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所瞩望于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实力……当代的重大问题是不能够用演讲和多数投票解决的，这是1848年的人们所犯的错误，而只能够用铁与血。”
——奥托·冯·俾斯麦 1862年

一、“德意志的戈尔迪之结只有用军刀斩开”
拿破仑的大炮摧毁了延续几达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在战胜拿破仑之后，反法同盟各国在1815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虽然秉承“正统主义”原则，却也无法完全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秩序，由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组成的五强委员会，于1815年6月8日签署了《德意志邦联条例》，据此，38个君主国和自由市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中世纪遗物废墟上结合成一个“德意志邦联”。

但是，与其说它是一个政治实体，倒不如说是一个“微型联合国”。除了一个设在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之外，它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国家元首，没有统一的最高法院。在内政外交和军事等方面各邦都有自主权，其中最强大的两个成员国，奥地利帝国只有旧属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大公国、波希米亚王国等地属于邦联，同样，普鲁士王国的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和波森也不在邦联之内。相反，有3个非德意志的君主却算作它的成员，即英国国王代表汉诺威王国，丹麦国王代表荷尔斯坦因公国，荷兰国王代表卢森堡大公国。甚至邦联的纲领也是“要保持德意志内外的安全和德意志各邦的独立与不可侵犯”，事实上也就是继续维持德意志的分裂状态。

但是，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已经觉醒，“哪里有人说德语，哪里就是德意志”的呼声响彻云霄，全德人民关于民族统一和自由的愿望再也无法消除。围绕着统一的方式出现了两种主要思潮，以奥地利为核心的“大德意志”和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小德意志”——两者的区别是，是否要把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庞大的中欧帝国（其国内斯拉夫人数量几乎是德意志人的3倍）驱逐出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

1862年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坚定地主张后者：“不能把一个容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的沉重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德意志并不会因为输入大量的斯拉夫血液而强大起来。”甚至在他尚未出任首相前，已经声称，“一旦有机会，我就对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把小邦置于我的影响下，从而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为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把德意志邦联毁灭”，这位“铁血宰相”决不允许长期存在普、奥分割德意志霸权的“二元政治”，一定要与奥地利一决雌雄：“德意志诸邦相互关系的戈尔迪之结（形容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问题）不能用脉脉含情的二元办法解开，只有用军刀斩开。”

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一支强大的武装，就像俾斯麦自己说的一样：“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虽然当时的欧洲很少有人认识到普鲁士由于进行工业革命而具有的潜力，更把普军看成大陆上最无能的军队之一；普鲁士当局决心打造一支不弱于三大强邻（法、奥、俄）的军事力量，并不惜以28%的岁入供养这支军队。

到1861年，普鲁士的常备野战军已经膨胀到36.7万人（火炮864门），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在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普鲁士，适龄青年在常备军服役8年后还要在后备军服役11年，从而使得“和平时期组成173个团519个营，在战时可以变成1730个营”，通过一套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动员体制，普鲁士只需要3个星期就可以完成战争动员，并利用战略性的铁路网赋予的高机动性，使得军队能够以6倍于拿破仑时代的行军速度前进：1866年，普鲁士在汉堡-吕贝克地域举行了首次大规模铁路运输演习。

另一方面，“总参谋部的建立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革新”，1858年毛奇就任普鲁士总参谋长后，敏锐觉察到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战争已经变为一门需要统筹规划的科学。他的著名格言为：“先计算，后冒险。”经过其改革后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总参谋部成为“军队大脑”，使战争这个过去一直为贵族所垄断的领域为科学家所占领。对进入总参谋部人员的素质也有了严格的要求，即必须是在陆军大学毕业、见习两年经考试合格的军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地利的一些高层将领们曾听取普鲁士驻奥武官向他们介绍一种早在普军中采用的图上作业法，大惑不解地问道：“这种兵棋怎么计分?”武官回答：“这种兵棋不是为了赌钱。”奥地利的将帅们大为失望：“那就没意思了!”无怪乎，法国驻普鲁士武官惊呼，“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因素中，其最重要的却莫过于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团”。

二“形势还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
1863年，精明的俾斯麦终于觅得了一个机会。这一年，丹麦国王把自己兼任大公的“个人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正式并入丹麦，这引起了德意志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民族荣誉”的问题，要求将两公国从丹麦解放出来。为了制止丹麦的兼并，同时也为了窥探奥地利的军事实力，以便能够把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打败，俾斯麦认定：“我认为现在让奥地利和我们站在一起是适宜的；是否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刻和由谁肇始，我们将看一看。”

1864年2月1日，普、奥联军6万多人，火炮158门，在普鲁士元帅弗兰格尔指挥下，向丹麦开战。7月初，日德兰半岛被占领，丹麦无力抵抗，被迫于8月1日向普、奥求和，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接下来的《加施泰因公约》是俾斯麦的得意之作，这个“猜不透的迷魂阵”规定，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与普鲁士接壤的荷尔施泰因反而归奥地利管辖，这使奥地利对荷尔施泰因的行政管理权没有得到保障，并且经常处于摩擦、冲突和危险之中，而“俾斯麦完全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时机，利用这类冲突中的一个来对奥地利进行严重打击”。

在与奥地利摊牌之前，俾斯麦展开“多边外交”活动。他清楚地知道，将德意志统一在“普鲁士尖顶盔”下，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因而列强不会作壁上观的。为此，俾斯麦首相与英国达成关税协议，使英国获得了很大的商业利润，因此不想开罪普鲁士。“（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认为，普鲁士的扩大（不管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并不违反英国的利益；相反，法国和俄国，而不是中欧列强，才是欧洲大陆上的不安定因素，并且还是欧洲以外地区大英帝国的对手。”

至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大国：彼得堡对柏林在1863年波兰起义问题上所持的中立立场至今仍感激不尽；同时，俄国国内财源枯竭，波兰及俄国内部的局势又很动荡，无力干涉。而对于法国，1865年俾斯麦不惜口头承诺拿破仑三世“在讲法语的地区扩充其疆界，他都予以承认”，早就觊觎莱茵河“天然边界”的拿破仑三世虽然并不相信这个保证，但他却默许普鲁士人开战，表示绝不“让自己紧靠着一个靶子（指奥地利）站着”。因为他笃信普奥战争是长期的、破坏性的，到那时法国将坐收渔翁之利，利用普奥的两败俱伤取得所需要的一切领土。最后，为了使奥地利两线作战和普鲁士速胜，1866年4月8日，俾斯麦与正急切地等待着从奥地利手里“解放”威尼斯的意大利缔结为期3个月的军事同盟条约，将后者直接绑在了普鲁士的战车之上。

通过“多面外交”创造了如此有利的国际环境后，俾斯麦着手捕捉战机，对奥地利开战。1866年 2月2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举行御前会议，太子、政府成员、国王军事顾问、总参谋长、驻法大使等出席。俾斯麦就1815年以来的普奥关系作了分析和总结，并得出结论说：“对普鲁士来说，当前德意志和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这么有利过。”除太子外，与会者都同意俾斯麦的分析。3月29日，威廉一世下令增强普鲁士边防部队，表示不能容忍奥地利“伪善的假面具”，决心要把它撕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