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游为武城宰考评

二、“子之武城”在东武城的演绎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8]子游，姓言，名偃，春秋吴国人，小孔子45岁，即生于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六年（前443年），其悟出了“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的真谛，从而以“弦歌之声”教化邑民，并得到了孔子的充分肯定“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儒学得以在南方传播，全赖言偃，子游将儒学传到上海的奉贤县。
（一）弦歌台最晚建于北宋初
武城县的先贤们认定《史记》的武城即本武城。考之中国武城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共有五个：京兆郡有武城，莽曰桓城，位置在今陕西华县；九江郡有东城，莽却称为武城；会稽郡有武城，在今江苏的昆山；定襄郡有武城，莽曰桓就，位置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榆林城；都不在中原地区。唯清河郡的东武城县符合“子游为武城宰”。又有“东北三十里”的东阳城为《左传》的“吴师克东阳”而进攻武城作证。俨然此“子游为武城宰”即东武城，纵然有《史记》的“曾参，南武城人”的“南武城”也不加以追究了！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将子游即以十哲入孔庙，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又被封为“吴侯”。此时的《左传》所载的公元前“城武城”的今平邑县在入汉以来即改称“南城县”，东汉又称南武阳县，直到唐曾几更县名武阳、颛臾，最后并入费县，均未再称过“武城”，东武城县（本文仍称去“东”的武城为“东武城”）的缙绅人那里懂得古地理沿革，中原唯一的东武城即“子游为武城宰”者也。于是在永济渠（隋唐大运河）北修建豪华的弦歌台榭，在永济渠南的高地（今子游庙村）建子游祠。到北宋太常博士的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弦歌台。在御河北岸。”乐史死后两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子游被封为“丹阳公”。弦歌台此前即以存在，最晚也得是北宋初所建，或能推到唐开元年间建。武城县的弦歌台在黄河北决以前曾盛极一时，随着御河的衰退，弦歌台的盛名也大大衰退，应该在熙宁九（1076年）被“羊角旋风”摧毁。《宋史·五行》熙宁“十年六月，武城县大风，坏县廨，知县李愈妻、主簿寇宗奭妻之母压死。”[9]《嘉靖武城县志》记载的更详细：“羊角旋风：熙宁九年恩州（在清河县）武城县有旋风自东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尽拔，俄顷旋风卷入云中，既而渐近，乃经县城，官舍民居略尽，悉入云中，县令儿女奴婢卷去复坠地，死伤者数人，民间死伤亡失者不可胜计，县城悉为丘墟，遂移今县。”羊角旋风也把弦歌台夷平。但叶圭绶的《续山东考古录》说：“《寰宇记》《通考》并云：县有弦歌台，世俗附会耳。”他认为将弦歌台移来北武城乃附会《史记》的“武城人” 。[10]宋朝前东武城确实建有弦歌台。

（二）扇弦歌之风，布牛刀之化进城
进入元代，孟州喜星宫普济真人元志一，元朝命为高唐（武城的上级高唐州）等处道教提领，见“自京府达于郡邑配食先圣者，无地无之”[11]，如果将本地圣人“庙而诏之，像尔而示之”，将教化不懂礼义的人，不知礼义的刁民会大大减少。“武城在今并非一个，春秋以来的陵谷变迁，又不知道是哪一处，况且武城就在本邑。考其地则曰武城，询其台则曰弦歌”，[12]于是就找到在元朝赫赫有名的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的王鹗，王鹗欣然命笔，以宣扬子游功德为主旨，写就以扇弦歌之风，布牛刀之化的檄文。王鹗对元志一这位化外之人大加赞尝。元志一将檄文镌刻于石，又请集贤殿大学士、荣禄大夫李谦和太傅王磐二位大家，一人书丹，一人提额，全部工序于至元五年（1268年）年内完成。“对（报答）扬（宣扬）皇（元朝）化功美，岂浅浅哉。惟有志者图之。”[13]因邑人对元朝统治的抵触，起的作用并不太大，并未引起武城儒学的大发展，不知何时被埋入地下，1972年秋因运河拓宽时在原运河河务段院内大门下发现，至1980年移至武城县文化馆保护，（与关庙发现的《重修丹阳公祠堂记》不是同一块）由于现代人对碑石的粉饰，已失原貌，何况系原石原字。此碑碣确系元朝王鹗记碑，此碑并未到过旧县（王行杖村）弦歌台，亦未入旧县南子游祠。
王志一立碑后50年，引起邑人王仲（后至元[1335-1340年]间拜御史中丞，为国家命官，管领汴梁各路诸色民匠）的关注，王仲是武城县的首富，全州闻名。倾其家，持之一恒的兴学助教而成全县的义士，到元泰定二年（1325年）用家资在县城巽位（东南方）建丹阳公祠、讲书院、讲堂别宅和居学官屋计四十间。用料系上等砖、瓦、石、楹木及丹漆，除祠、院及其他房舍外，新设孔子和子游塑像、另置祭器于祠内、置经籍于书院。全部费用，耗资巨大，俱是王仲倾其家资独家所出。又买掉三百亩地供书院时祀和师生们的食粮。除此之外，尝割田二百亩益州（时武城县为高唐州所辖）作为学田；又给高唐、武城、夏津三县每县最好的地各百亩，以为时祀、廪膳费用之所需。翰林学士承旨刘文賡路过武城，将“讲书院”命名“弦歌书院”，县城始添以“弦歌”为名的书院。天历二年（1329年），有司上报，至顺二年（1331年），张起严为礼部尚书时奏于朝堂，准奏后才于济南派潘通为“山长”（即院长），这位山长又请张起严作《弦歌书院记》。我们到今天才能详知这段史实。
王仲热爱家乡之情，惊动了朝庭和大臣的关注，也激起邑民助学兴儒的高潮，王仲遗言“资不假他姓助”，[14]儿子主薄王昺（字又克）继承先父遗志完成了县学的修筑，先后耗资超过800千钱，为保儒学的长盛不衰，再捐地500亩腴田以供州、县祭孔和儒学师生膳食。入明以后激发了成百上千的武城学子，几乎村村有禀生、增广生，出现了很多举人、进士，很多出类拔萃者，如王道、吴中、王士嘉、梁端、傅希说等。
弦歌书院之名气大振，“子游为武城宰”“扇弦歌之风，布牛刀之化”俨然成为事实。有观点相左者直能退避三舍，编著第一部《武城县志》的尤麒在按语写到：“古人们泥于武城之名，即以为真，并不去考证是否真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本来鲁国武城在兖州的费县，在外作官的的邑人拿今天的东武城当成鲁武城。本来祠、庙很多并无确证，遗留下许多传说故事，本邑人则深信武城即子游为宰者，本武城是否鲁邑就不重要了。”[15]又说：“郡志有澹村胜迹……，窃谓此邑既非子游之旧，则无澹村可知，……敢以为然耶。”[16]他纵然不认可“子游为武城宰”，但凭本县历代的缙绅们对子游的崇拜和学子们“彬彬辈出”也真是无可奈何，所以又将子游的“弦歌之风”写入县志。

（三）子游庙遗趾
位于今关庙村（子游庙村）的“子游庙”应该与永济渠北的“弦歌台”同期，绝对超不过唐朝南移县城。县城东移后并未停止供奉，王仲大兴土木时并无人顾及。到天顺时在明朝任监察御史的伍善，迁任武城知县，以恺悌为政，偕县僚李缙、刘智，典史段铸，捐薪俸修儒学。《重修丹阳公祠记》效仿元志一在子游庙重立碑，请蜀江周洪谟（进士、翰林院编修、礼部右侍郎、左侍郎。）记先贤子游之祠事迹于碣，此碑在关庙村于1973年曾发现，又失。俟后不断修缮子游祠，据孟庆涛记述：明代万历七年乡进士高可大(故城县军屯镇高行杖村人）记，县令张燃重修碑；明代万历四十八年进士户部观政邑人李三奇，记县令游应运重修碑；清代顺治三年前令柳光礼重修无碑；道光、民国武城县志均载乾隆六十年、道光十五年俱有重修，并存碑记。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邑人立县令赵完璧公德政碑于关庙村，赵完璧，武城令，会稽郡人（吴人），与子游同为吴人，同任武城，因政绩卓著，树功德碑于此。今关庙遗址存残碑。
到清代“子游为武城宰”的争论仍未停止，《光绪武城县志》仍记载：“以弦歌雅化，积厚流长，群欲私贤宰为我有，不肯甘心退让，于是造言遗迹，以传之犹未已也。更复建祠置碑以永之百计”

三、把眼光投向国人“看武城”
前面是子游遗迹在本邑出现的年代。让我们把眼光投向平邑与稼祥之争看曾参故里（如前述），明朝的遗迹不能证春秋，元朝的、金朝的、唐宋的都不能证春秋。
把眼光投向《左传》：“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王犯尝为之宰，澹台子羽之父好焉”，[17]“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18]鲁国武城是澹台灭明的故乡，子游宰于鲁武城。
历代书载很多：
《太平寰宇记》：武城，《左传》·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注：“泰山南武城是也。”[19]南城，在县南九十里。《史记》“齐威王使檀子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20]是也。
《舆地记》注：南武城，鲁邑城，子游为宰者也，属泰安郡。
《史记正义》注：南武城在兖州，子游为宰者。
《续山东考古录》：“《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注：‘泰山南武城县。’”
《中国历史大词典》注：子游······为鲁国武城宰者，以礼乐为教，境内有弦歌之声。
教科书《四书五经》中的《论语》部分，原文：子游为武城宰。注释：武城宰，武城县的地方官，相当于武城县的县长。武城，在今费县西南。
因对“子游为武城宰”有争议，学者纷纷撰文，明代学者有姚庭槐 、王雅量 、潘季驯 、马应龙 、孔承业 、于慎行等 ，清代有顾炎武、阎若璩、周炳中、俞正燮、赵佑、胡赓善、汪之昌、胡元玉、叶圭绶、孙志祖，近代有钱穆等，考证专文近二十篇 ，这些论文绝大多数认为曾子为费县南武城（今属平邑县 ）人，仅赵佑、孙志祖等学者论证曾子是嘉祥人。他们的论证的交点都在论证“武城”位于何处？并无人涉及到“东武城”，因为“东武城”绝对不是“鲁武城”。

四、放弃错误，挖掘属于故城的文化
“弦歌台”在东武城的发起，最迟在北宋，树碑、建祠于元代，经明、清两代“造言遗迹”“建祠置碑”可谓有迹，此迹再多也不能证春秋，为促进国学的发展其情可悯，为圣人之学由子游北传立证其情未免可怜，因为建立的事实基础不稳固，连《武城县志》的编纂者都不自信，只有邑产缙绅们深信不移，但并无一人作出考证。仍以“弦歌古郡”自居。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作为武城后人，看到这些遗迹和联想到当时捐资兴建的义士仁人，多么尊崇儒学，多么看重子游，一直至今日，总想将东武城打造成儒学北传的圣地，荣耀我们的故乡！但事实并不如我们所愿。
东武城从来没属过鲁国，子游也没来过东武城，东武城也不曾有过被记载的孔门的弟子。虽然东武城在春秋属过齐国，存在不会超过200年，属黄河泛滥的齐文化区。赵武灵王时为赵东武城，系赵东阳地区的战略要地，属以“齐风”为基础的“赵文化”区。将齐鲁文化（包括儒家学说）变“家传文化”的先驱——崔意如，培育出博陵、武城50多名宰相和不计其数的三品以下官员。故城县南半部的古武城县发扬了“齐风赵魄”，将其传到贝州、魏州、冀州、瀛州、沧州，造就了大批的文臣武将，能文能武，侠肝义胆。反过来又影响德州、博州、齐州。催生出董仲舒、毛苌、崔琰、傅玄这些新生圣人。
想当年，咱们的先辈皆是不明真相而为之，不足为奇，不足为怪。在文化程度大为提高、信息特别灵通的今天，只要动动鼠标就能明确的问题，尚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抱残守缺，哪能怪古人张冠李戴呢？古人办错事是因为缺乏相关知识，今人坚持错误则另当别论了。我们当以 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件。”“编纂地方志应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21]以上两条强调的是“本行政区域”的“历史与现状”。
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坚持错误用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来辨护都不够，改正错误将轻而易举。发动文化人集中精力研究“齐风”和“赵魄”的交溶、形成和传播，夺回因“武城宰”之争失去的时间，不要再耗费自己的聪明才智去作保守派、县志派，以全国的地理志为指导书写“齐风赵魄”这属于故、武城文化的新篇章。

五、结论
春秋孔门弟子言偃（子游）系吴（今江苏省常熟县）人，游学于鲁国，在武城为宰（即南武城县令，南武城位于今山东平邑县），他未到过“东武城”。
武城县将子游移来武城县为宰，可能起于唐末宋初，虽然《太平寰宇记》记载了“弦歌台”，但并没有“子游为武城宰”的直接书证。
元朝王鹗撰文、元志一刻石的《丹阳公祠堂记》在至元五年（1268年）年内完成。元朝实物不能证春秋。
上述事件一直到元末并未引起当地人的重视，元泰定二年（1325年）引发了武城首富王仲的投资热情，倾其家资独资完成丹阳公祠、讲书院、讲堂别宅和居学官屋的修建，捐地200亩用于书院的日常费用。王仲的义举激发了邑人的儒学热情，进士、举人大批涌现。后世有作为的县令长在儒学上也下足了功夫，子游的庙、祠、碑刻屡有翻新。实物再多也不能证春秋“子游为武城宰”者也。
儒学的西进或“东学西渐”并非子游的作用，而有另外的途径。应引起武城县和故城县的文化精英们的关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