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士族的形成，唐长孺指出：“汉末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基础，而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就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因而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士族”名称出现在西晋户调式中规定“士人子孙”有荫族特权之时，确定了士之为族，才有了士族的说法。

士族形成过程中，九品中正制起了关健作用。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用人讲究真才实学。他曾“举才三令”，整饬吏治，创造了魏国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曹操这种不拘一格“惟才是举”的精神，到了魏文帝曹丕时，经陈群的制订，成为了“九品中正制”。中正制根据德、才、家世三项品第人才，“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而后，家世在品第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几成唯一标准，“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4）当时中正所据的门第，“考虑的主要是‘当代轩冕’，而不是‘冢中枯骨’”，（5）亦即主要考虑父祖官爵，而非远祖的官爵。时人对东晋时期门阀士族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社会地位的定位就反映了这一点。

东晋所见士族，其最高层所谓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除了琅邪王氏，尚有颖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高平郗氏亦是大族，但在当时未正式掌握东晋国柄，不计在内。而东晋士族真正能够江左胜流者，并且世有显宦者，还是甚少。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门阀士族，不仅在政治上，尤其在文化方面需具特征。故以经学传家，重视封建礼仪成为门阀士族的重要标志。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累世公卿的士族皆有这种文化上的优势。正如陈寅恪所说：“夫士族之特点，即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的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7）士族是文化上的贵族，精神上的贵族，因此，士族从它的兴起、传世，都与其文化上的特点相关。

二
魏晋时期的社会变迁在文化上的表现，是占统治阶级的西汉中期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解体，代之的是门阀士族新的、强烈的先锋思潮。这种先锋思潮激发了人的觉醒。李泽厚说：“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缩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

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所流露出的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喟叹，无论从形式和内容，都开一代先声，成为整个时代的调子。如《古诗十九首》、《短歌行》等。表面看来，这种时代的调子是颓废、消极、悲观的，但深藏的却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的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在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他们“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理，这就构成了时代的所谓魏晋风度。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把这时士人的举止叙述得甚为详细。这样，由药、酒、姿容而论道谈玄，山水景色，隐身避世是必然的趋势。刘大杰说：“中国文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然而他们却都能在多方面找着慰安，或是酒色，或是音乐，或是山水，这些都是他们灵魂的寄托所。”

带来的大量佃客、部曲、奴僮等大众，到处求田问舍，经营产业，建立庄园。如刁逹兄弟子侄在京口“有田万顷”；王导的田园“与诸宅及故旧共佃之”；王骞“有旧墅在钟山八十余顷”，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18）谢混“田业十余处”；（19）谢灵运的始宁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还有“北山二园，南山三苑”。

由此，人们的思想观念由“人的自觉”转变成了“文的自觉”。鲁迅说这个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23）的时代。顾恺之的绘画、戴逵的佛像雕刻、二王的书法、谢灵运的诗歌以及文艺评论家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共同地表现了这一主题。与西汉“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有别，晋宋时期的各项艺术有了独立之地位。帝王将相、功名利禄很快就成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只有精神产物。“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24）当时所提出的文艺观与人生的“不朽”的追求也是相关联的。文的自觉和人的自觉，共同成为了魏晋的主题。

三
自九品中正制以来，对人的品藻正式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它不在于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世说新语》是记载魏晋士人生活方式之专书，充分展示了那一时代人们“重神理而遗形骸”的审美意趣。
事实上，这是以玄学的意趣去品藻人物的。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作为了这一时期的哲学概念与思潮，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与对人物的品藻一样，晋宋士人“以玄对山水”，（25）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具象。他们为中国文化艺术拓开了一片博大而崭新的天地。

自然界本是一个没有任何尘世痕迹的自在之物，当人们超越形而下之种种束缚，以虚灵的心境去观赏自然山水时，自然便有了无穷的奥妙。它宁静、淡泊，生机盎然；它自足、“大美”，充满情意。晋宋士人亟趋追求的自足之乐、逍遥之趣、无言之美，无一不可在自然山水的圆融之境中寻觅体悟到。宗炳谓山水“质有而趣灵”，“山水以形媚道”，（26）清晰地点明了山水虽“质有”的真实存在，但却又蕴有一种无限的灵性和精神。

自然山水特有的全新观照，催发了人们欣赏自然风景的热忱。《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王羲之《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顾恺之言会稽山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27）王子敬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季，尤难为怀”。（28）言辞之中，洋溢着一种对自然之美的新鲜活泼的浓酣兴味。他们以“体察品山水”的审美观照选择了会稽。

会稽郡当时属扬州管辖，为东土五郡（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之中心。（29）自从后汉中期吴会分治以后，会稽之山阴有了发展。鉴湖水利工程的完成，北部山会平原得到了迅速的开拓，耕地扩大，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手工业也随之获得较大进步，地区经济实力日渐雄厚。（30）故东土佳山水、美田园，人口宽稀，经济上适宜于侨姓世族的广占田宅，“行田视地利”。这时移居于会稽的北方世家士族有：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孙氏、庐江何氏、高平郗氏、北地傅氏、陈留阮氏、高阳许氏、乐高高氏、鲁国孔氏、颖川庾氏、荀氏等，平民移入的数更多。于是城市发展，市面繁荣，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31）的局面。东晋咸和四年（329），建康发生苏峻之乱，宫阙灰烬，三吴士人甚至提出了朝廷迁都会稽的主张。（32）全祖望说：“六朝扬州封内以丹阳为主都，而吴郡如其近畿，故多合二郡为扬州，而今会稽为东扬州。”（33）说明由于“会稽人阜物殷”，（34）使其与建康东西相峙，成为当时江南的两大都会。

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提出了当时士族选择移居会稽有经济与政治两大原因。江南地方，即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的开发潜力最大者，首推会稽，它是三吴的腹心所在。《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至三斛之多。”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当时北方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缷官后遁迹于此，待时而出。《宋书·王弘之传》载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