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友榜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永远把那些高级官员排在最显著的位置，然后再是学术界的人士，即使你学术造诣再高，也只能屈尊。而在外国大学，不敢这么排列，即使你当了总统，可能也不能那么显眼。比如牛津大学，除了几十个国王、首相，但是在学校网站上看不到这些杰出校友的介绍。大学就是大学，学术大师，才是最珍贵的。现在，中国的大学，只剩下了大楼的外壳。

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后者在本质上恰恰与大学精神相悖。科学研究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事业，需要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精神，而在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独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压抑和挑战。

校长和学校的精力都耗费在填写表格、报送材料、等待审批中了，根本没有精力思考学校如何发展的正事，思考了也没用，除非按照主管部门的思路，否则肯定走不通，因为学校根本没必要想，上边都给想好了，你只需要照做，至于前边是什么，没人说得清。

中国仅养老保险的缴费，就相当于职工工资的28%（单位20%，个人8%），在世界上处于最高水平的负担，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再增加的空间几乎为零。这么高的负担率，不到50%的替代率之下，还存在巨大地空账，昭示着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巨大风险，空账是政府的隐性债务，迟早要补上。从趋势看，再过十几二十年，等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退休后，隐形债务就会显性化，养老体系可能会崩溃，这不是危言耸听。

延迟退休减少了领取退休的人数，缩短了领取时间，增加了缴费人数和缴费金额，一增一减，效果十分明显。如果能把退休年龄提高5年，基本可以缓解中国养老保险的暂时困境。

看病难的原因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大城市里大医院林立，高水平的医生云集，而小城市和乡村，医院硬件不硬，软件更是一塌糊涂。当“小地方”的人都跑到大城市来看病，跟城里的特权阶层争夺医疗资源的时候，他们肯定处于劣势，为挂号风餐露宿，排几天队，已经成为城里大医院的一道惨不忍睹的风景。

严格说，中国政府不是没有尽到医疗的责任，只不过是，中国的公债医疗主要用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而机关事业单位，恰恰是最不需要公费医疗的。公费医疗首先要对弱势群体进行医疗照顾。

中国医生的尴尬正在这里。政府相关部门对医院的挂号费、住院费、诊疗费有绝对的定价权，医生的复杂劳动的价值没有体现在其正常工资收入中。对于医生来说，如果规规矩矩地开处方，收入就没有保证。医生也在社会中生存，压力也很大，必须靠开大处方，既开必须的药，更要开贵的甚至不必要的药，然后拿提成，才能勉强过上跟医生身份相称的生活，不枉寒窗之苦。

房子的成本包括三部分：地价，也就是开发商拿地的成本；建安费，建筑安装等的支出；税费，政府部门收取的税收和其他费用。从供给角度，在正常情况下，房价就是以上三项成本，再加上开发商的利润。如果房价长期上涨，一定是成本过高造成的。

房地产，常被描绘成暴利行业。房地产开放商有垄断者的某些特征，因为城市土地是相对稀缺的资源。但是，根据最近几年在沪深两地上市地产公司的财务报表，地产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平均大约在10%~20%之间，跟银行、烟草、石油、石化比起来，称不上是暴利。

其实，没有道理不承认小产权房的合法地位。难道只有给税收做了贡献、给地方政府收入做了贡献的房子才算是合法的？农村土地本来就属于集体所有，只要农民处理好了跟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2009年，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组织对全国4457个城镇自来水厂进行了普查，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仅为58.2%。对于自来水，国家有严格的质量标准，自来水公司多为国有企业，保障用水的安全就是政府的职责，但自来水还是出了问题，一般企业生产的食品出问题也就不奇怪了。政府也不希望用水不安全，可是，环境变坏，政府也没办法。在这种环境中生产的食品，只能是差强人意，出事有某种必然性。

政府要有这个胸怀，受赠者的感激就该给捐赠人，而不是政府。政府不是不可以涉足慈善，问题在于涉足方式。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制定法律和规制，也可以直接出资资助慈善机构，但是不要亲自运作资金和项目，跟利益发生牵扯，把自己置于说不清的位置。政府核心的、更大的慈善责任，是做好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事业，而不是与民争“捐款”、争名声！

纳税本无道德，它是法定义务，但是税负过重；公众的道德水准便会下降。税收不是无私奉献，而是强制索取。及时足额纳税，不是纳税意识；税收是公众获得政府服务的影子价格，无权利，不纳税，才是真正的纳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