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壁）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云：“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

　　科举制度为一个乞食寺院的小人物提供了登天之梯，使之能够拾级而上，变成“自重位出镇是邦”的大人物。因此，“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虽出于个人的感慨系之，反照的则是科举制度下的世相。若举前者的“饿死不如读死”比后者的感慨系之，显见得科举之途所以能够寄托愿想，本在于种种愿想虽各有起端并彼此异同，而作为个体的各为进取和自为进取，其终头处都脱不出科举之利和科举之禄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举子士人既入读书应试之轨辙，在世人眼中，便无分穷通，已皆属身为利禄所牵，而后是功名与利禄遂首尾相连而合为一词。由此深作推导，则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之一，便是传播了官僚意识。

　　圣人之言，圣人之心也。能得圣人之心，而后能学圣人之言。得之浅者，皮傅于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发明于所言之外而有余。孔子，学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尝言。孟子，学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尝言。周、程、张、朱，学孔孟者也，周、程、张、朱所言，孔孟未尝言。时文者，依周、程、张、朱之言以学孔孟，而实孔孟与周、程、张、朱皆未言。

　　在时文已经累被訾议之日，他所陈述的是时文原本设定的深意和应当具有的深度。因此，要做通八股文，其难处在于不仅须得用认知的办法领会圣人之教，而且须得用移情的办法努力使自己与圣人在精神上合为一体：“圣贤所言，各有实际。每作一题，内考之己，外验之物，以至古今治乱之故，贤人君子立身持世之节，苟与题理关通者，应念毕集，以佐吾说。”由于“吾说”是代圣贤立言，因此一篇时文累累数百言，每句话都是圣贤没有讲过的，但每句话又都应当是出自圣贤意中之所有的。这个过程不能不殚精竭思，而这种殚精竭思地从精神上逼近圣贤的过程，同时又会“常于吾人不知不识之际，策德术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以年复一年地化人气质于无形。而后是利禄犹在远处，个体士子的知识境界和人格境界已在儒学的笼罩之下不断地人往高处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读书应试遂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我训练，也成为一种德性的自我训练。民国年间的时论曾以追怀之心概而言之曰：“夫试经义者，必日读六经传说也，日诵目睹，皆辨义利，尚德行，贵忠信笃敬，而恶巧佞无耻以得富贵者也。学之试之者，岂必尽行，然犹知之而怀耻也。”儒学重耻，不过是要人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因此，未必人人都能大有为于天下，但人人都可有所不为而自立于天地之间。而后是“怀耻”便成为经传对人最根本的造就。后来以“老圃”为笔名的杨荫杭所说的“读书识字，最易发生廉耻”以及齐如山所说的“科举考试，于人道德品行，是有极大益处的”，从而“凡科甲出身之人，总是正人君子较多”，正是由此发生而能够成为一种直观可见的事实。

　　由一个一个个体士人汇成群体，便是“依周、程、张、朱之言以学孔孟”汇成群体和“策德术心知以入慎思明辨”汇成群体。康有为刻画这个过程传播孔孟的道理，说是“八股之士，发挥其说，鞭辟其词，无孔不入，际极天人”，而致“负床之孩，贯角之童，皆所共读而共知之”。虽说后世议论多沿《汉书》所说，以“（董）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为独尊儒术之始，但由魏晋的玄学之盛和隋唐的佛学之盛比照宋代以后孔孟之道的四布天下而范围人心，致人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则真正意义上和完全意义上的儒学独尊，显然是与宋代以后科举用经义试士和明清两朝的“八比代圣贤立言”相因果的。以唐代进士的不言制行和五代进士的不立操守比宋人之节义相尚，尤能见其间的不一样。而康有为的言之侃侃，说的正是成千上万士人以其读书应试汇成的过程实现了这种因果。但这个过程中处于中心的儒学义理，以及儒学义理在人心中的内在化，又常常会使置身于其间的士人因为跟着义理走而越出了读书应试的范围，成为以圣贤之教感召他人和影响社会的自觉主体。明人杨慎由科举入仕曾居庙堂之高，又因上疏受廷杖，之后戍云南。而在滇之日，犹以义理自任而讲学不息：

　　滇之东西，地以数千里计，及门而受业者恒千百人。脱颖而登科甲、居魁选者蔼蔼然吉士也。先生又不以问学骄人，藏智若愚，敛辩若讷。言质而信，貌古而朴，慷慨率真，评论古昔，靡有倦怠。以故士大夫乘车舆就访者无虚日，好贤者携酒肴往问难，门下屦常满。滇之人士乡大夫谈先生者，无不敛容重其博物云。

　　风俗之坏，其起甚微，皆视乡先生为转移。乾嘉之间，阛闠之子，虽拥厚赀，士大夫绝不与通庆吊。忆儿时闻先大父言，我大父中乾隆癸卯乡试第一，有袖二百金来贺，求一喜单不可得。道光中士人一登科第，择乡里之富厚者广送硃卷，不问其出身何若。喜单称谓，随意填写眷弟眷姪字样，甚且结为婚姻，一派市井之气，令人不可向迩。军兴以来以捐饷例得优保，干预公事，罔顾大局，迄于苏城失陷而后止，乌呼，是谁之过欤！

　　这段文字指目于江南社会，叙述了乾嘉之后的道光朝世风一变和咸丰朝世风再变。以道光比乾嘉，已见身背功名而被称为“乡先生”的士人因不知自重而没有静气。他们本由功名而贵，但其曲迎“厚富”，又在使贵不复能成贵。而后是功名之贵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教化意义随之而式微，与之相表里的，则是由贵贱分等序的乡里秩序演为以富为尊，遂使长久以来赖以支撑地方社会的以礼为治和以礼为教，被“一派市井之气”所屏挡而变得难以收拢人心。在当日的记述和论说里，杨慎、蓝鼎元一类人物以及他们显示出来的气象多被当作士大夫中的应有和常有，以此为比衬，“道光中”的江南士人显然是一种失其常度的衰颓，而咸丰朝“军兴以来”的又一变，则起自于“捐饷例得优保”所造出来的成批不由科举的功名。与读书应试相比，“捐饷例得优保”其实是一种买得，因此，就其中之多数而言，这种功名里并不含有或很少含有历经“八比代圣贤立言”而获得的那种以经文为源头的“辨义利，尚德行，贵忠信笃敬，而恶巧佞无耻”的自我提撕。这种功名本自另成一类，但这种功名所提供的身份，却使得没有在四书五经里磨砺过身心的各色人等，可以在科举制度之外，别由蹊径地走入“乡先生”之列，并得以伸展手脚自为发舒，随之而来的“干预公事，罔顾大局”也是在以其一己一身影响地方，然而与“率一乡之人而尊君亲上，奉公守法，则报在一乡”的为地方造安宁相对照，则“罔顾大局”无异于是在用搅动地方来影响地方，后者之不同于前者，已不止是衰颓，而且是异相。乾、嘉、道、咸四朝之间，这种在地方社会里做乡先生的人物和地方社会里秩序、风俗的一变俱变与一变再变，既说明了教化之不能没有，也说明了教化在实际上常常要以义理之有定面对世事之无定。

　　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明以四书文取士，何尝无邪党？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者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