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东厂，锦衣卫是加强皇权的唯一手段，是皇帝增加国家收入的唯一手段，也是皇帝打击走私资敌行为的重要武器。不但不应该打击，相反应该像朱元璋，朱棣那样加大发展为帝王所用，真到利益矛盾不可调和时，牺牲一两个不重要的走狗，面子上安抚下对方就好了。

在辽东问题上，最大的祸根，其实是起源于李成梁的。万历年间使用李成梁经营辽东，辽西。李成梁虽然能征善战，但其本人的核心理念是养贼自重，而不是考虑明王朝的整体国家利益。没有战争他就没有银子，没有贼寇，他就没有权利，再加上他本人贪渎成性，性喜奢华，大肆在辽东发展走私，致使后金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同时，也造成了辽东巨大的走私市场。到万历后期，不可逆转的恶果就已经形成了。

在这里还需要提出，万历三十三年叶向高出任首辅，开始了其作为唯一相国的，独相十三载历程。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叶向高在当时的朝廷内部忙于与其他党派的孙丕阳，赵南星等人斗争，而忽视了后金政权，致使其成长失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承宗也是东林党内部的元老，其在辽东的战略思想上有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这种保守的战略思想最终导致大明仅存的国力，兵力耗尽。
其实最合理的对后金政策，就是商鞅当初向公叔痤提出的魏对秦之策，春战秋守，严打走私，以国力比拼削弱后金。

在天启时期明朝除了熊廷弼以外，还有朱燮文，赵彦可用的。天启元年朱燮文在平定四川叛乱的时候，应蜀王邀，以少胜多，能攻善守，指挥秦良玉等人剿灭土司叛乱。后因父亲亡故，致仕守孝。（真的很无语，这时候夺情起复上哪里去了？这么一个强大的军事人才就YY了）。天启二年，山东白莲教近几十万人叛乱，赵彦携原大同总兵杨肇基平叛，诛杀匪首徐鸿儒等，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赵彦他们在对付这种叛乱时的政策，与日后东林党在对付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等叛乱政策时大有不同。赵彦强调的是招安可以，但首恶必诛！而后面东林党在对付李张高等叛乱时，一位强调招抚，多次致使贼寇势尽，随投降明朝，而脱困后复叛。明朝后期内部的战争，很大程度在于东林党对于叛乱者政策不对路，而导致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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