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上海,雨总不歇。我去收账,只有一双不跟脚的胶皮雨靴,追起人来,跑几步,就要踩在靴筒子上,再跑几步,整根靴子都要甩飞。强哥因此不许我穿鞋了,去收账,便打赤脚——他笑嘻嘻地说,你这样去,都不必拔刀,往那里一站,人家就怕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
可是我,脚底板硌的疼啊!
又有这么一日,强哥带我和阿明去苏州河边收账。欠债的姓薛,祖上有钱,房产很多,后来全都卖了,只为换一口烟。仆人跑了,管家跑了,一起嘬过翡翠烟嘴的小妾也跑了,只剩一个老妻,病的奄奄一息,还要跟他来贫民窟受罪。
见我们来了,薛先生要钻狗洞逃跑,被我们堵回来,便躬着很低的腰,几乎下跪那样的,膝盖却不挨地,这样地祈求一些宽限。他哭得大声,哀叫着,夫人一直跟着自己受苦,总要给她留几个药钱!我看不过,一刀抹了那女人的颈子,滴血的刃,湿淋淋地搁在他的颈上:
“现在不用留了?”
收了这笔账,强哥很是高兴。他说,明天不用做事了,你午饭后来找我,我带你去个好地方。第二天,我在杏花楼架出了吃得醉醺醺的强哥,他和我站在雨后初霁的望平街上,打了个又臭又响的饱嗝,舒服得直翻白眼。
之后,他领我走过一条桐荫浓密的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上海——曾在路上见过的、穿着新式旗袍和洋装的姑娘,好像都聚在了这里。这里是她们的发源,亦是她们的归属,她们是隶属这华丽蜂巢的工蜂,春光烂漫地飞去,脂浓粉艳地飞来。
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姚春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