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我们最熟悉的，但也是我们最不熟悉的诗人。盛唐以降，历代谈论李白其人其文者如恒河沙数，但总其所论，多属隔靴搔痒或似是而非。这并不是说历代研究者特别是当代研究者没有看见李白这座七宝楼台，而是说他们只是从这座七宝楼台中拆下各自所需的片断，并且往往给这些片断贴上时代的标签，而置其基础于不顾。如论其思想则不外乎爱国济世，论其艺术则不外乎积极浪漫，论其人格模式则不外乎蔑视权贵等等。姑且不论这类评价是否得当，奇怪的是极少有人结合李白其人对此类观点作出合理的解释。诚然，由于李白人生道路之曲折坎坷与其思想之复杂多变，人们不难从中搜捡到合乎自已需要的东西，这也符合现代语词符号解读规则，但这是另一码事。我所要做的是扬弃李白研究中的实用主义与汉代经学和清代朴学方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新方法，对构成李白这座七宝楼台的基础及与其建筑的关系进行深入地研究，即对李白的身世及人生诸要素作一综合考察和评价，得出一个接近或基本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
要达到上述目的，首先须证明李白乃唐宗室后裔。明确地说，即要证明李白乃唐高祖李渊之长子李建成的玄孙。其谱序为李渊——李建成——李承宗——承宗之子——李客——李白。
关于李白的家世和身世，唐代当时就讳莫如深，特别是对其祖父、曾祖父，史料无一记载。李白自己很少谈及家世，偶有所及，也往往只提远祖，讳言近亲，闪烁其辞，故布疑阵。当然李白是有他不得而言的苦衷，但却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诸多麻烦，这却是他始料未及的。
对于李白的宗室地位，从古及今少有论及。而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是郭沫若先生在解放后的专著《李白与杜甫》中所说的出身于富商家庭，但对于李白之父为何迁居四川一个僻远小乡“高卧云林”却没作出合理的解释（此点后面有文详论之）。更有人明确宣告：“李白后来在诗歌中屡屡夸耀他的家族，其实他的家族只不过殷实而已，不会拥有特殊地位和荣贵的光环。’莫非说证明了李白是帝王之后代就会贬损他或美化他？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中对李白是爱之欲其生的，而在这点上却视而不见，殊难理解。莫非商人之阶级成份优于皇族之阶级成份？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从历史的尘幕中看出了蛛丝蚂迹。最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于邵，于邵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纪念。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绵州彰明县有李白碑，在宁梵寺门下，梓州刺史于邵文。”北宋欧阳文（上文下心）《舆地广记》也提到此碑。碑现已无存，但至少明朝还在。明末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载有碑文内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图经》梓州刺史于邵作李白碑，在县之宁梵寺下。《志》云：碑在县南二十里，即白故宅。”案《旧唐书·于邵传》：“徙巴州……迁梓州……崔宁帅蜀，表为度支副使。”查崔宁帅蜀任西川节度使在大历二年七月（767年），可见于邵在梓州刺史任上为李白立碑当在767年之前，距李白之死不过五年。接着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他在《杜诗补遗》中说：“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清人王琦在编铨《李太白全集》时对此将信将疑，录存之将它列入《传疑》条。此后久无影响。延至当代，才见到《中国青年报》1985年7月28日所载兼葭《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建成妃把儿子托亲信宫女随西域商人到了西域。尽管有些情节与史实不合，但定其为建成之后仍功不可没。另外《山西师大学报》1988年1期载韩维禄文。亦认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裔。
要论定李白乃宗室后裔、建成遗脉，除上引于邵碑文外，还须引证研究者们都熟悉的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抬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井序》。李阳冰乃李白所认族叔，唐代宗宝应元年冬，李白卧病其家，生命垂危之际将所存诗文手稿交其编订作序。有人考证其人对李白并非仁爱有加，但李白于他并非嫡亲，加之李白晚景凄凉，有所迁累，如此对待李白无非人情世故罢了。我们不可因人废文。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圭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乃李白生前好友范伦之子，时任宣歙池等州观察使的他依照李白孙女“先祖志在青山”之言，将李白墓从龙山东麓迁于青山葬之，并作《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序》云：“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子孙女搜于箱箧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数十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世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仕禄。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
李阳冰《序》作于李白同时，其中的身世内容当出自李白口授；范传正《序》虽作于李白死后五十五年，但离李白之子伯禽死不过二十几年，且伯禽唯一的儿子离家“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伯禽别无传人，只有一女陪范主持其祖父迁墓之事。照理说，以两序时间之早和与当事人关系之近，它们都该是真实可信的。但为什么它们却历来不为人所重视，不为人所深信，反而为人多所诘难，置之存疑呢？这要怪李白狂放的性格给人造成的错觉，以为他攀龙附凤自高身价，也要怪他至死也不肯公开身世的真象，他的本意不过是象他父祖辈一样保护后代全身远祸；还要怪两序的作者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保守了不世之秘。怪则怪矣，疑实存之，且让我们对照两序一一析之。

李白的宗室身份确定之后，一个异乎常人及其理解的李白形象就凸现在世人面前。在李白的意识中，一方面他是太祖之后，如无“玄武门之变”，他是嫡系继承人，天下本来就是他的，再差也不失王侯之位。于是他高视阔步，自命不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狂放之士。他之前的所谓东晋名士如阮、稽之流的狂放是对现实的逃避，是时代的异化，而李白的狂放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高贵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另一方面，他又是隐太子的后代，是被开除了宗室属籍、侥幸逃脱诛杀而苟全性命者的后代。这使他的一生特别是出川后的生存状态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矛盾、惊悸之中。他的狂放实际上是以其强烈的自尊来掩饰深刻的自卑。这两方面及其结合构成李白的宗室情结的主体，这一宗室情结使他一生处于复杂、矛盾与多变之中，使他的诗作回旋往复于高八度与底八度之间；他的宗室情结使他不容于世，但又使他的一生极富色彩和魅力，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面试从李白的人生诸方面所受影响逐一说明。

总之，李白作为沦落民间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剧是命定的，是谁也无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脉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为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间首鼠两端。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枷锁中度过的。他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而这镣铐世人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同一首诗作中同时具有多重变化和矛盾，刚刚之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忽然就：“但愿长醉不愿醒”；刚刚说：“停杯投著不能食，拔剑击柱心茫然”，马上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苍海”；刚刚说：“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下句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复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种高低音切换之快捷与和谐只能是属于李白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真正地而不是泛泛地理解他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与尔同销万古愁”，一唱三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等心迹流露的作品了。有人说文学史就是一部心灵史。我不敢肯定其普遍的价值意义，但用在李白身_上，却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诗作就是他的心灵史、生命史。理解了他的诗，也就了解了他的人；而弄清了他的身世，则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诗。由李白的身世的特殊性，我们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文学史上的某些现象。“李杜”双璧是中唐以降一直挂在文人骚客口中的，但也就仅挂在口头而已。宋及其后，宗杜、宗韩，蔚成风气，即所谓“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杜韩而外，有宗王、孟、韦、柳，宗百居易，宗李商隐；连二、三流的孟郊、贾岛、许浑、姚合也成了人们宗奉的对象，唯独李白无人奉为圭臬。套用杜甫《梦李白》的诗是再贴切不过了，那就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诗句如同一句应验了一千多年的谶语，道出了李白名气虽大，但诗业乏承。这其中不乏中国诗歌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但也说明李白是难以模仿，更难以神似的。这除了普遍的趋易避难心理外，更重要的是不具备李白那种生命内在的矛盾和悲剧情境，因而是无法学的。李白的身世和思想基础使李白成为我国中世纪最后一位以心灵作诗的伟大诗人。（完）

这种从小到老、至死不渝的使命感，显示出诗人与江山社樱有一种血肉般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他已没有了非分之想，但这种来自根上的联系使得江山社稷成为他“生死以共”之精神家园和乐园，离开它，失去它，也就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仅仅用积极用世、爱国爱民来解释是皮相之论；说他想做官，爱做官，至死不悟，则是小儿之见。
李白作为沦落民间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剧是命定的，是谁也无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脉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为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间首鼠两端。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枷锁中度过的。他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而这镣铐世人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同一首诗作中同时具有多重变化和矛盾，。。。这种高低音切换之快捷与和谐只能是属于李白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诗句如同一句应验了一千多年的谶语，道出了李白名气虽大，但诗业乏承。这其中不乏中国诗歌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但也说明李白是难以模仿，更难以神似的。这除了普遍的趋易避难心理外，更重要的是不具备李白那种生命内在的矛盾和悲剧情境，因而是无法学的。李白的身世和思想基础使李白成为我国中世纪最后一位以心灵作诗的伟大诗人。

李白的诗大开大阖、豪情万丈，睥睨乾坤，有种浑然天成的王者之气。神游八荒，纵情天地古今，呈现任何人都学不来的浪漫洒脱，人们只有用谪仙来形容他。但这位谪仙又时常流露念天地之悠悠那种难以言喻的孤独和痛苦。可能只有用庄子的《逍遥游》才能够贴切形容他的精神世界吧：“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而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当时在政坛与文坛都颇有影响的贺知章于道教紫极宫初次会见李白，观其人赏其文，当即发出赞叹：“此天上谪仙人也。”。此事在《新唐书·艺文志》、孟棨《本事诗·高逸》、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等都有记载。李白的友人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介绍李白到长安的情况：
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由是朝廷作歌数百篇。上皇（指玄宗）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
众人接受了贺知章的说法，称李白为谪仙。李白也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号，经常以谪仙自负：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谪仙一词，李白之前指那些被谪居到世间的仙人，由于李白斗酒诗百篇、诗成泣鬼神的超群才情和飘逸风度，从此被用来指称诗人的人格特征，被赋予文采华美、风度飘逸的新内涵，具有强烈的褒赞意义。虽然其他才子文人有时也被称作谪仙，不过是偶尔借用一下这个名号。只有李白与谪仙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谪仙这个称号几乎成了他的专属。
李白仙骨峻奇，飘逸自由，曾两度受箓为道士。当时道教领袖人物司马承祯称赞年轻的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魏颢在《李翰林集序》谈到李白，说他“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酝籍”；李白在诗文里也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李白在长安任供奉翰林学士三年，咏诗数百首，后来遭唐玄宗“赠金放还”，更加流连山水，出入名山大川寻仙访道不辍。同时代的诗人喜欢以谪仙指称他，于是李白的谪仙雅号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唐人依据李白字太白，认为他是太白金星下凡。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说：“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但李白自己在一篇序文中却称自己原本是三十六天帝的外臣：
吾稀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昭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