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史书，是一个大综合，可以从中看到政权的更替、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但这些历史都离不开“政治”，政治是什麽？政治就是一个集团以利益为核心，围绕著这个核心，所做出的各种活动。
因为有利益，所以有矛盾，因为有矛盾，所以有斗争、有发展、有统一、有分裂，也因此更衍生出智慧的开发、文化的灿烂、科技的进步。本文不参与对政治概念的过多评论，因为政治是非常复杂的内容，涉及面极广，推演开来，可以写成几本书。但政治与历史有密切联系，政权的好恶都从史书中来，既然讲述一段历史，就不得不稍稍带出。
中国从“上古时代”至今五千年的历史，“封建时代”占据了将近一半，所以这个时代对中国有著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的专政靠的是“法家”，“战国时代”的秦国就一直推行“法家”学说，以法治国，但刑罚严酷。【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至於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见《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然而始皇帝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与少数民族对抗，既要用钱，又要废力，百姓背负著沉重的劳役和赋税负担，使得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浪费了很多劳动力。【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见《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他死后，秦二世任用奸臣赵高，使得忠良被害、****，百姓积怨爆发，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拉开了各地“揭竿而起”的序幕，“大泽乡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平民起义，秦王朝摇摇欲坠。

从后三年到后元二年、前八十七年，是武帝刘彻执政时期，武帝一朝由於承袭前代“文景之治”打下的经济基础，是整个汉代最鼎盛时期。有了一定厚度的“经济基础”就继续巩固“政治基础”，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采用董仲舒的治国方略，即以“儒家”为主导的执政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见《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秦朝以“法家”的“法治天下”为指导思想，但改革之后衍生出的政策主张“严刑峻法”反对“礼仪说教”，使得百姓称之为“暴政”。而汉代吸取教训，为了更好的统治百姓、缓和利益冲突，则采取以“儒家”为主导的思想。这个思想体系是融合了“法家”和“道家”的改革了的“儒家”思想。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主张以“仁治天下”。与“法家”相比，汉武帝认为“儒家”对於执政更有好处，容易被百姓接受，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政治”不同於“道义”，它没有对错，只有利益。但“政治”往往要利用“道义”或者说“道德”，脱离了道德的政治就是“暴政”，讲求道德的政治就是“仁政”，这大概就是由此带给中国人判断政治好恶的思想。
从此以后，儒家思想作为帝王的“执政思想”和“官方哲学”，根深蒂固，绵延两千多年。

西汉政权延续了二百多年，到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一年，“外戚”王莽在哀帝死后渐渐显示出他的政治野心，又通过自己的政治手腕逐渐掌握大权，甚至被群臣比作昭帝刘弗时期的辅政大臣霍光和辅佐周天子的周公，【“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见《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然而王莽对汉朝的意义却不能与霍光、周公相比。【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见《汉书卷七，昭帝纪》。】不过，他的野心却急剧膨胀，甚至做起了皇帝梦，而且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