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湖的原始日晷
(二)盆形鼎与原始日晷
图6-37 贾湖盆形鼎M22:2
根据本书前几章的探索,我们知道贾湖人发明的天文器具大多非常原始。当初我们第一眼看到贾湖骨笛和叉形器时,也感到十分神秘和疑惑,根本无法将它们与圭表联系在一起。现在,当我们初步证明这些器具的天文历法功能之后,不禁感到:那些看似原始的器具,它们的功能大多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有些原始天文器具常常利用现成的实用器具来代替。因此,我们在寻找贾湖原始日晷时,也不能忽视从这些实用器具中寻找的途径。
1、利用盆形鼎观测太阳时刻
利用日晷观测太阳时刻不是根据日影的长度,而是根据日影的方向,因此日晷的外形应该与圆形密切相关。贾湖人曾经借助实用陶盆来象征宇宙模型,他们也就能够借助实用陶器兼做日晷。例如贾湖盆形鼎就能够兼做日晷。
盆形鼎的共同特征是方唇,深腹,圜底,三个凿形足,器表施红色陶釉,除了花边和乳丁纹外,器表全为素面。其中A型盆形鼎与A型深腹盆类似,B型则由A型演变而来。与深腹盆相比,盆形鼎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器底增加了三个凿形足,二是B型盆形鼎沿下多饰有一周或扁、或圆的乳丁纹,这就足以使盆形鼎兼做日晷了。
盆形鼎是贾湖文化中期才开始出现,这与骨板出现的时间差不多。在贾湖中期Ⅱ6期段墓葬M22中,出土了一件B型盆形鼎M22:2,内径约18厘米,唇缘外侧稍外凸,上面有宽且深、间距较大的斜划线花边纹,口沿下外周还有15个突起的圆乳丁,斜划线与圆乳丁围绕圆周,大体上平均分布(见图6-37)。
该盆形鼎出土时位于墓主两足之上,盆口向上,三个凿形足令其可以水平摆放,盆内还有10件骨镞,长度多小于7.5厘米(参见表6-13)。如果我们将该盆形鼎装满沙土平置于地,在盆内正中插上与地面垂直的表杆,并将上述10件骨镞平放在盆土表面,箭头向外,按一定规律围绕表杆,这样不仅可以利用表杆来观测日影,而且还可以将盆形鼎改制成一具最原始的地平日晷,它具有“日钟”的功能,或可视为一具最原始的天文时钟(见图6-38,图中时刻名称参照我国秦汉时期的十六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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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8 贾湖盆形鼎改制成原始地平日晷平面示意图
在图6-38中,9支箭头代表9支骨镞指向日影的方向,箭头处的数字代表骨镞的编号。另有1支8号骨镞指向日中的方位,该骨镞比较特殊,出土时铤部已残(图6-38中该骨镞并非实物原貌,其铤部长度是依据贾湖同类骨镞的短铤特征还原的),其剖面呈扁平状,两侧的刃部呈细密的锯齿状波浪纹(波浪纹既可以表示时间的流逝就像波浪那样一浪接一浪,又可以表示该骨镞是活动的),其残存长度和最大宽度如下(见图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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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9 贾湖骨镞M22:8平面形状
由于8号骨镞是贾湖人特制的,故在图6-38中我们将其置于日中方位。实际上,该骨镞类似于一个活动的指针,起码可以指示太阳经过的7个方位,从而能够对应盆形鼎上代表白天的7段时间。另外9件骨镞的外形大同小异,它们类似于固定的指针,我们可以根据外形上的差异来决定它们各自的箭头指向。
根据器体剖面形状,我们将这10件骨镞分为半圆、扁圆和扁平三类,半圆者4件,扁圆者3件,扁平者3件。然后按照半圆对应长日影、扁平对应短日影的原则,将4件半圆骨镞指向东西方位,将3件扁平骨镞指向北方,最后再将3件扁圆骨镞中的2件指向东北方,1件指向西北方。
根据两翼的特征,我们将这10件骨镞分为两翼平齐和两翼呈倒刺状两类,两者各为5件。考虑到倒刺状应该象征太阳的光芒比较强烈,故应该对应日中附近的时刻或日影。而平齐则象征太阳的光芒比较柔和,故应该对应日出、日入的时刻或日影。因指向南方日中的8号骨镞两翼呈倒刺状,故我们将有倒刺的其他4件骨镞一律指向偏北方(东北到西北之间)。又因5号骨镞与8号骨镞型式相同,故将5号骨镞指向日中之影的正北方。剩下两翼平齐的5件骨镞指向东西方位,其中9号、12号骨镞的长度大于7厘米,考虑到日出、日入的日影最长,因此将两者分别指向正东、正西方位。因4号与9号骨镞型式相同,也可指向东方,而11号与12号骨镞型式相同,同样可指向西方。又因7号与11号骨镞型式相同、外形相近,故可指向西北方,最后剩下的10号骨镞指向东北方。
通过对上述10件骨镞的型式、特征、长度进行的上述分类,我们还原出它们在盆形鼎内各自的箭头指向和对应的地平方位角范围如下(见表6-13)。
表6-13 贾湖盆形鼎M22:2内10件骨镞对应的地平方位角
序号 骨镞 型式 两翼 剖面 长度 箭头指向 地平方位角
1 M22:9 HbⅡ 平齐 半圆 7.1厘米 日出 85-95°
2 M22:4 不详 下餔影 60-70°
3 M22:10 DcⅠ 扁圆 餔时影 35-45°
4 M22:13 HbⅢ 倒刺状 日失影 10-20°
5 M22:8 De 扁平 5.24厘米 日中 180°
6 M22:5 不详 日中影 360°
7 M22:6 FcⅡ 4.95厘米 日未中影 340-350°
8 M22:7 Fe 扁圆 不详 食时影 315-325°
9 M22:11 FcⅠ 平齐 半圆 5.8厘米 蚤时影 290-300°
10 M22:12 7.15厘米 日入 265-275°
原始日晷的主要作用是观测和标记太阳时刻,即利用日影方向的转变来表示白天的时间。在图6-38中,盆形鼎M22:2上的15个乳丁纹在功能上应该有所区分:其中在南半圈有7个乳丁纹,可以代表白天7个太阳时刻;在正东、正西方位各有1个乳丁纹,可以代表日出、日入时刻的太阳或日影方向;剩下的6个乳丁纹位于北半圈,乳丁间隔为7段,正好对应白天7个太阳时刻的日影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盆形鼎口沿上有较粗、较深的斜划线。由图6-37可见,这些斜划线大体与乳丁纹一一对应,这也不是偶然的巧合。由于乳丁纹位于盆形鼎的口沿外侧之下,故在观察日影时,不大容易看到表杆下的日影直接指向哪一个圆乳丁。现在盆形鼎口沿上有了斜划纹,就可以直接看到表杆下的日影指向哪一个斜划纹,于是就能方便地观察太阳时刻,做到一目了然。
2、秦汉时期的十六时制
在图6-38和表6-13中,我们借用了中国古代的9个时辰概念(即日出、蚤时、食时、日未中、日中、日失、餔时、下餔、日入,参见下文表6-8),又标出了与这些时辰(除了日出、日入之外)对应的7个日影方向(即蚤时影、食时影、日未中影、日中影、日失影、餔时影、下餔影)。这样一来,利用盆形鼎M22:2外围的15个乳丁纹和10件骨镞,就可以得到16个时间标志点或范围,这使我们想到了我国古代计时制度中的十六时制。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的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在属于战国晚期的一号秦墓中出土了460枚竹简,其中的甲种《日书·生子》记载了一种测算何时生男、生女之术,包含有古代十六时制在内:
“平旦生女,日出生男,夙食女,莫时男,日中女,日西中男,日则女,日下则男,日未入女,日入男,昏女,夜莫男,夜未中女,夜中男,夜过中女,鸡鸣男”[1]。
张德芳先生在《简论汉唐时期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十二时制和十六时制》一文中认为:“把一昼夜分为十六个时段,早在秦汉以前已用之于日常生活和吉凶占卜之中”,“两汉时期的河西及至敦煌地区实行十六时制而非十二时制” [2],他还将汉代十六时与今时对应列表如下(见表6-14)。
表6-14 汉代十六时与今时对应表(张德芳绘制)
夜半 鸡鸣 晨时 平旦 日出 蚤食 食时 日未中
0-1.5时 1.5-3时 3-4.5时 4.5-6时 6-7.5时 7.5-9时 9-10.5时 10.5-12时
日中 日失 餔时 下餔 日入 昏时 夜食 人定
0-1.5时 1.5-3时 3-4.5时 4.5-6时 6-7.5时 7.5-9时 9-10.5时 10.5-12时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证贾湖人已经使用了十六时制,但是他们完全能够利用盆形鼎做成原始的太阳时钟,初步划分出白天的时间,这应该可以看作是古人创制时刻概念的萌芽,这对原始社会来讲,已属高科技了。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指出:贾湖人已经能够利用箭矢形状来指示时间,利用“点”和“刻”来区分和标志时间阶段,这对我国古代传统的测时仪器、时刻制度和报时方法都有明显的影响。我国古人曾经发明了以滴水来计时的漏壶、箭刻(简称“漏刻”或“刻漏”),通过漏刻将一日时间分作一百“刻”,还把夜间时刻分为“更、点”,在夜间配有专职人员按时敲钟击鼓,通报钟点、时刻。时至今日,我国民间仍沿用几点、几刻的计时单位和名称,这与贾湖盆形鼎上的乳丁纹、斜刻线所反映出来的“点、刻”观念如出一辙。
3、盆形鼎是沟通天地的象征
贾湖盆形鼎作为地平式日晷的原始形态,其上的“点、刻”对应着天上的太阳和地上的日影,在贾湖人看来,这种盆形鼎和贾湖骨笛、叉形器一样,都是他们的观天神器和通天法宝,因此具有“沟通天地之道”重要象征。
在古人看来,王道出于天道,而“天地之道”不可变更。于是,“鼎”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便具有“天授王权”的象征,逐渐上升为皇家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礼器,最终演变为象征天子一统天下的法宝或标志。相传皇帝作宝鼎三,象征天、地、人合一,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统一,夏商周三代都将“九鼎”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不仅天子祭祀天地、祖先时必须行九鼎大礼,而且在旧王朝迁都或新王朝定都时也要将九鼎一同迁往新建的王城,称之为“迁鼎”或“定鼎”,这在我国古籍中多有记载。
《汉书·郊祀志》载:
“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
《拾遗记》载:
“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雌鼎,以雄金为雄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
《帝王世纪》载:
“汤即天子位,遂迁九鼎于亳。”
《左传·桓公二年》载:
“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
《左传·宣公三年》载:
“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由此可见,后世所谓“定鼎中原”的观念具有明确的国家、政治、宗教和文化含义,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建立大多以享有“以祖配天、配祭”的“祭天大权”为典型特征,以争夺统治天下的“天命君权”为最高目的,以独据“天下之中”来营建帝王之都为最终结果。到现代,“鼎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象征,它的源头目前可以上溯到距今8200多年前的贾湖文化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