖器
图十一 石家河文化陶祖
图十二 盘龙城文化陶祖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状一般为长条形，靠近一端两侧略内凹，做成所谓“柄”状，器上有多种细致的刻纹。后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无刻纹的典型器，上头镶有一块圆形的绿松石（绿松石可能会因年久而剥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圆形的缺块，图九：6），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继承了此一特点。鄂东南阳新县大路铺遗址出土过形状相同的盘龙城文化陶祖（图十二）[24]；石家河祭坛也发现小型陶祖，不过其形状还没有典型化（图十一）。
石家河时代（2800BC-1800BC）小型玉祖，其实就是屈家岭文化（3500BC-2600BC）中大型陶祖小型化的变体。所谓屈家岭文化“陶祖”，即是屈家岭祭祀区出土之套筒形偶像（图十三）。正是因为这类器物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学界称为“陶祖”[25]，其意义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将“且”（祖）字的象形意义释为生殖器，其说可从[26]；而且，“”、“”、“”、“”、“”等作为“且”（祖）的字形，早就出现在大溪文化（4300BC-3300BC）和屈家岭文化的文字之中。据此推论，大溪、屈家岭的“”字是甲骨文中“且”（祖）字的来源，并且该字与屈家岭文化的陶祖或许有直接关系，都是表达对祖先的“生殖”崇拜，而小型的玉祖当也是属于同一脉络的礼器，恰好在屈家岭文化大型陶祖与殷商文字中的牌位之间，补充了中间的衔接环节。
就历史发展、社会及文化的演变来说，屈家岭时代“祖”的概念并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时代，社会发展和共同体内部的竞争导致其进一步分解成较小宗族群体。[27]就是因为如此，石家河时代的人们，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而开始出现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体积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图十三）。这一现象并不是同一种器物外形上的发展，而是社会观念内在演化的反映：屈家岭时代的大型偶像所表达的是，以城为聚落群中心的人们（这是那个时代最大也最为关键的社会结群单位）自我认同为是由一个共同始祖的后裔所组成的共同体；但是循着人口扩展、区域之间来往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并分化，以往那种从聚落到古国作为共同体的观念弱化，共同体内部社会分支、家族的观念逐步升起。因此，共同拜祖的活动逐步消退，石家河早期的祭坛上不再出现大型陶祖偶像，而开始普遍出现孔雀石及陶缸，揭示出共同祭祀已另有新意，即不再在公共祭祀活动中强调共同的祖先，而是强调冶炼的神秘转化的[28]。
图十三 屈家岭文化陶祖偶像
早年，良渚文物刚被挖出来的时候被命名叫龙山文化-良渚类型。后来c12测年和后期遗址一出，完了
只能改名，同样的还有上个世纪的龙山文化-石家河类型的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