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69 ：《常山贞石志》，卷7，页12-13，<本愿寺石幢>。
注70 ：同前书，页14。
注71 ：同前注，页15。
注72 ：《常山贞石志》，卷8，页3、4、6，<金刚经碑>。
注73 ：同前书，卷7，页9，<本愿寺石幢>；卷8，页13、14，<莲花座题名>；卷8，页9-10，<本愿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注74 ：同前书，卷9，页22，<本愿寺铜钟铭>。
注75 ：同前书，卷8，页5、9、14。
注76 ：同前书，卷7，页14；卷9，页26，<本愿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
注77 ：<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页537-538，从东魏时山西平定安鹿交村的三件造像碑题名中，发现村内赵氏为较少的居民有意藉著比其他居民出钱出力较多、领导一个造像活动的方式，以提高其在村内的重要性。
注78 ：《常山贞石志》，卷7，页15，<本愿寺石幢>；卷8，页6，<金刚经碑>；卷9，页23，<本愿寺造舍利塔并石象碑>。
注79 ：同前书，卷7，页15；卷8，页4。

注80 ：同前书，卷8，页10。
注81 ：同前书，卷9，页28。
注82 ：同前书，卷7，页13，<本愿寺石幢>标题下的叙述云「第三面下截刻县令裴元瑶德政记」；但录文中则记在第五面下截。（页20-21）《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6，页4，<本愿寺曾善庆等造幢题名>标目下的叙述云「第五面下截长安三年乞留检校令裴琳记」，录文中也作第五面下截。（页13-14）
注83 ：如「柄」作「□」，「楹」作「□」，「树」作「□」等，见：秦公辑，《碑别字新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93、244、353。
注84 ：张国刚《唐代官制》 ，陕西，三秦出版社，1987年，页169。

由上可知，裴琳之曾祖不是裴矩，那麼德政记为何会有如此的错误呢？不论德政记的作者是谁，他是有意将裴琳托附为裴矩之后，一则可能裴矩确是裴琳的曾祖辈（但不是嫡曾祖），二则因为裴矩在隋末唐初仕宦显赫，地位名望均高的缘故，所以藉依托为其子孙以增辉。
裴氏家族和此地的关系深厚，主要是因为其族人两度出任鹿泉县令的缘故。隋末恭帝义宁初（617），裴崇道（裴琳之伯祖）为鹿泉令；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裴琳又为检校鹿泉县令（注89）。「德政记」提及鹿泉居民乞留检校令裴琳事，长安二年，停检校官，裴琳依例当去职，鹿泉县民诣阙乞留，故长安三年四月，朝廷下诏裴琳依旧检校鹿泉县令（注90）。裴琳在鹿泉停留的时间有多长，不得而知，不过，神龙中（707-710）经幢上仍可见到裴氏家族的题名，而此幢上又书有裴琳德政记，可见从长安二年至此时，裴琳皆为鹿泉令；而因裴琳政绩清化，甚得民心，所以才有此记。在此之后，本愿寺的石刻中就未再见到裴氏家族的踪迹，可能裴氏家族随著裴琳仕宦迁移，转而移居他处。
长安二年「尊胜经蜜多心经幢」上，有「常山郡守孙河东裴君心」和「□上□（骑）都尉义全」的题名（注91），神龙中经幢上，则有「憧主常山郡守孙河东裴思礼」、「憧主常山郡守孙上骑都尉河东裴义全、弟云骑尉义贞」（注92），此常山郡指的应当是曾任鹿泉令的裴崇道，因溢美而作「常山郡守」。
注89 ：同前注，页20。
注90 ：同前注。
注91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6，页2，<本愿寺僧知慈等尊胜幢记>。《常山贞石志》，卷7，页2，<本愿寺尊胜经蜜多心经石幢>，作「常山郡守孙河东裴君□妻胡>。
注92 ：《常山贞石志》，卷7，页21，<本愿寺石幢>。

《常山贞石志》以《元和姓纂》记开元有左卫将军仇克义为沧州刺史，认为上文所指者即此人；又，因书碑人题衔中有邠王府参军，改豳作邠，系在开元十三年，故判定此碑当立於此年之后。据此，则仇克义任沧州刺史也当在此年之后（注97）。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认为：立碑之年，仇克义殆非沧州刺史（注98）。郁贤浩《唐刺史考》以为：仇克义在任沧州刺史之前，或曾任恒州刺史（注99），此说很有道理；因为若仇克义不曾任恒州刺史，碑文中就不致於有记其德政的叙述了。
从州、县官吏的题名，可以清楚地看出州、县官僚佐属偏好赞助寺院的建筑。这可以视为是他们任职此地的一个纪念品，而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是如法学者Pierre Bourdieu所说的「象徵资本」（symbolic capital），意即名望（注100）。上文提及的<本愿寺三门碑>文中叙及恒州刺史仇克义的德政，以及鹿泉令卢从运和其夫人捐资赞助舍利塔的兴建；另外，州市令毕瑜和前鹿泉县丞张成，更是建舍利塔的发起人和主要的施主（注101）。又，他们也透过造菩萨像的方式，在本愿寺留下他们的名字，如本愿寺北殿中高二丈八尺释迦像左右两侍菩萨，则是前鹿泉县丞王务光和张成所建造的（注102）。

智秀是神龙中经幢建立的过程中实际上的负责人之一，在其第五面本愿寺僧题名中有「捡校憧僧智秀」，《常山贞石志》云：「称捡校幢僧者，当即察书经幢之义。」根据前面提及曾义慕为「都检校造三门楼及铸铜钟，兼造造钟楼」，可知检校幢当不是察书经幢，而是负责树幢的实务，因智秀为僧人，故曰「捡校幢僧」。
本愿寺的三门，原是参与辽东之役的鹿泉乡人麴名昉等六十人发愿建造的，但因「粗给猃狁之故，其业中断」，后来三门虽然是由本愿寺自「三纲」以下十四位僧人发起信众继续完成，而实际上负责此工程的是智秀：
上座僧道解、寺主僧希名、维那僧惠仙等，举寺高德一十有四人，并戒惠兼广，卜？明奥日。昔给孤唱始，身子演成；今则不承权舆，使懿绩长□，上圣默责，夫何以安之哉？乃命（下缺）....代□。秀师俗姓閰氏，燕赵之松柏也，神宇特发，闻思毕举，讲唱表正，白黑攸归，迺心....（下缺）蝉联影从者，可胜言哉！於是徇班输，徵匠石，陟新甫，举徂来，槎其条枚，伐乃....（下缺）....率壮士，令勇夫，抚鸿梁，蹑虚绝，□掇植，....（下缺）（注105）。
虽然此段碑文有部分文字泯渤，但从前后文读来，仍可知智秀实际上负责修建三门的工程。另外，本愿寺的舍利塔和北堂石像在开元八年即已完工，但未建碑记事，至天宝四年，智秀才刻碑记其事。（大唐本愿寺舍利塔）碑云：
有唐开元八年缮理毕，经始于今，廿有五载，是时碑既未伦，而振愻俱殁，王以又徒职於寿阳，法门智秀，有恒其德，仰兹广业，追惟聚散，恐岁月漫远，元由蔑闻。越九年作灵，岁春仲望，乃与前塔合而为颂，宣之豊石，以存万古（注106）——————————————————————————————
注105 ：《常山贞石志》，卷8，页21，<本愿寺三门碑>。
注106 ：同前书，卷9，页25，<本愿志造舍利塔并石像碑>。

又，开元九年经幢上，首题「大幢主比丘僧智秀」，可知智秀是主要的倡议者（注107）。
僧人智秀，《续高僧传》无传，关於他的事迹，仅能藉助石刻铭文，略知一二。智秀俗姓閰氏，是鹿泉县邻邑石邑县人；碑文中未述及其家世，他似乎是出身於一个平民的家庭（注108）。他可能一出家，或者出家不久之后，就停留在本愿寺，前后至少历时近四十年之久。（从神龙中经幢到天宝四年建舍利塔碑这段期间）智秀特别擅长於讲说经典，也以此发挥他的影响力，而对本愿寺作出重大的贡献。碑文中屡称他是一位熟习经典、讲经的「法师」，<金刚经碑>形容他「行业精纯，辩才通利，百千佛所已种善根，十二部中能宣奥旨。」（注109）<三门碑>中也说他：「神宇特发，闻思毕举，讲唱表正，白黑收归。」在本愿寺诸石刻中，他的题名上常冠以「法师僧」的称呼（注110），按法师僧是指通晓经典、演说正法的僧人（注111）。智秀就是以他讲说的长才，吸引信徒，组织邑会，从事建立经幢、刻经、寺院建设等宗教活动。
开元七年建立的「金刚经碑」，是由智秀劝化获鹿县崇善乡的信徒所组织的邑会所建立的，在此碑上刻的<金刚般若石经赞并序>云：
本愿寺法师智琇者，俗姓閰氏，石邑人也。调心正观，毓德闻思，行业精纯，辩才通利，百千佛所，已种善根，十二部中，能宣奥旨。劝化鹿泉县崇善乡望五十人等厌生死苦，□解脱乐，革社会而鼎法会，拔罪根而种善根，月取三长斋，持八戒，同餐法药，共庇禅林（注112）。
注107 ：同前书，卷8，页9，<本愿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注108 ：同前书，卷8，页2-3，<金刚经碑>：「本愿寺法师智秀者，俗氏閰氏，石邑县人也。」关於智秀的家世里第的记叙仅止於此。
注109 ：同前书，卷8，页3。
注110 ：<金刚经碑>，<舍利塔石像碑>。
注111 ：《望月佛教大辞典》，页4599；同前书，《补遗》，页148。

第二，三纲由寺内高德担任，而可转任。<舍利塔石象碑>（完成於开元八年）上三纲为寺主希名、都维那惠仙、上座惠超，<三门碑>（开元十三年以后，无确实年月）的三纲为上座道解、寺主希名、都维那惠仙；<铜钟铭>（完成於开元十九年）上三纲为都维那惠仙、寺主道瑗、上座慧超（当作惠超）（注130），惠仙至少从开元八年至十九年间皆任都维那之职，惠超曾一度卸下上座之职，后又再度出任此职。
第三，寺院的三纲在寺院的建设方面有著领头的作用，但实际上的负责人，却是其他的僧人或俗人。如本愿寺的三门虽是由本寺的三纲等一十四高德僧人发展续修，不过，实际上负责此一工程的是僧人智秀和信徒曾义慕。又，本愿寺铜钟是由本寺三纲倡议改作的，但担任此工程「都检校」的是信徒曾义慕。第四，寺院树立经幢、建造刻经碑等有大批信徒参与的宗教活动，大都不是由三纲发起的。除了长安二年发起造石像堂和经幢者是都维那僧知孙之外，金刚经碑和开元九年经幢的发起者都是智秀。智秀在本愿寺的各项宗教活动几乎都扮演著主导的角色，他以他卓越的讲经能力，亲近信徒，对鹿泉县的信徒发挥其影响力，组织邑会，刻经建幢，并鼓励信厘金赞助寺院的建设，促进寺院的发展。由此可知，中古地方寺院的发展如本愿寺者，主要是出於像智秀这样笃实亲近信徒僧人的志业和努力。
注124 ：同前书，卷7，页1-2。
注125 ：同前书，卷8，页7。
注126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49、页16-18，<清信女宋小儿造金刚经并心经碑>。
注127 ：同注122。
注128 ：《旧唐书》卷43，<职官>二：「祠部郎中一员，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诸州寺总五千三百五八所，三千二百三十五所僧，三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凡僧簿籍，三年一造。」

僧人和寺院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连，从中宗神龙中以迄天宝初年，本愿寺僧智秀以其讲经的长才，活跃於获鹿地区，募化居民，是本愿寺发展的一大功臣。他既从未担任寺内三纲这样具有领导性的僧职，在《续高僧传》中也没有他的传记；若不是由於本愿寺这几个碑刻，我们将永远不知道有智秀这个人。事实上，在中古佛教的发展中，当有不少像智秀这样深入民间，把佛教推广及广大的庶民层。就佛教向庶民层推展的过程中，他们的影响力可能比那些列入《高僧传》中的著名僧人，还要更大、更广一些。
本文以获鹿本愿寺为主轴，用微观研究法，探讨四十余年间此寺的发展，兼以了解其时获鹿的地方社会，而发现以其时佛教的石刻资料，从一个寺院的历史延伸到其地区历史的研究，是可能的。做为一个中古史的研究者，私意感到一些鼓舞。如透过微观研究，妥善运用史料，则我们至少可为中古史增添中古地方史的研究、地方佛教的研究、平民的研究、非高僧的僧人等新的课题。中古史的场景扩大了，同时它也将不仅是限於少数贵族、高等僧侣演出的舞台，多数平民百姓的生活可望逐渐被人从久经湮沈的历史中浮显出来，和前者同台演出。

近日看到赵崡《石墨镌华》有一条“唐本愿寺碑”，谈及“获鹿、孙按察使、鹿泉信士毕瑜造塔藏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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