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前，契丹南下共计11次。在军事路线的选择上，契丹9次从太行山前大道南下，仅有两次选择突破塘泊防御带。辽军穿过“水长城”的时节是干旱的冬春，而非水涨泛滥的夏秋。从战果来看，借助塘泊带的迟滞作用，北宋军队的抵抗都取得了最终胜利。这在“水长城”开通之前，是没有先例的，体现了塘泊带的军事防御作用。
北宋塘泊带对水系的改造，带动了白洋淀地区的社会发展。水环境的改善减轻了本地区的土壤盐碱化状况。唐代白洋淀附近曾有野生稻田的记载，因而北宋屯田种植的作物是水稻而非今天的小麦。因稻田表层长期被水浸泡，土壤中的盐分逐渐沉淀，形成了土壤结构松散的耕作层，盐碱地由此改造成为良田。湖泊群内的各种水产，将水潦盐碱之地变成鱼米之乡。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直接带动了人口的繁衍。塘泊带周边地区人口由宋初的14254户上升到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的92938户，120年间增长了5.5倍。
宋代引入白洋淀水修建水长城，成为军事防御的有效屏障，将各河流改造为农林灌溉水渠，成为发展屯田的有利条件。但自北宋后期起，因疏于管理，塘泊带逐渐荒废。朝廷对淤积干涸的塘泊不再疏浚，地方州县又片面追求种植水稻的收益，甚至将塘泊内泄去积水开辟为稻田，这就严重削弱了塘泊带的蓄洪调节功能。金代统一河北平原后，塘泊带失去了军事防御的作用。元代之后水系上游的过度砍伐及永定河、滹沱河对白洋淀湖泊群的淤积作用，最终造成了今天湖泊群的零散分布状态。
水善利万物而非不争
《道德经》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倘若梳理雄安地区的水环境演变，就会发现水并非与世无争，人与水的关系经历了由简单趋向复杂的过程，而各类水利工程便是这一过程的纽带。历代雄安地区的水利工程可大体分为河堤、桥梁两类。
白洋淀地区的河堤兴起于战国时期。北宋修建塘泊带开启了大规模河堤建造的历程。明清两代，对白洋淀地区的水环境改造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虽然气候渐趋干冷，白洋淀的自然灾害仍是以水灾为主。明代白洋淀周边的州县开始修筑河堤。不过，各段河堤质量参差不齐，州、县之间又经常出现因用水、排涝产生的纠纷。这说明白洋淀的河防工程仅依靠地方治理已难以奏效，白洋淀的综合治理呼唤顶层设计。
清代初期，白洋淀地区有了统一的河防工程——千里长堤。康熙三十七年（1698），朝廷着手整治畿辅水利。清廷命各州县采取统一的施工标准与用料，将明代白洋淀的各段河堤重修整合并联系在一起，修筑起围绕湖泊群的河堤体系。千里长堤在兴修初期，朝廷通过按流域治理维护的方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州县以邻为壑的乱象。不过随着乾隆后期治河专员的权力虚化，地方再一次成为筑堤主力，致使清代后期千里长堤河防体系再次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