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ary 1
2016.4.16
“小灯笼”美龄
“小灯笼”是美龄小时候家人给她起的绰号，她是宋家所有人的小灯笼，一生都是，可爱贴心，又带着温暖。她真的对家人极其好。
和父母
感觉美龄是六个孩子里面为父母做得最多的。她大学毕业回国后不到一年，爸爸就去世了。美龄一直照顾爸爸到最后。她那段时间写给朋友的信：“因为父亲病了，我不得不振作起来”“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每天晚上我都用橄榄油给他按摩”，还有那段时间精神紧张到快要崩溃，“我对外出没有兴趣，因为父亲病情危重，我想把头埋在你沙发的枕头里哭泣”“因为父亲病得这么重，我已放弃练钢琴”“我晚上在医院熬夜陪着父亲，一天去医院大约四次。我身体不觉得累，我感觉精力充沛、精神疲惫”……
父亲去世后，除了有时去结婚的姐姐家，美龄大多数时候都和母亲住在一起。其实从她回国一开始，就在帮母亲料理家务，照顾两个小弟弟，有时也照顾蔼龄的孩子。因为各种杂事太多，她还曾跟朋友感叹：“我找份工作、施展抱负的计划，又得搁置下来……这就是小女儿的宿命”。但她还是爱她的亲人，她曾在信里说“亲人是对你最重要的人，总在你身边”。美龄一直蛮听妈妈的话，虽然有时内心并不服气，比如宋妈妈不准她跳舞之类的。晚年在跟人谈起她自己的婚事，她也在强调她尊重妈妈的意见，据说她曾对蒋说：“你跟我讲没用，要我母亲同意才行。我家是基督教家庭，我们都听父母之命，等我母亲同意了，我再考虑”。1931年妈妈生病，医生说上海天气热不适合养病，是她和子良陪着妈妈去的青岛，照顾妈妈，妈妈去世时也是他们两在身边。那时子良还没结婚，而美龄已经结婚四年。
和大姐
美龄一生最大的争议几乎就是对蔼龄家护短，相关事迹还上了《建国大业》这样的电影。蒋身边的每个人几乎都谈到过她对孔家的纵容。据说她视蔼龄如母亲般，蒋的私人医生回忆：“蒋夫人有时还会耍点小姐脾气，但对她的大姐却像对母亲一样，很听孔夫人的话”。她还曾经因为在蒋的日记里看到蒋批评孔家，一气之下就去孔家住着了。不知道蒋以后写日记写到这方面的内容时会不会有心里阴影啊T.T!!!
她对蔼龄的几个孩子，几乎是把他们当作自己亲自的孩子在对待，40年代在访美时也带着他们。孔令仪还曾在南京跟着她和蒋住了好几年：“我们视蒋夫人为母亲，她对我们也当自己小孩一样。早年在南京时，我念金陵女大附中，曾住在老总统、夫人官邸约5年，那时经国纬国还不在他们身边。老总统他们不叫我名字，叫我‘宝宝、宝宝’，带我出去逛街，把我当自己子女一样管教。小时候蒋夫人常对我说‘要听话，不对，我要打的’。”“我从学校回来，那时候四点钟，那么夫人的车子来接了我回去，他（蒋介石）就叫我陪他去兜兜。那时候南京汤山那一段路很不好，那么我就陪他去兜兜。夫人就说，唉呀，你叫Baby老是陪你，她来不及用功啊。他就说包在我身上，包在我身上。”
还有名声最差的孔二小姐孔令伟，孔令仪接受采访时说起过她妹妹为什么变成后来那样：“令伟真是可怜。她小的时候穿女孩子的衣服，天气热，她生得一粒一粒疥，头上也是。蒋夫人跟我母亲说，你怎么搞的，给她穿那么长的衣服。她说她都身上生疥，她就把她头发也剃了，给她穿那个短裤子，这么短。她这样子一穿，秘书、侍卫看见就说，唉呀，二小姐怎么你穿这个，就笑她。她觉得好像不自然，后来就改穿男孩子衣服，就改不过来。也是因为人家笑，也是因为小孩太敏感，其实我穿什么与你们有什么关系？我可以以后换过来，她换不过来了。所以蒋夫人对她很遗憾，在这一点上。”——美龄小时候也常穿哥哥子文的衣服，但对她后来完全没有影响。所以她对孔二小姐后来的事有一种歉疚吧，也因此处处宠着她，根本听不进周围人的劝。孔二小姐1994年在台湾病危，97岁高龄的她冒着危险坐长途飞行去看望，在这之后，她就再也没回过台湾。

和哥哥子文
30年代后期特别是40年代后，蔼龄和子文因为利益冲突的缘故，一直有一种对立。美龄与大姐感情好，因而有时也做为蔼龄那方加入了这种对立。不过她跟子文之间总体感情还是不错，子文大女儿多年后回到上海，也是这么跟记者说的。
美龄在威斯里安上大一时，庆龄毕业离开美国。于是美龄转学到了临近哈佛的韦尔斯，方便在哈佛读书的子文照顾她。那时他们来往挺多的，感情应该也很好，有时宋爸爸写信就只写给子文，让他看完后再拿给妹妹看。据美龄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忆，她当时常常跟同学用自豪的口气谈起自己的家人，并相当尊重他们的意见。后来美龄嫁给蒋，子文参与到蒋的政权中，好多人都回忆过子文个性孤傲，说话做事常常不给人面子，包括对蒋。而且大家都默认因为子文是美龄的哥哥，所以他自然能比别人更“有个性”些。
美龄、子文和蒋之间，有两件事：1930年中原大战时，蒋希望子文为他提供充足的军费，但子文有时并不买账。蒋的日记里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求告无果的情况下，美龄拿着房契和首饰去找子文，说要把房子首饰都变卖了充作军费，并说如果蒋在前方遇难，她也将一同赴死。美龄的言行震撼了子文，他赶紧对蒋的军队发放款项。还有就是史迪威事件，蒋因此冷落了子文很长一段时间，吴国桢劝子文通过他妹妹向蒋说情，子文很倔强地说他不会这么做。但据蒋自己的日记，写到他决定原谅子文时“乃从宋妻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感宋父母之灵”。可见美龄还是在帮着哥哥说话。尽管在子文和孔家有利益冲突时，她绝对是帮着孔家的。
据子文的女儿回忆，美龄晚年跟子文有很多书信来往。1950年左右她在美国读大学跟男生交往，常常出去吃饭、看电影，受到子文的约束时，美龄曾写信劝哥哥要尊重孩子的自由。晚年美龄还曾写信给子文，调节他和蔼龄的关系，督促子文给蔼龄打电话，并说“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我越相信血浓于水这句话。”子文去世后，她因为一些原因没去参加葬礼，不过还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她的伤感：“家人对他和子安两年前去世都非常不舍。他们突然如此预料不到地走了，而且如此密集而来，当然让我们更难以忍受。”
和子良子安
美龄大学回国时，曾代替她妈妈管教过两个弟弟。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得意洋洋地说：“两个男生的功课没过，妈妈气坏了，把他们交给我管教。他们很难管，因为他们非常聪明，可又很懒惰。我已经打了小弟弟好几次了，他们两个现在都很怕我，你不知道我有多么会教训人。”她真正参加了两个小弟弟的成长和教育。
另外，子安的孩子小时候，几乎每次放假都会去台湾玩。子安二儿子宋仲虎2011年来上海参加一个关于宋氏家族的论坛时曾说起过很多当时有趣的事，感念他的姑父姑母对他们的爱与关照。
douban://douban.com/note/551980667

★ Diary 2
2016.3.18
庆龄和美龄
她们的整个家庭就是一出辉煌的悲剧，谁都没有真正胜利，落幕的时候都带着凄凉的意味。
关于美龄对姐姐的感情，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比如30年代初期对庆龄安全的保护，抗战在重庆时的电话专线，告诉戴笠不准对她姐姐胡来。而庆龄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则常常看起来不怎么给妹妹面子。1927年7月，美龄曾经去武汉劝庆龄转变立场，但后来她一个人回到上海。1929年6月，奉安大典后，她也曾从南京到上海，请庆龄出席三届二中全会，但之后一个人返回南京。在她回上海的那天，宋家还有一次小聚会，在上海的家人一起拍了照，三姐妹还像多年前那样按同样的位置坐在一张椅子上拍了照片。抗战期间，她们的三兄弟从美国回到重庆时，蒋想邀请宋家的人搞一次家庭聚会，美龄打电话给庆龄，但庆龄也以身体不舒服的理由拒绝了。
美龄真是对家人极其好，除了孔家的几个熊孩子，对庆龄其实也是。庆龄发表的那些针对她丈夫的宣言，说的那些气话，比如宁愿看到美龄死也不愿意她嫁给蒋之类的，好像她也没说过什么，至少没感觉她有记仇吧。后来，即使是在30年代最为紧张的岁月，庆龄生病了她还是会去探望，也有人目睹她们三姐妹在一起“从楼上走下来，像三个女学生”。
她选择蒋，与其说是受到蔼龄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庆龄义无反顾地嫁给孙的影响吧。她希望自己跟姐姐一样，也嫁给一个能拯救中国的“英雄”，并以帮助这个英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当然，这里面也有要跟姐姐一样的虚荣心。蓝党当政的那些年，感觉美龄对庆龄是有愧疚和心疼的。而不仅仅像一些说法，是为了利用庆龄的影响力为自己的丈夫的政权服务。与此同时，我相信庆龄晚年对美龄的思念就是一个姐姐对妹妹的思念，而不是为了所谓的第三次国共合作。
有一个细节，据蒋的侍卫孙宗宪回忆，蒋宋二人新婚后的那几年有时会吵架，而吵得最凶的那次是邓演达被杀。“因蒋杀害邓演达事，两人闹得最烈”。联想到庆龄去南京见蒋，得知邓演达被杀时气得掀了桌子，蒋逃去楼上这事，估计在救邓这件事上，她也曾联系美龄，或者美龄知道姐姐的心情，而她和蒋的那次“最烈”的吵架也是因为此吧。

庆龄在早在1933年就加入Коминтерн（这个词是我改的，具体意思自己搜索，后文相同），成为Коминтерн的地下党员，并多次为Communist提供经费和人员支持。爱波斯坦说：“有几年时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实际成为留存下来的Communist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Коминтерн——联系的唯一地点”。庆龄在送人去陕北时，曾经找过孔祥熙以及宋子文要相关的通行证，她的家人对此都睁只眼闭只眼了，估计觉得她仅仅是因为坚守孙的三大政策而同情Communist吧。但在西安事变谈判结束后，周竟然对美龄和子文说，你们二姐之前送来的5万美元我们收到啦，以后联系Communist通过她就可以啦等等，估计美龄和子文都惊呆了。子文后来去质问过庆龄，庆龄在给王明（他们在Коминтерн中应该是上下级关系）的信中提到这件事：“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Communist的代表取得联系。’”子文和美龄尽管感到生气和不可思议，但还是一直对此事保密，蒋肯定是不知道的。
1949年5月，美龄在美国争取美援不顺，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那样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她还和子良一起写了那样的信给庆龄，“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但常感相距太远了，帮不上忙。请写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字里行间可见对她的关心。又联想到晚年她写给蒋经国的信：“深信若大陆撤退时，余在中国而不在美国图挽回马歇尔肆意报复并一意孤行之短见，或大姨母不在美国而在上海，必可拖其(指宋庆龄)离开。”我觉得估计那时也有曾写信劝庆龄去美国。以庆龄的谨慎，重要的信后来都烧掉了吧，留下的几封都是只表达了姐妹情的。
49年后，美龄的心态有了变化，也许她觉得蒋的失败多少是和庆龄有关系的吧，心里总归有怨气。或者感觉两个人的角色有某种意义上的反转，姐姐是“胜利者”而自己成了“流亡者”。另外也为了避免被统战。总之她对庆龄开始避而不谈，至少公开场合如此。1976年发表《与鲍罗廷谈话的回忆》时，在不得不提到庆龄的时候，她是这样处理的：“一九二六年冬，家母、长姊孔祥熙夫人和我，从上海前往汉口，去探视家兄子文和另一位家姊。”而在1971年，为了避开与庆龄在子文葬礼上见面，她甚至在已经飞到夏威夷后又转回了台湾。当时庆龄应该并未像新闻里讲的那样已经准备去参加葬礼，只是因为包机问题没解决而没有成行。但如果她有机会看到妹妹为了避免跟她见面，连弟弟的葬礼都可以不参加的消息，心里会很难受吧。
再后来庆龄病危，大陆那边联系她来北京见姐姐最后一面，通过陈香梅带去了庆龄给她的信。她的回复仅仅是“信收到了”。再有就是一封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家”，一字千言的感觉啊。而从廖承志给庆龄的一封信里，美龄似乎托人把自己的电话和地址给过庆龄，“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大卫是宋蔼龄大儿子的英文名。如果真的曾给过地址和电话，她们晚年有联系上吗？我真希望有。如果晚年曾有联系，那么姐姐去世后有没有奔丧其实也无关紧要了。

还有何大章提到的：“2010年5月底，我第三次到台湾访问。其中妇联会安排了一次宴请。我的邻座是一位秦女士，她问我说：‘你们基金会出过一本宋庆龄的画册？’我说：‘对。’她说：‘当时朋友借给我一本。我拿到特别高兴，就赶快送去给蒋夫人看。’她说，把这本画册递到蒋夫人手里之后，蒋夫人坐在那儿，一幅一幅认认真真地看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而且旁若无人。看完之后蒋夫人什么话都没说，就把那个画册收起来了。她还告诉我：在庆龄去世的那几天里，美龄完全沉默，一言不发。”这情形，和庆龄去世后香港媒体披露美龄在知道姐姐病危及去世后曾多次流泪蛮吻合的。
据她们小弟弟子安的儿子宋仲虎回忆，庆龄去世十多年后，美龄面对台湾混乱的政局还感叹过，“如果二姐庆龄还在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些事。”美龄晚年的卧室里一直摆放着庆龄的照片，她们妈妈家的亲戚牛恩德回忆过两人之间的思念，“1977年我回国探亲，到北京后海宋庆龄表姑妈的住所探望她……最出乎我意料的，她在我耳边轻轻地问我，她的三妹可好，我只能说她身体还很健康……1990年至1995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到宋美龄表姑妈家吃午饭，一次她带我们到二楼睡房去看她创作的画和著名画家赠她的画。一进门，我一眼就看到柜子上摆着宋庆龄表姑妈的照片，心里很感触。我问她1977年我见到宋庆龄表姑妈时，发现她有些虚胖的原因，宋美龄表姑妈告诉我这是一种病造成的。我借此机会转达了宋庆龄表姑妈对她的思念。”
关于庆龄对美龄的感情，漫长的一个世纪里也有变化与波折。她们当年一起去美国，一个14岁一个10岁，异国他乡，以庆龄的性情看，她肯定对妹妹照顾很多，两人的感情基础应该也是那时打下的吧。而更早，大姐蔼龄很小就去寄宿读书，也是几个小的天天在家一起学习一块玩。在20年代，美龄和庆龄的合影，她都是很乖地站在姐姐身后，很有小妹妹的样子。不过那是二人的很多观点都是不一样了，据美龄的一个朋友回忆，她们曾因为对Communism的看法不一致而吵架，以至于好几天相互之间都不说话。但是那些日子，庆龄对她的亲人还是很依恋的，她和孙在一起感情很好也很忙，但还是曾好几次离开广州在上海一住几个月。
到了1927年，两人人生真是极其强烈的对比啊。庆龄在莫斯科的寒冷中看到美龄结婚的消息，对自己的妹妹该是多么失望。不过她30年代曾对斯诺说，美龄和蒋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但现在有了，如果没有美龄，蒋会更坏。以庆龄对蒋政权的极度厌恶，我觉得这是对美龄的一个很好的评价了。
后来抗战，三姐妹又走到一起。庆龄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自豪地说：“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工作”。但庆龄对美龄的心情，怎么说呢，两个人之间总归存在某种竞争。庆龄曾在给王安娜的信中提到美龄要求她把某援华的500美元交给她，因为那500美元是要求给“难童”的。信里说：“很明显，这是一个很久的宿怨，她一直反对我们‘干预’难童工作，那是她的领域。”这里面有某种微妙的东西啊。而在一封给格雷斯信里，她提到美龄访美时对倾慕她的人说，要让美国人看到中国不全是洗衣工和苦力，“那么，中国必须为此感谢她了……”，讽刺之意满满啊。还有这些信里，她都是称美龄为“蒋夫人”。不过这一点到没什么，别的称呼反而不妥，在给更亲近的朋友的信里，她提到蔼龄美龄也称“我的姐妹”的。
再后来，经历了很多很多之后，感觉她的内心多少有一种转变。文革时对秘书张珏说我家里也有三兄弟三姐妹，但是我却无法与他们通信。文革后她写信给美国的朋友打听亲人的消息，后来，一个晚辈送了她一张美龄的近照，她拿着含泪说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过面了。病危时，她多次对朋友谈起希望能见到美龄，甚至想到了很多见面的细节。她身边的人也提到过她晚年对亲人的思念，比如一个人坐在桌前，双手在拉开的抽屉里悄悄看家人的照片。

另外一方面，庆龄竟然保存着她的兄弟姐妹的很多旧东西。比如姐姐妹妹在美国念书时的课堂笔记，弟弟用过的小提琴，母亲生日时美龄题写的书法，甚至美龄和蒋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也被她细心地保留了下来。我在想，这些东西估计是留在陕西北路母亲的老房子里的，她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后来她去收拾妈妈家的东西，那时她已经没有至亲在大陆了，看到这些亲人留下的旧物，内心是怎样的不舍和伤感，因此即使历经Wen•ge等种种运动，还是把它们都保存了下来。
1981年5月，已经病危的她，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弟弟妹妹来的电报（除了美龄，她当时唯一在世的弟弟子良曾发来电报“得知你重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祈祷”），有没有知道她的亲人其实惦记着她，有没有其实曾联系上过亲人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而已。她应该能理解妹妹为什么不回大陆来探望她吧，这和她1930年前后避居欧洲的心情多么相似。

★ Diary 3
2016.6.5
庆龄与美龄（之二）
初看起来，她们命运如同她们的政治立场，是那么不一样，可是仔细想想，又似乎能看到很多相似之处。
她们都有一开始不被家里人接受的婚姻，不过庆龄是私自离开家去日本结婚，美龄则是慢慢劝说终于获得母亲同意。庆龄义无反顾嫁给孙，成为总理夫人，她陪伴丈夫参加各种事务与活动，会见中外各式各样的政客，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少见的。而这对于美龄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美龄1917年大学毕业回国，1921年在庆龄广州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看到二姐的日子是那样充实忙碌，她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她写信给朋友，感叹自己回国四年的时光都白费了。我觉得她之所以会在1926年接受蒋的追求，并在一年后嫁给她，这其中固然多多少少有蔼龄的撮合，但是她的选择，更多的是来自庆龄的影响吧。她对二姐人生产生的渴慕，让她看清了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而近距离观察过庆龄与孙的相处，也让她知道了作为领袖的妻子，可以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
在协助丈夫这一点上，她和她的二姐一样，都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在危机时刻，她们都把丈夫的安全放在自己的安危之上，当然庆龄的处境更为危急，在做出选择时也更加出自本能，没有任何考虑的时间。1922年6年陈炯明的部下猛攻孙在广州的住所，庆龄凌晨2点被孙叫醒，让她跟他一起走，她觉得一起走太过引人注目，要求孙先离开：“中国可以没有我，不能没有你。”孙离开后，她几乎一整天都处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逃亡途中流弹不断，有一阵她觉得自己体力和精神都已支撑不住，忍不住要求一起逃亡侍卫将她枪毙……九死一生后她终于见到孙，但却因过度紧张和劳累小产。而美龄在西安事变后，不顾众人的劝阻，亲自飞往西安，在下飞机前，她拿出一把枪交给随行的人说，如果下飞机后叛军对我无礼，请将我枪毙，不要犹豫。她的到来，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蒋的平安顺利离开西安作用重大。
她们也一直都把对丈夫的忠诚放在了姐妹感情之上。庆龄因为执着于她所理解的丈夫的政治理念，一直以来都不怎么给妹妹面子。而美龄在蒋去世6年后，在大陆的二姐病危，她也没有去见最后一面，因为在她看来，那意味着对亡夫的背叛。
她们都没能拥有自己的孩子，庆龄在1922年那场战乱中流产后，就再也没能怀孕。美龄呢，蒋1929年的日记有提到她小产，而在陈诚在1932年与1935年的家书中，也分别提到过美龄的小产，并感叹说她和蒋都“望子心切”，应该会非常难过吧。美龄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第一次怀孕时医生的失误造成了她后来的频繁小产。她一直非常遗憾，晚年还曾向身边的人说起：“如果我有一个女儿就好了。”在她的一生中，都极其宠爱孔家的几个孩子。而庆龄呢，关于自己的孩子，没有人记得她曾经说过什么，那应该是她生命中最深最无法面对的伤痛，也因此几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而她在晚年，也极其宠爱两个女孩子，这一方面是她晚年的孤独，另外也是弥补内心一直没有做过母亲的遗憾吧。
她们也都在晚年经历了政局巨大变动带来的幻灭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丈夫当年创下的东西在慢慢消散，也目睹了同一片土地上人们对自己的丈夫由崇拜（尽管带有强迫性）到平常甚至到不屑。庆龄49年后面对整个国家的种种变化与波折，内心肯定有过困惑与痛苦。而对美龄来说，失去丈夫庇护的孀居岁月也有一种凄凉的色彩。在蒋1975年去世后，她又一个人走过了28年的时光。这28年里，台湾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甚至在2000年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美龄身边的人都对她瞒着这一消息，怕她经不起这个打击，不过也有人认为她应该是知道的。前段时间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提问，大意是如果蒋现在活过来，看到台湾后来经历了这样的政局变动，看到中国大陆的如今，他会有什么反应？看着大家脑洞大开地想象蒋的种种错愕与惊讶，我想到了美龄，当年她对台湾对大陆的心情跟她的丈夫是一致的，可她是真的亲眼看到了后来的这一切啊，看到国民党在台湾逐渐失去人心和选票，看到自己丈夫投入后半生心血的土地反过来对他的责难与攻击，看到大陆越来越强大，不知道她内心有过怎样的波澜呢。
在安葬的选择上，庆龄与美龄却都没有安排自己和追随了一生的丈夫葬在一起，而是选择葬在父母身边。早在1918年她们父亲去世时，美龄就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家人在万国公墓买下了一大块墓地，希望生前死后都能在一起。庆龄如今陪在父母身边，而美龄也留下遗言等时机成熟时葬回上海。

两姐妹的命运还有一种奇特的强烈对比，那就是一个人的“得意”总伴随着另一个人的“失意”。1927年，当美龄快乐地披上婚纱，成为蒋介石夫人，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新娘时，庆龄在苏联经受着有生以来最寒冷最孤独的冬天，过去的朋友、亲密的家人都跟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她独自一个人承受着背叛的心寒与对前路的茫然。而到了1949年，当庆龄做为“胜利者”的一方登上天安门城楼时，美龄则迎接着她的人生中最黯淡的岁月。这种极其强烈的对比，无疑给她们的感情蒙上了一层阴影，那种她们二人无论怎么用力都消散不了的阴影。
前几天看何大章那本关于庆龄的传记，有一个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当年14岁的庆龄与9岁的美龄一起去美国读书，这本书里引用庆龄一位同学的回忆说，在美国的校园里，为了不让美龄忘记自己的母语，庆龄每天会和美龄用母语交谈一小时。有时美龄觉得用英语交谈比较方便，不愿意练习汉语，庆龄就把她关在房间里，强制她练习到规定的时间。庆龄大美龄5岁，她一直在某种意义上带领着美龄成长，甚至像母亲一般，按自己的期待去严格要求美龄。她真的是看着美龄出生长大，她们小时候一起在家里念书，美龄在上海短暂的学校生涯也是跟庆龄在一个寝室，后来又一起出国读书，在异国他乡，彼此都是对方唯一的依靠，庆龄个性细腻温柔，对妹妹肯定照顾得多。
成长岁月的多年陪伴让美龄一直对庆龄有很深的感情，而庆龄呢，看着一直还算听话的妹妹竟然坚持嫁给在她看来背叛了自己亡夫的蒋，内心的失衡与气愤可想而知。一直感情很好的两姐妹渐行渐远，而她们先后作为第一夫人，又使得彼此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对比与竞争。我觉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庆龄给朋友的信以及与别人的聊天看，提起自己的妹妹时，她的内心都是有些冷淡的，直到很多年后，一切都快结束时，她才越来越思念妹妹。
而美龄呢，读现在能看到的几封她写给庆龄的信（这些信都在1946年至1949年期间），里面没有提到任何私人感情以外的东西，可以感觉到她后来在与二姐的往来中一直在小心翼翼避开政治。而更早的时候，她们是谈政治的。1920年代初期，她们还曾因为争论Communism而吵架，1930年前后，她还曾抱着二姐能参加到自己丈夫所代表的政府中的期望，因此多次去劝说庆龄。1930年代中期，她慢慢看清楚了二姐的立场，于是开始尽量不谈这些伤感情的话题。抗战期间在重庆，她打电话给庆龄，聊的也都是家长里短。可是即使再小心，也避不开政治给感情带来的伤痕。1946年，在美龄努力争取美援以支持蒋与中共的战争时，庆龄在发表宣言请美国政府不要再援助蓝党。而到了1949年10月1日，二姐竟然站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庆龄这一选择对美龄感情上的伤害，应该不亚于美龄决定嫁给蒋对庆龄的伤害吧。美龄那时对二姐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但她在1950年代访美时，当有记者问起庆龄，她的回答是“姐妹就是姐妹”——感觉这个回答也有种一句抵千言的力量：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是我的姐姐，我们是姐妹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
虽然大半生都因为政见不同而不得不处在严重的对立中，但血缘带来的影响其实一直如影随形，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示出它的意义。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美龄接受邀请再返美国国会演讲，在活动主持者对她简短的介绍中，唯一提到的家人就是她的二姐庆龄：“蒋夫人来自一个杰出的家庭，她的姐姐孙中山夫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士。”就她们二人本身的人生与立场来说，难以划分绝对的对与错。政治选择的是非之辩终会成为过眼云烟，而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姐妹故事，则应该被更真实更人性化地讲述。

这段绝对要贴上来！
PS：在庆龄去世三十五周年那天，微博上突然出现了一段美龄对她的评价：“二姐生性好强，每逢大事必糊涂，于国未尽忠，于民不称仁，于父母未尽孝，于夫妻未尽节，于亲朋未尽义，于大义未尽思，于天地无一敬，于暴君未尽谏，于凶民未尽抚。皆因父母溺爱，自高而不学，见浅而好蘸；上辱父母先祖，下愧多灾黎民。”——我觉得这明显是后来人托美龄之口编的段子。除去这段话里的漏洞与不合史实的地方，从美龄对庆龄的感情说，她一生对这个政见不同的姐姐都相当厚道，即使晚年内心也有很深的感情。很多年后面对台湾混乱的政局，她还曾向后辈感叹：“如果二姐在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聊聊这些事。”可见她一直尊重庆龄，尊重她的意见与选择。从美龄自身看，在过去的国民党大员纷纷开始口述回忆录时，她晚年却拒绝谈起过去，把一切交给历史交给上帝，对于自己的经历她不曾留下一个字，更不曾公开评价过任何一位与她打过交道的人。在她看来，一切无愧于心，沉默是最好的选择，又怎么可能这样去说自己的姐姐呢。
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562284601/

★ Diary 5
2016.5.12
美龄：彷徨的十年
美龄1917年大学毕业回国，到1927年与蒋结婚，中间有整整十年的时光。作为蒋夫人的她是万众瞩目的新女性，而婚前十年里，她的生活、感情与忧伤，并未像她第一夫人的岁月那么为人所知晓。可是十年时间，一个人的20岁到30岁的时光，毕竟不是一段短暂的可轻易翻过的岁月。不知道是幸或是不幸，她没有像两个姐姐那样大学毕业后很快就走入婚姻，而是在经历了感情的波折、家庭的牵绊、诸多社会工作、内心对前途的焦躁不安，在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后，终于遇到那个能给她人生建设最好平台的人。这十年里，她常常处于彷徨之中，但又一直在成长。
在这十年里，她的父母、姐姐、兄弟都是她的生活的重心，她一直是一个好女儿、好姐妹，我感觉她是六个孩子里面对家人最好也是做得最多的。她回国不到一年，父亲就去世了，因为母亲不答应请看护，最后那几个月里，美龄没日没夜亲自照料父亲。那时她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起自己精神紧张甚至快要崩溃：“我对外出没有兴趣，因为父亲病情危重，我想把头埋在你沙发的枕头里哭泣”“我晚上在医院熬夜陪着父亲，一天去医院大约四次。我身体不觉得累，我感觉精力充沛、精神疲惫”。父亲去世后，她大多数时间都陪伴着母亲，管理家中的佣人，并照料两个比她小的弟弟。她给弟弟辅导功课，操心他们的学业前途，也负责管教他们。有一次10岁的小弟弟对母亲不敬，她拿棍子教训他，把棍子都打断了，直到他向母亲道歉。她也帮蔼龄照料孩子，亲自参与抚养他们长大。在给朋友的信中她有时抱怨那些小孩子太吵闹有时又夸他们可爱，还有很多自己在姐姐的嘱咐下照料他们的细节，比如不要给他们吃太多东西。她曾经南下广州探望庆龄，1922年庆龄广州蒙难回到上海，她几乎每天都去莫利哀路帮二姐料理家务，她跟蒋的认识应该也是在那一时期。
当然，做这些家庭琐事是美龄做为宋家女儿的责任感，她其实并不想生活被这些琐碎填满。她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我找份工作、施展抱负的计划，又得搁置下来……这就是小女儿的宿命”。1921年，她曾到广州庆龄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她看着二姐全心投入孙的事业中，可以陪伴孙做那么多的事情，感到自己回国四年的光阴都白费了。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自己受限于中国人的世俗观念，虽然被大家公认聪明、有头脑，却无法一展抱负：“我认为你是我的朋友和家人当中，唯一一个我可以坦然检讨我的思想、并承认过去四年一事无成的人。”我一直觉得庆龄对美龄婚事选择的影响甚至比蔼龄还大，那种影响并不是要嫁给具体某一个人，而是将来要选择具有怎样特质与资源的人，以及如何做一个妻子才是对丈夫最好的帮助、也是对自己人生最好的建设。

其实，回国后的几年里，美龄也尝试做过各种工作。她曾经加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从事一些社会服务性工作。她也曾是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和童工问题委员会的成员。在上海的社交圈，她也一直相当活跃。但她并不满足与这样小打小闹地做事情，特别是在与自己的二姐对比之后。可是当时的社会，即使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女人也很难拥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但现在，除了婚姻和教书外，中国女性没有别的出路。在不违背家庭传统的前提下，我根本无路可选”。美龄曾经忧虑，担心自己将来即没有嫁人又没有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而成为哥哥的负担，她甚至想过重新返回美国学医以后做医生，还好她母亲打消了她的想法。美龄非常依赖母亲，也许是因为她太小就去美国求学，成长的岁月某种程度上缺乏来自父母的亲情。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曾多次提到对家人的感情与眷恋：“我想我开始丢掉了一些个人主义的想法，我开始比任何时候都能理解家庭的意义”“回国后我体会到一件事，朋友虽然很好，但家人是一直站在你身边的人。”
但是宋家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允许儿女们进行跳舞、赌博等上帝不喜欢的娱乐。母亲的严厉要求与美龄在美国十年的自由时光差异巨大，常常让她感到沮丧。刚回国时，她发现没有母亲和姐姐的陪同，她竟然不能自己一个人走出家门。她在信中说起过母亲不准她跳舞的事。“你也晓得我母亲非常保守，虽然她认为我可以参加朋友开的舞会，却绝不准我跳舞。你应该记得，我在大学时是多么喜欢跳舞。有一天我去参加舞会，男士们开始邀请跳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后我对母亲从实招认。你应该在场……你会发现，只因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脸的人……”后来她再受邀参加舞会时，母亲要她保证不跳舞。她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本来决定不跳舞的，但是当她要求我保证，我气得顶撞她：我一定会跳舞，而且会跳个不停。她气急败坏，最后我服软了并答应她：只有我一天姓宋，就绝对不在中国跳舞。请注意，我只有有一天能回到美国，就会跳个不停。”
美龄不像她的两个姐姐，毕业两三年就遇上了愿意托付终身的人。而她直到30岁才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女性里是极为少见的。大学毕业后，她的感情有过很多波折。刚回国时，她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谈起在回国船上认识的一名建筑师，她称他为“我的命运”，但那位建筑师是外国人，而宋家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美龄沮丧地对朋友说：“家人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对他鄙视的态度会让你觉得他是个野蛮人……既然我不能和我真正喜欢的人结婚，我也不会和其他任何人结婚，除非为了名声和金钱。我知道你认为我唯利是图，可是现在对我而言，除他以外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这是1917年的事。父母当时并不希望美龄那么早结婚，可是两个婚姻幸福的姐姐却常常在一起聊妹妹可以嫁给什么人，甚至争论她如果不结婚的话可以去做什么，这让美龄非常烦躁。在那位外国建筑师后，她还曾与不少人有过交往，但没有一个人让她真正动心。慢慢地，受两个姐姐的影响，美龄开始渐渐明白自己想要嫁什么样的人了。她曾在拒绝了一个很有钱的人之后给朋友写信，说自己不会为了钱嫁人，但没有钱肯定也不会嫁。后来，她和蒋相遇，到1926年下半年两人终于开始谈恋爱，那时美龄已经比较成熟，清楚自己要找什么样的人。反而是蒋蛮感性的，看他那时的日记，尽管已经有过三个老婆，谈起恋爱还是高兴得要飞起来一般。和庆龄与孙相比，美龄与蒋的感情，有一种更为对等的感觉，两人之间是互相扶持、鼓励，彼此对对方都有影响。而庆龄与孙之间，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的崇拜与学习，庆龄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婚姻就像一所学校，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
我觉得美龄嫁给蒋，是蒋的福气，也是她的幸运，她终于等到了当时历史语境之下最值得嫁的那个人，她的能力与抱负，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美龄在结婚十多年后提到她与蒋的婚姻时写到：“我心里充满了极度的热情和爱国之情，这是一种希望为我的祖国做些什么的感情。这将是我的机会，我将和我的丈夫一起，为了让中国富强而不断奋斗。”这里面有做为女性的骄傲。1927年至1947年，她仿佛是势与运的杰作，让自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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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ry 6
2016.5.13
宋美龄与蒋中正【这篇甜到爆炸，可是这狗粮吃的心甘情愿噗哈哈哈哈哈(ಡωಡ) 】
他们的婚姻曾被视为典型的政治婚姻，刚知道他们的故事时，我也曾感叹，那么不一样的两个人，竟然可以为了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但随着他的日记以及更多史料的公开，20世纪最为著名的政治联姻竟然被反转，他那句“夫妻两人不能时时在一起，是人生一切不幸的由来”，也不断被后来人调侃围观引用，文字蕴含的，是他对她深深的依恋与爱。看他们二人的视频，他总是时刻看护着她的样子，在遇到上台阶或不大好走的路时，他会在不经意间就上去扶着她，即使在他已经年老相当虚弱的时候，动作非常自然，可见在现实生活中必定是天天如此。他们的感情是有目共睹的，连最不赞同他们婚姻的庆龄，也在他们结婚十年后对斯诺说，美龄与蒋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但是现在有了，如果没有美龄，蒋会更坏。而在我看来，他们感情中最可贵的地方，是在相对平顺的环境中走入婚姻后，在接下来的无数大起大落中始终彼此鼓励安慰、不离不弃。
他们开始谈恋爱时，两个人都已经经历了很多。他甚至已经有过好几个老婆和两个儿子，但看看他当时的日记，充满了初恋般的强烈情感与深切思念。“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与三妹情绪绵绵，相怜相爱，唯此稍得人生之乐也”。北伐军攻克上海那天，他的日记里有“今日思念美妹不已。”其实当时她大多数家人都并不赞同她跟他在一起，包括她的妈妈在内，而她一向很尊重妈妈的意见。为了娶她，他亲自去日本见未来的岳母，她妈妈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是相当苛刻，涉及到他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信仰基督，而他自己的母亲是信佛的。但是他还是答应开始研读圣经，并真的在结婚三年后加入了基督教，之后终其一生都是虔诚的教徒——整个过程仔细想想简直不可思议。而缘起，还是他对她的爱吧。
他婚礼当天的日记：“从礼堂出来，见吾妻姗姗而来，如雾中仙子，美轮美奂，如仙子下凡也、腾云驾雾而来。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说实话，我觉得婚礼那天的她并不算好看，那种婚纱尽管在当时很流行，但并不适合她，整个人都显得相当老气。可是看看他的文字，他眼里的她是那么美，因为能娶到她，他整个人都高兴得几乎要飞起来了。新婚第二天：“今日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他曾登报高调宣布与前面三个女人脱离关系，又给了她被所有人记住与羡慕的盛大世纪婚礼，终其一生都没有人质疑过她蒋夫人的地位，这是她比她二姐幸运的地方。
新婚后的日子，他沉湎与她的感情中几乎不能自拔，倒是她，常常提醒他要以国事为重。“三妹时时勉我以勤劳国事为首，余心惭感交集。”生活的摩擦中，他们也有过争吵，有一次她气得回了娘家，他去接她时看到她皮肤病又加重了，精神也很不好，非常心疼，后悔与她争吵。当时中国战乱不断，他们常常分离，他的日记里也常常出现“孤身寂寞极思夫人”一类的话。不过他们保持着每天的电报往来。因为电文过于肉麻，他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只好自己悄悄把电稿放在抽屉里，看一个字译一个字。每次有人进他的办公室时，他赶紧将抽屉关好，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可是这一切没有逃过旁人的眼睛，他悄悄译电报的事在他多年的下属陈诚写给妻子的家书里非常有喜感地呈现了出来，陈诚在讲述了这件事后还得意洋洋问了妻子一句“你看好笑否”T。T!!!。

和他相比，她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自己生平与感情的文字资料。但是从他的日记中，也能看到她对他的爱与付出。他生病时她总是细心照料他，以至于常常自己也累病了。“妻护病保身，无刻不在心，无微不至，诚贤良也。”“妻为我受热忍苦致病可感也”“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实过于割肉疗疾也”。——这些日记，这既能看到她对他的照料，也能看到他对她的感激与心疼。在当时很多男人眼里，都把妻子对自己生病时的照料看做稀疏平常的事吧。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财政部长宋子文想遵行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不愿再拨军费给他的军队。她拿着房契与首饰对子文说，把我的房产和首饰变卖作为军费吧，如果军费没有着落，战事必败，到时候以介石的性格必定会自杀。如果他死了，我也绝不会独活。这一席话让她的哥哥大受震动，从而终于答应为中原大战再筹军费。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她都尽力为他分忧。他的日记常常写到她的爱与支持对他的重要性：“妻爱至久密笃，其诚笃精神，实世无其匹，一生得爱除母亲外，惟吾妻耳”“大小事件，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
她对他的爱与献身精神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得到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她先是在南京极力阻止了亲日派对西安的轰炸，之后安排端纳、宋子文先后飞往西安，在宋子文带给蒋的信里，她写到：“若子文三日不归，必来与君共生死。”他接到信后力劝她不要来，还留下遗嘱给两个儿子说，美龄是自己唯一的妻子，如果自己牺牲，你们务必视她为你们唯一的母亲。但她还是来了，到西安下飞机之前，她拿出一把枪给端纳说，如果下飞机后叛军对我无礼，请立即将我枪毙，不要犹豫。她的到来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意义重大，因为之前他一直倔强着宁死不肯答应张杨提出的条件。她劝他，为此说了很重的话：你不应该轻言殉国。你的责任在完成革命以救国，所以更应爱惜自己的生命。我这次坚持来，是想和你共同分担这次苦难。如果上帝让我因此而死，我也无怨无悔。如果上帝让我活着，我会好好爱惜自己的生命，与你一起共同为国家努力。她的眼泪、坚持与分析终于让他的态度有了变化，和平谈判也因此有了空间。谈判期间，他不愿意见的人不愿意处理的事，她都替他见帮他处理。如果没有她的努力，他的人生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被改写。
他们二人的生活中有很多温馨的细节。他身边的侍卫曾回忆：“一次假日，宋高兴地提出去野餐，蒋欣然赞同，就命准备简便炊具、餐具和必要的食物、调味品，驱车到中山陵园，搬石架锅，宋亲自煮菜。因火太猛，鸡蛋炒得焦黑不堪，宋向蒋表示歉意说：‘我不会烧菜，鸡蛋炒得不能吃了’，不愿拿过来。蒋说‘好吃的’，一定要她拿来吃。于是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还连称‘好吃，真好吃’，竟一扫而光。我们在旁看了，不禁暗暗好笑。”连称“好吃、真好吃”的他真的好萌！还有人回忆晚年的他对她的柔情与浪漫，他看到院子里有好看的蝴蝶花，会亲自摘下来给她戴上。他看到梅花开了，吩咐侍卫将花剪下，大家以为他会将花插在自己的书房里，但其实他每次都是将花送到她的书房中。“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动作，一点也不矫情”。他们的成长背景、生活习惯都那么不一样，几十年来，早起的他担心吵到还在睡觉的她，都是打着一个小电筒悄悄地起床洗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