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不算是让我这么悲伤的原因呢？还是因为那种热衷和信仰当时胸中充溢，还承诺着今后的生活，后来却从来不能、永远不能实现了呢？在小孩子和青少年的脸上，我有时又看见这种热衷和信仰，我于是悲伤地看着，我回首往事时也有同样的伤感。是一种绝对的伤感吗？每当追怀往事的美好的记忆一戳就碎，就是这种伤感降临到我们吗？是因为回忆中的幸福，不但来自恍然在目的的当时光景，也出于没有实现的海誓山盟吗？

是不是人人都如此呢？我年轻时，总感到自己一会儿信心十足，一会儿又自信丧尽。我想象自己完全无能，毫无魅力，没有价值。同时我又觉得自己是天生我才，并且可以计日功成。在我充满自信时，我连最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但是，哪怕一次最微不足道的失误，也会叫我确信自己仍旧一无是处。

其实，与其说我们俩共享着同一片生命世界，不如讲是她在自己的世界里给我让出了一角空间，大小宽窄全盘她愿意怎样就怎样。我该对此知足了。要想得到更多，或者只是想晓得更多，就是一种冒犯。

再说，虽然我已经朝汉娜的记忆道声再见，但是，我却并没有将它克服。曾经汉娜难为水，我不再对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自揽罪过，或者感到负罪；我也不再去爱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会悲痛万分。这一切我并没有故作什么明确的构思，只是在感觉上坚如磐石。

我当时对于自己敢于这么做还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真无地自容。这种冷漠去情和极端敏感在我身上并存，我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

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忍过的，社会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

这名律师说中带有充满恶意的洋洋得意，有些人在戳穿辛辣刺激的真理时也是这样的。

不久，我觉得也能在别人那儿发现这种麻木了。只是不包括律师，他们参与整个审判过程，他们风格都一样，是法律修辞上的好斗喜胜，是书院学究式的尖酸刻薄，甚至是吵闹喧哗而富有心机的大胆无耻，并且每个人都按照各自性格和政治观点的不同，加以变通，各尽其秒。

泛泛地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某某事会付出什么代价等等，实际上冲淡了汉娜提问的严肃性。她问的是在她那种特殊情况之下怎么做才好，而不是说世上有没有不该做的事。这样的回答不但无助，而且笨拙。

汉娜转过头来，向我看着。她的目光立刻就找到了我。我明白了，她始终都知道，我就在这儿。她仅仅看着我，她的面部没有要求什么、乞求什么，也没有对我设想什么，给我许诺什么。那张面孔就是呈现在那儿，仅此而已。我却看清了她是多么紧张和疲劳。她的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双颊上都有皱纹，自上而下，我以前从没见过；虽然不能说很深，却像疤痕一样留下了年龄的印记。在她的注视之下，我的脸不禁一下子就红了。一见到这情景，她马上就转过头去，视线仍旧回到法官的长椅上。

多年之后我又读了这本书，这才发现，是书本身给我造成了距离感。它既不能让人认同，也不能让人同情。读这本书，无论是集中营的头目，那些女性看守，那些穿军服的警卫部队，面目和轮廓都很朦胧模糊，无法叫人感同身受。没法让人判断它们的优劣好坏。书中散发的是一种麻木不仁，我前面曾经极力想描绘。

她其实老是要想掩饰点儿什么，所以不能永远襟怀坦白，也不能完全成为自己。这是多么令人可悲的真理，对么微不足道的正义！但是，这毕竟是她的真理和正义，她的战斗也只能是她的战斗。

把问题放在抽象的高度加以考察，而不是只会举些空洞无当的例子。
我不晓得怎么讲下去了。是如释重负吗？是轻松之感吗？是安逸平静吗？这些听起来都既没道德感，也没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