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透过在河北获鹿县（即今河北获鹿）九个唐代佛教的石刻，研究当时此一地区的社会和佛教。它具有以下二重意义：第一，它是透过一个地方寺院历史，延伸至当地历史的研究；期望这个尝试可中古地方史研究的一个起始。第二，它提供了我们从另外一角度去了解中古时期佛教的发展。中古时期是中国佛教从发展到趋於极盛的时代，在其流布发展的过程中，僧人和寺院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迄今有关的研究大都集中在都城的名刹大寺，和少数高僧（注1）。至於地方的寺院则少有人注意，有则亦从国家政策的观点来看（注2）。然而，其时佛教的流传兴盛，遍及於乡村和都市（注3）；又，当时佛教僧人数目非常可观，若仅注意少数高僧，实难以窥其全貌。因此，若要对中古寺院、僧人，乃至於中古佛教有更全面的了解，势必不能仅从都城的大寺来看，而需兼顾地方寺院，以及那些名不见史传僧人们的研究。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愿寺，它就是一个地方寺院，透过这个佛寺及其僧人的考察，以及他们和地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助於我们对中古地方的佛教与社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二、本愿寺史
（一）本愿寺发展的背景
本愿寺位於今日河北获鹿县。获鹿县原称鹿泉县，因为它的西边有故井陉关（又称土门关），在历史上曾经好几次成为重要的战场，而赢得了「赵地咽喉」之称（注8）。汉代此地是常山郡石邑县的一部分，至隋初，分常山郡石邑县地，置鹿泉县，属并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改井陉邵为井州；四年（621），划鹿泉县属井州。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废井州，复为井陉县，和鹿泉县并隶属恒州（注9），玄宗天宝十五年（即至德元年，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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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以研究北魏洛阳和唐代长安、洛阳的寺院为最多，其中最有系统的是中国陕西三秦出版社的《长安佛教研究丛书》，分别以专书叙述唐代长安的寺院，一寺一书。
注2 ：如颜尚文<隋「龙藏寺碑」考（一）----定州地区与国家佛教政策关系之背景>，《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下册）》，台北，文津书版社，1993年，页937-969。
注3 ：刘淑芬<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卷第2分，1993年，页497-544。
注4 ：《常山贞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新文豊出版社，1977年，卷8，页13，<莲花座题名>，其题刻中有「□（为）国敬造石幢一所」，故知此为一经幢之幢座。
注5 ：同前书，卷8，页22。
注6 ：同前书，卷9，页21，<本愿寺铜钟铭>，此钟及钟楼在开元十九年便已完工。
注7 ：同前书，卷9，页22-25，<本愿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此舍利塔和佛像在开元八年即已完成。
注8 ：俞锡钢主修、曹鑅纂《光绪获鹿县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卷1，页56。
注9 ：《旧唐书》，卷39，<地理二>，镇州条，并井陉、获鹿县条。

注10 ：《常山贞石志》，卷8，页12。
注11 ：颜尚文，前揭文，页950。
注12 ：冢本善隆<北魏建国时代佛教政策河北佛教>，收入：《冢本善隆著作集第二卷：北朝佛教史研究》，东京，大乘出乘社，1974年，页5-20。
注13 ：刘淑芬，前揭文，页536-537。
注14 ：河北佛教很盛，隋代有佛会活动，《隋书‧酷史‧王文同传》：「及（炀）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帝闻而大怒，遣使者达奚善意驰锁之，斩於河间，以谢百姓。」
注15 ：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卷第一分，1996年，页150-155，页162-172。
注1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台北，里仁出版社，1981年，页200。

由於北魏以来河北佛教兴盛，新译经典在此地的流传也很迅速；唐代本愿寺所建立五所经幢，就是新译经典在河北地区流传的一个明证。石经幢是至唐代才出现的一种新的佛教石刻，上面所刻的是《佛顶尊胜罗尼经》。在高宗时代，此经才传入中国，由於其内容极具吸引力，加上其梵本传来的的传奇故事，使得此经汉译之后，便迅速流传开来（注15）。在此经译出不到十年之内，它就已经被选为石剧佛经的题材之一，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史延福便在龙门摩崖上镌刻此经。本愿寺纪年最早的一所尊胜经幢，建於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则是现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经幢。由此可见：在武则天时代，河北地区不仅有佛教界最新的资讯，而且在经幢的建造上，也是开风气的先驱者之一。
就石刻所见，唐高宗迄玄宗天宝初年是本愿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可为唐代佛教自高宗以后始大为兴盛这一点，提供一个佐证。唐代佛教之盛，实始於高宗之世，就当时的寺院数目和现今所见其时的写经题记而言，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陈寅恪<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一文，从写经题记以系有隋代和唐高宗武则天年号者为最多，论及其时佛教之盛。他认为这和当时皇帝的态度有关：隋代皇室自杨坚以下，即甚崇佛，以致於当时「民间佛经多於六经数十百倍」；及至唐代，高祖、太宗并不崇佛，至高宗之世，因武则天之母为隋代观王雄之后，加以武周革命时，尝藉佛教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特殊地位之故（注16）。因此，从唐高宗之时，佛教因帝室的提倡而趋於兴盛。从寺院的数目，亦可看出唐高宗至玄宗开元时期，是唐代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时，「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注17），至高宗乾封元年（666），诏「天下诸州各营一寺」，全国佛寺因而增至千余所（注18）。随著帝室的提倡鼓励，佛教日益昌盛，至开元末，全国佛寺增至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注19）。

（二）建寺的年代与传说
关於本愿寺之名，「本愿」梵语作"Purvapranidha"na（注20），因位的誓愿之意，系指佛、菩萨过去所发的誓愿。由於唐代驻锡本愿寺的僧人都不是名僧大德，所以无从追究它是属於那一个宗派的寺院。另外，它究竟是在何时？何人所创建的？也都不得而知。
本愿寺具体建寺年代不详，仅知此寺创建於唐代以前。明、清两代所修的《获鹿县志》，都称此寺建於开元八年（720）（注21）；然而，从本愿寺的最早纪年的石刻系建於长安二年（702），可知建於开元年之说不确。另外，本愿寺石刻的内容更清楚地说说明：此寺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在唐代以前此寺的历史并不清楚。
本愿寺两个唐代石刻都说：此寺为一古刹，是阿育王所造的八万四千灵塔之一。刻於开元十九年的<本愿寺铜钟铭>称：「有旨哉！伊本愿道场，昔鬼工所卜，即轮王建塔之地。」（注22）另一建於开元年间的<本愿寺三门碑>也说：

本愿寺者，昔在育王之所建也，在赵之鹿泉，鹿泉□□（下缺）....常山为镇，俯仰形胜，为百城之宗。案育王盖飞行之帝也，以铁轮为□□尽有□□（下缺）....惟□图，乃分遣鬼雄，大建灵塔，所设八万有四千，建塔亦如之（注23）。
据佛经说，纪元前三世纪，统一印度的阿育王，信奉佛教，在其国境内建造八万四千宝塔（注24）。在中国和日本都有阿育王塔存留的传说，唐代僧人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第三十八，记中国境内有二十一个阿育王所造之塔（注25）。其实，阿育王的领土并不及於中国，中国境内的阿育王塔当系一种附会；又，此二十一个阿育王塔之中，也没有本愿寺之名，可知唐代佛教界并不认定此寺为阿育王所造塔之地。然而，开元时期本愿寺的碑文却将其附会为阿育王造塔地，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则因本愿寺并非官寺，二则此寺亦非名僧驻锡的道埸，寺院僧人可能为了增加此寺的声望及其对信徒的吸引力，而做此托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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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愿寺石刻文字中，对於唐代以前本寺的历史都是一笔带过，将之附会阿育王建塔的传说。由此可以推想，唐代以前此寺可能仅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小寺院。入唐以后，此寺发展的很快，而在开元年间达到其最盛期。
开元年间的本愿寺的规模，除了佛寺殿堂、钟楼、舍利塔之外；在其殿堂之内，还有一高二丈八尺规模宏伟的佛像。从碑文所记，可知此寺在唐初曾经过一番整修，<本愿寺三门碑>云：「太宗位天，光复释旧。开皇福地，尽举而存故，兹离正可知也。有若法宇禅居，率皆增□□....」（注26）<本愿寺铜钟铭>也说：「皇唐统天，增壮厥构。」（注27）不过，唐初此寺可能仅有基本的堂殿；此寺陆续修建寺院大门----又称之为「山门」、「三门」（注28），以及铜钟、钟楼、舍利塔，乃至於大佛像，则是高宗以后才建立的。高宗时，麴名昉等人倡修寺院三门，在志此门完成的碑文中，并未提柔先前建有三门。又，在开元十七年以前，本寺的铜钟规模有限，可能也未建钟楼。<本愿寺铜钟铭>形容唐初时此寺的情形：「皇唐统天，增壮厥构，虽台殿有赫，而钟□未确。曰都维那慧仙、寺主道瑗、上座慧超等，....昌议改作。」（注29）本愿寺的铜钟和钟楼、舍利塔，以乃此寺有名高二丈八尺的石佛像，都是在开元年间完成的（注30）。在开元以后，就几乎没有关於此寺的文献可资追寻，石刻资料显示：天宝以后，本愿寺的发展似乎渐趋於停滞，证诸历史，也确可能有此结果，主要是由於安史之乱对本地建造成直接破坏的缘故。安禄山叛变初期，获鹿所属的常山郡及其邻近地区便是主要的战场之一。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反唐，起兵范阳，河北原在其统属范围之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至十二月，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果卿、长史袁履谦等起兵讨伐安禄山，河北诸郡纷纷响应。天宝十五载，正月，颜果卿起兵才八天，守备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颜果卿昼夜抗战，常山城陷，史、蔡纵兵杀万余人。史思明等既破常山，又引兵击河北诸郡之不从者，所过残破（注31）。获鹿地区受安史兵灾的影响，可能是此后少见到有关本愿寺碑刻的原因。

注42 ：《常山贞石志》，卷9，页20，<本愿寺铜钟铭>。
注43 ：同前注，页21。
注44 ：《常山贞石志》，卷7，页12，<本愿寺石幢>。
注45 ：同前注，页20。
注46 ：同前注，页24。
注47 ：同前注，页21。
注48 ：《常山贞石志》，卷9，页23-25，<本愿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

至於本愿寺的舍利塔和石像的建设中，平民也占了很高的比重。
鹿泉人氏张成是建舍利塔的创议者之一；另有「净邑长老王口丘等五十二年人」在舍利塔西面建阿弥陀像，此「净邑」当是佛教信仰团体「义邑」或「法社」之名。太原人胡仙於舍利塔的北面建弥勒像。又，本愿寺的僧人们「乃起合寺诸释乡城长幼，及笃信麴客良等」，在
本愿寺北殿建立了一高二丈八尺的释迦石像（注48）。在本愿寺其他建立经幢、刻经碑的宗教活动中，也有平民居於倡导的地位开元七年所建的「金刚经碑」，就是本愿寺法师智琇劝化获鹿县崇善乡「乡望」五十人等所建立的；而在建此碑的过程中，赵仁审是一个主要人物，<金刚般若石经赞并序>中称：
（兹）有清信士赵仁审者，身处俗流，心专妙理，长者买地，不难倾金，仙人掩涂，宁辞布发？佥谓劳生易尽，至教难闻，雪山敬师，致身充供，波仑重道，以血洒尘，未能剥皮，用书日□，□石为字，留此经典（注49）。
赵仁审系一介平民，虽然在题名中他是署有「乡望」这样的头衔：「□□（乡望）都检校维那赵仁审、妻、息元□、元招」（注50），「乡望」所指的是地方上有声望之人，它并非一个官衔。《梁书‧韦睿传》：「初，高祖敕景宗曰：『韦睿，卿之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礼之甚谨。」又，《周书‧苏绰传附苏桩传》云：「（大统）十四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者，不得预焉。」乡望是地方上有名望者，大体上是地方上的大族，不一定是有官衔者，如<金刚经碑>中五十二个「乡望」的题名中，其中二十九人系有官衔（包括勋官），二十三人是平民。赵仁审为都检校，他应当是建立金刚碑之事的总其事者。

由於平民是本愿寺重要的赞助者之一，他们的经济状况便和本愿寺的发展有相互的关连。关於此地平民的生计，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恒州（常山）开元时的贡品为罗、赋是绢、绵（注51）；又，《新唐书‧地理志》有此地开渠溉田的记载，可知此地的产业系以农业蚕桑为主，因此，农业收成的优劣便成为此地经济状况、以及人民生计好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水利灌溉攸关农业经济良□，文献所见，唐代获鹿地臣仅有两次兴修渠道的记载，一次是高宗时期，一次是玄宗时代。获鹿东北十里原有大唐渠，自平山至石邑，引太白渠以溉田。高宗总章二年（669），又自石邑西北引太白渠入真定县界以溉田。至天宝二年（743），复从石邑引大唐渠东南流四十三里入太白渠（注52）。这两次兴修水利恰和本愿寺发展时期重叠，由此可以看出本愿寺发展和地区经济有其一致性。
注49 ：同前书，卷8，页3，<金刚经碑>。
注50 ：同前注，页5。
注51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第17，河北道二，恒州，页477-478。
注52 ：《新唐书》，卷39，地理三，河北道镇州常山郡条。

（二）勋官
本愿寺唐代的碑刻题名中，可以发现有不少的勋官，这在神龙尊胜经幢的题名中，颢现得最为清楚，其所列获鹿县的四个乡（封龙、光泉、豊润、崇善）的信徒中，有官衔者计六十六人，而纯为勋官者有十六人（注53）。
唐代的官阶，可分为四种：职事官、散官、勋官和爵号，其中散官、勋官和爵号都无兼官，只有职事官都并带散官、勋官和爵号的。所谓的「勋官」源自北周、北齐时，因战事频繁，所以授勋官以酬庸有功的战士。北周时，勋官共有十一级，隋朝亦然。至唐高祖初年，订勋官为十二等，这十二个等级是：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其官品颇高，起正二品，至从七品（注54）。又，勋官中的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是可以袭爵的。不过，唐代勋官的来源已经不仅限於军功而已，另外还有色役人赐勋改转和以货买勋等方式（注55）。在唐代，勋官享有免除课役、免除征役和可按其品级授予职分田三种恩赐特权（注56），关於职分田的授与规定如下：
「品有职分田十二项，....亲王以下又有永业田百顷，职事官一品六十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飞骑尉八十亩，云骑、武骑尉六十。散官五品以上给同职事官。五品以上受田宽乡，六品以下受於本乡。解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之田，袭爵者不别给。流内九品以上口分田终其身，六十以上停私乃收（注57）。

根据松永雅生研究，在武后执朝政之初和玄宗开元二十年以后这两个时期中，勋官数量大为增加。由於勋官人数的增加，勋官的授便渐渐形同具受，这种情形到开元以后就更为严重（注58）。本文所根据本愿寺碑刻的年代，恰好是在武后以迄玄宗天宝初年，因此，碑刻题名中有不少的勋官，正足以反映了这两个时期勋官人数增加的事实。同时，也可以推知此一时期内获鹿地区的勋官可能未能被授以足数的勋田。又，如前所述，勋官的品级颇高，起正二品至从七品，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武后以后，由於勋人数众多、以及其多出身军旅和其职务这三个因素，更导致其地位低降。《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一）云：
永徽巳后，以国初勋名与散官名同，年月既久，渐相错乱。咸亨五年三月，更下诏申明，更以类相比。....自是已后，战士授勋者动盈万计。每年纳课，亦分番於兵部及本郡当上省司。又分支诸曹，身应役使，有类僮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自兵卒，所以然也。

由上可知，从武后以后，勋官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职分田，其经济情况不见得优渥，因此，虽然获鹿有不少勋官，但未必显示其经济能力较强，可以对本愿寺的发展有较多的奉献。从碑刻所见，对本愿寺的发展有具体贡献的仅是勋官中出身军旅者，特别是那些有实际出征经历者。那些出征的军人们在实际的战役中，目睹战乱生死，而萌无助和祈求平安的心理，使得他们转向宗教的慰藉；他们在行役的茫然惊恐中许下誓愿，或是造寺、造像等，促进了地方寺院的发展，如麴名昉等人便倡导修建本愿寺的三门。<本愿寺三碑>云：
注53 ：《常山贞石志》，卷7，页13-15，<本愿寺石幢>。
注54 ：《旧唐书》，卷42，职官一。
注55 ：松永雅生<唐代勋官>，《西日本史学》第12期，1952年，页28-31。
注56 ：同前史，页33-36。
注57 ：《新唐书》，卷55，<食货志五>。
注58 ：松永雅生，前揭文，页35-36。

....天子将有事东夷，诛有罪也，中山次飞，麴名昉等率六十人，忠勇冠时，言从薄伐。既其□（下缺）....天，绋绣曷维，橹息惶汗，归怀法王，下冀神效一徵，树以遐福，既契既丘，飒然而□（下缺）....循其本，乃建斯门，崇昔愿也。视定极紘幅广设阶分下袭，粗给猃狁之故，其业中断（注59）。
由上可知，本愿寺的三门原来是出征辽东的鹿泉县麴昉等人，自战场上平安归来之后，为实践昔日在烟烽战地中所发的愿誓而倡建的。不过，碑中并没有说明这是什麼时候的事，查史书记载，此当是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正月之事。《旧唐书‧高宗纪》：「（显庆）六年春正月乙卯，於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往平壤带方道行营。」（注60）此次河北被徵调出征者，当不在少数，所以高宗於次年（龙朔二年，662）年底，下诏：「十二月，戊申，诏以方讨高丽、百济、河北之民，劳於征役，其封泰山、幸东都并停。」（注61）碑文中称「中山次飞」，按获鹿所属的恒州（天宝十五年改为常山郡），其治所在真定县，它曾一度改称中山县（注62）；而唐代兵士隶卫，各有其名，左右金吾卫曰「次飞」（注63）。故此即指麴名昉等人和一些恒州应募者隶属左右金吾卫，从征高丽。<三门碑>中的题名不见於著录，因此无法得知所有倡建者的姓名，仅知领衔者是麴名昉，而从本愿寺<金刚经碑>的题名中，得知麴名昉是一勋官，被授以上柱国（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