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莽末年，城内大多数建筑毁于战火。
由于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安城作为与西方罗马并雄的世界大都会，丝绸之路的起点，历代文献记载的较为丰富。《史记》、《汉书》、《西都赋》、《西京赋》、《三秦记》、《三辅黄图》、《关中记》、《西京杂记》、《水经注》、《长安志》、《雍录》、《类编长安志》等对长安城均有丰富的描述、
关于汉长安城的考古调查，较早涉足者是日本人足立喜六。足立氏于1906～1910年应清政府的招聘，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其间，他曾调查了西安附近的古迹，其中包括对汉长安城的勘察及对未央宫前殿、城壕等遗迹的测量[1]。以后国内外学者先后前去探访长安城者大有人在，但缺乏正式的调查报告。对汉长安城有计划、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是从新中国建立后才开始的。
1955年，俞伟超对汉长安城西北部进行了调查，并结合文献记载考证了一些遗迹的位置[2]。自1956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全城若干地域进行钻探，首先找到了城墙及十二座城门的位置，随后发掘了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3]；1956年7月至1957年10月，发掘了位于城南属于王莽时期的辟雍遗址[4]；1958～1960年发掘王莽修建的宗庙遗址[5]；1961～1962年间对城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探调查，基本上查明了城内的街道、宫殿区的分布，并探明了城西建章宫的范围；1975年发掘武库遗址[6]；80年代以后，主要工作集中于未央宫，勘探了宫城城垣、宫门、宫城内道路及宫殿建筑遗址，发掘了宫城西南角楼、中央官署（可能为兵器库）、少府（或为所辖官署）、椒房殿以及前殿附属建筑等；90年代初，还发掘了未央宫内织室或是暴室的手工业作坊建筑遗址。1996年出版了《汉长安城未央宫》报告，全面报道了未央宫的调查与发掘成果[7]。
[1] 足立喜六（王双怀、淡懿成、贾云译）：《长安史迹考》，三秦出版社，2003年。
[1] 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察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1]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1]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第4期；李遇春：《汉长安城考古综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 足立喜六（王双怀、淡懿成、贾云译）：《长安史迹考》，三秦出版社，2003年。
[2] 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察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3] 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4] 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7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第4期；李遇春：《汉长安城考古综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90年代后半期至今，与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合作，重点发掘桂宫遗址，已取得阶段性成果[1]。此外，90年代以来，还对汉长安城内手工业遗址进行了系统勘探、发掘，发现多处陶窑、冶铸遗址等[2]。
总之，近五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已基本搞清了汉长安城城墙的方位与城门、街道、宫殿、市场等各类遗迹的分布，重点发掘了城内外一些建筑遗址。从这些勘探、发掘看，汉长安城保存状况是比较好的。在发掘中获得一大批重要的汉代遗物，其中除最多的是各种砖瓦和瓦当、两千多种秦汉封泥、五万多件刻字骨签，是秦汉都城考古的重大收获。
但因为汉长安城占地达30多平方公里，各类遗存十分丰富，因而，目前对汉长安城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图五）。
[1] 中国社会和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B区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队：《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1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23～27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1992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9期。


1．城墙、城门及城内街道
汉长安城平面大体上呈不规则的方形，城墙的走向，南北两边因地形关系，多有曲折，东西两边大体呈直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董鸿闻等人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利用现代测绘技术，对长安城遗址进行了多次测绘研究，确定了长安城的面积及东、西、南、北城墙的长度。其中面积为34.392千平方米，东城墙长5916.95米，南城墙长7453.03米，西墙长4766.46米，北墙长6878.39米，与史籍记载汉长安城周长62里大体相当。城墙为夯土筑成，迄今在地面上还有多处遗迹可寻。城墙夯筑，夯层厚6～8厘米，底部宽约16米，现存墙体最高处10余米。东墙平直，其余三面墙随地形河渠曲折，尤其南、北二墙曲折尤甚。推测高度约在12米以上。城墙外侧30米处建有城壕，城壕宽40～45米，深3米。城墙的四角建有角楼，至唐代西北角楼仍然保存尚好，唐太宗李世民为高士廉送葬，曾登临城楼，“望之恸哭”。
全城有十二座城门，每面三门，均已探明位置。根据史书记载，东面的城门自北而南为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自东而西为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自南而北为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在自西而东为横门、厨城门、洛城门。

其中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于1957年经过发掘。从发掘情况看，每个城门都有三个门道，直城、霸城门宽近52米，其余城门宽32米。每个门道实宽6～8米，门道之间以夯土墙相隔，其上有木构的城门楼，这与张衡《西京赋》所说：“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城门”正相符合。此外，在西安门和直城门地下还发现用砖石砌筑的高大的排水涵洞。汉长安城毁于王莽末年的战火，东汉以后，汉长安城已不再是首都，仍有居民居住。在已发掘的四座城门中，发现有大量的灰烬堆积，而只有宣平门的三条门道均被清理出来供继续使用。
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内有“八街九陌”，所谓街陌，一般认为纵街叫街，横街叫陌。据钻探，长安城内之街道以十字和丁字相交隔断计，纵街为九、横街为十（宫内不计），如将个别街道隔开后很短忽略不计，大体上符合“九街九陌”的说法。八条大街按照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其名称分别为华阳街、香室街、章台街、夕阴街、尚冠街、太常街、藁街和前街。据王仲殊考证，安门大街可能是章台街、直城门大街可能是藁街，清明门大街可级是香室街，横门大街可能是华阴街[1]。长安城内的主要街道一般有三条道路并行，中间的道路叫弛道，两边的叫旁道。

[1]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学》，中华书局1984年版。


三条并列的街道之间有排水沟，并栽植树木。除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因入门不远便是长乐官和未央宫外，其余8座城门均有一条大街直通城内，最长的大街长5400米（安门大街），最短的洛城门大街长850米，其余大街多为3000米左右，八条大街之中，东西向的宣平门大街、清明门大街、雍门大街、直城门大街和南北向的安门大街较宽，宽45米～56米。每条大街上有两条排水沟将街道分成平行的三条道路，中间为皇帝专用的“驰道”，安门大街的中央驰道宽20米，两边的旁道各宽13米；排水沟为明沟，宽0.9、深0.45米。擅自从驰道上行走，会有相当严厉的处罚，汉元帝时太子刘骜接诏进未央宫，他住在未央宫北侧的桂宫，桂宫的南门龙楼门虽然与未央宫北门作室门相对，但他也不敢穿越直城门大街，而是绕道直城门然后从直城门大街南侧入宫。平州侯昭涉昧就是因为在驰道上行走，而获罪国除。汉魏洛阳城大街也是一道三途，所不同的是“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惟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1]
所有的城门均是一门三洞，和城内大街上的三股道相通，中间的门洞为皇帝专用，两侧的门洞出行为规则是“左出右入”。
按文献记载，每座城门都有一条大街通往城内，长安城12座城门，按理应该有12条大街。但没有一条文献记载长安城有12条街道者。这个问题通过历年来的考古勘探、发掘已基本得到解决。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入城后直对长乐宫和未央宫，街道较短。如果除去这四条短街，长安城内则正好是八条大街。李遇春先生根据历史记载，推测横门大街可能是华阳街，安门大街可能是章台街，直城门大街可能是藁街，清明门大街可能是香室街，宣平门大街可能是夕阴街，洛城门大街可能是尚冠街、厨城门大街可能是城门街，雍门大街可能是太常街。王社教则认为：章台街、城门街均指安门大街，雍门大街可能为夕阴街，横门大街可能是华阳街，直城门大街可能是藁街，清明门大街可能是香室街，而尙冠街可能是指未央宫东门连接安门大街的那一条街道，太长街指长乐宫与南城墙之间的夹街（）。关于“九陌”，古文献没有明确解释，目前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汉长安城内东西街道称“陌”，南北街道称“街”。
[1] 《太平御览》卷195引《洛阳记》。


有的说“九陌”是指每面城墙各有三门，门辟三道，共九道；或取《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九经九纬”之义。有的认为“九陌”是指从汉长安城通往郊区的九条大道，但具体是哪九条，意见也有不同。一说是八街通往城外的八条大道加上章城门外的便门桥大道，另一说则认为可能是指北面的横门、厨城门、洛城门、东面的宜平门、清明门、南面的夜盎门、安门，西面的雍门、直城门等通往城外的大道。也有人认为“八街”指长安城内的主要街道，而“九陌”则指城内的次要街道。

2．宫殿
长安城的官殿主要包括城内的未央官、长乐宫、桂宫、北宫、明光宫和城外的建章宫。
未央宫
地处汉长安城的西南部，平面呈方形，是长安城地势最高的地点。又称西宫，为当时朝廷正式朝会之所，也是汉惠帝以后西汉历代皇帝的寝宫。
经过考古研究，未央宫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古代皇宫，宫城之中有鳞次节比的宫殿，风景优雅的池苑，服务于皇室生活需要的设施与建筑。西汉末年未央宫在战火中遭受严重的破坏，东汉初年光武帝曾下令对他进行了修缮，但已经是恢弘不再；东汉末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居住在未央宫；后赵建平三年（332年），石虎攻占长安；建平十二年他征发了雍州、并州、秦州、洛州等地十六万人修筑未央宫；此后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皆以未央宫为皇宫。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修建大兴城后，这里变成禁苑的一部分，但未央宫还仍然存在，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还仿照汉高祖在此为其父李渊设宴祝寿。直至会昌五年（845年）武宗还在未央宫修复了249间殿屋。
未央宫宫城平面近方形，边长2150～2250米，周长8800米（与汉长安城周长25700米之比约为1：3），面积约5平方公里。宫墙四边近中部各探出一座宫门，仅对北宫门进行了试掘，其门道宽8米，此外还有若干“掖门”。宫城之内有三条干道，两条东西向，一条南北向，均贯通宫城。未央宫内两条东西贯通的大道将宫城分为南、中、北三部分。南部西侧为沧池，东侧分布有大量建筑遗址，但每个单体建筑的规模并不大；中部以居中的前殿遗址为主体建筑；在其东、西两侧勘探出不少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未央宫数目众多的“殿”大概就分布在这一区域。北部为皇宫的后宫区，后宫区以北为文化设施区，北部西北侧似为少府官署区，北部东北侧当有为数不少的礼制建筑。

前殿居未央宫中央，宫城内的其他宫殿官署建筑遗址均在其后部和两侧，这种布局对后代前朝正殿位置的安排影响深远，前殿南与宫城正门相对，二者之间或无建筑，或仅安排几重门而已。
在东宫门外勘察出门阙遗址，宫城的四隅还筑有角楼。与《西京杂记》所载“未央宫周回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的长度接近。宫墙现已全部埋没在地面以下，经对南宫墙一段的试掘，可知宫墙墙基宽为8米。此外，在北宫墙西部探出一小门，当即文献中所说的“作室门”。宫墙西南角发掘了一处曲尺形的角楼建筑遗址，并发现带有“卫”字的瓦当，可知未央宫警卫归“卫尉”管辖。宫城内已探明道路多条，四座宫门皆有道路通至宫城的主体建筑——前殿。前殿南侧和北侧各有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北侧干道与东西宫门相连接，路土宽8～12米。前殿东侧还有一条连接南北宫门的南北向干道。
未央宫内最重要的建筑当属前殿，在今马甲寨村西北、大刘寨村西南，前殿为朝宫正殿，位于未央宫中部偏东。（秦汉时秦的前殿即周代的路寝，王莽当政后改名为王路堂，魏明帝开始改名为太极殿，后代长期沿用此名）现存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北高南低，南端高出今地面0.6米，向北逐渐升高，北端高出今地面15米。经钻探，前殿台基利用龙首山丘陵的地势并加工夯筑，然后再于其上构筑殿堂建筑。已探明前殿台基之上主要由南北排列的三座大型宫殿建筑组成，另有附属建筑。已发掘的前殿A区、B区遗址均属于附属建筑。前殿A区遗址位于前殿西南角，从出土的物品及木简看，为服务于皇室的一般人员居住的场所。前殿B区遗址位于前殿东北部，似属于守卫人员及达官显贵上朝前临时休息场所。

四号建筑遗址东距未央宫前殿遗址430米，东距前殿北部的椒房殿遗址350米，它包括早晚两期建筑遗迹。早期建筑属西汉时期，为一组大规模的建筑群，其中南北排列的两座大型殿堂为其主体建筑：南殿堂建筑面积706平方米，面阔七间，进深二间；北殿堂建筑面积400平方米，面阔五间，进深二间。此外，在南北主体殿堂的两侧各有附属的规模稍小的建筑及其他设施。该建筑群较为考究，地面铺置地板，从其所处的位置以及出土有少府所属“汤官饮临章”的封泥看，可能为少府或所辖主要官署的建筑。
未央宫内现今地面上存留的夯土建筑基址还有天禄阁和石渠阁，皆为萧何所建，是西汉王朝存放档案、收藏典籍的地方，当时不少的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
天禄阁（6号遗址）位于未央宫北墙以南50米、北宫门附近，遗址在小刘寨村西北未央宫小学内。这里曾出土“天禄阁”文字瓦当和天鹿纹饰瓦当。天禄阁遗址地面上的夯土台基高约10米，边长约20米，勘探的夯土基址东西长55米，南北宽45米。
石渠阁（7号遗址）位于未央宫西北部，北距宫墙60米，东距天禄阁500米，遗址在今柯家寨西北250米、周家河湾村东400米，因出土过“石渠千秋”瓦当，所以遗址的性质得以确定。萧何建造，因其下用石砌的水渠导水，故名石渠阁，最初收藏是从秦朝的来的宫廷档案以及图书，西汉晚期还收藏“秘书”，是西汉著名的经学研究中心，一批鸿儒大师都曾经在这里辩经论学，韦玄成、萧望之、施雠、戴德、戴圣、刘向等，著名的“石渠阁奏议”就发生在这里。现今地面上夯土台基高8.74米，台基底部现东西长77、南北宽65米，勘探的夯土面积稍大于地面所见尺寸，东西80、南北100米。
未央宫内历史上有名的麒麟阁（汉初功臣壁画）、柏梁台（武帝宴饮能诗的大臣、柏梁体诗）、白虎殿等具体位置不详。未央宫内探明的其他夯土建筑遗址还有多处，其性质有待查明。此外，还对文献所载的“沧池”、“明渠”遗迹进行了勘探，初步查明了其位置及范围。沧池内修建的渐台，后来王莽从未央宫前殿逃到这里，被商人杜吴杀死在这里。

桂宫
在未央宫北，西邻长安城西城墙。是西汉中期汉武帝为后妃们修建的日常生活起居及活动的地方。桂宫西隔城墙与建章宫相邻，南隔直城门大街与未央宫相邻，东临“北阙甲第”，北隔雍门大街与西市相邻。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880米。90年代后期中日联合考古队发掘的桂宫二号建筑遗址位于桂宫南部。这是一处东西长48米，南北宽56米，高11．5米，有着南北两重院落的大型宫殿建筑，其布局特点与椒房殿遗址相似。发掘者认为，二号建筑及其桂宫可能是后妃的宫室居所。二号建筑的年代上限不超过西汉中期，与文献记载桂宫建于汉武帝时期是一致的。其建筑基本继承了先秦的“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的建筑格局；2000年7月，中日联合考古队在桂宫遗址的西北部发现了一处布局松散、自由而又结构复杂、防卫设施严密的重要后妃们的宫殿建筑。一条距今地表达50厘米的南北向通道将这处宫殿建筑分布为东西两部分。这条通道东西宽约8．92米，南北向残长95米左右。通道西面的建筑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形，其主体殿堂建筑基址位于其西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进深38．12米、东西面宽30．75米。通道东面的建筑遗址南北总长达103米、东两宽约58米。
桂宫遗址的全面勘察与发掘，不但完善了学术界对汉长安城总体布局的认识，还填补了对古代后宫宫殿建筑考古发掘的空白。此前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发掘多关注于大朝政殿一类的建筑，对后宫建筑发掘和研究相对薄弱。桂宫遗址的勘察与发掘，清晰地展示了汉代朝政设施与后宫建筑在建筑形制和建筑风格上的异同,为进一步研究汉长安城的总体规划、后妃宫殿特点、皇宫与后妃宫的异同及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宫殿制度及建筑技术的发展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同时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制度对日本古代都城的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

建章宫
建章宫是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建造的宫苑。建章宫建筑组群的外围筑有城垣。
就建章宫的布局来看，从正门圆阙、玉堂、建章前殿和天梁宫形成一条中轴线，其他宫室分布在左右，全部围以阁道。
建章宫北为太液池。
建章宫前殿基址南北320米，东西200米。宫城东门在前殿以东700米，宫门外二阙基址尚存，这是我国地面现存最早的古代宫阙遗址。1962年对建章宫进行了初步勘探，大致了解了其位置、范围，但宫内建筑遗迹的分布、数量等并不十分清晰。2005年10月～2006年1月，汉长安城工作队对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事处东柏梁村东南约250米处的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地处建章宫内太液池西岸，由南向北由三部分组成，即南部庭院、主体建筑与北部庭院。建章宫一号建筑遗址是在建章宫范围内首次进行的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对于了解建章宫的布局以及以后在建章宫内开展更多的考古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武库
武库为萧何所建，在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1975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勘查发掘，东西长710米，南北宽322米，围墙内有库房遗址7处，被夯土墙从中间分为两部分，其中1～4号库房居东院，5～7号库房居西院。7座库房大小不等，平面均呈长方形，夯土构筑，一般一面有门，7号库房南北各置一门。每座库房四周均有夯土墙，内部以夯土隔墙分隔成若干间房，周边立木柱，房顶盖瓦，草泥抹墙，外施粉白，表面抹平，房内都用草泥土铺地面，表面光平，墙外有廊及散水。
从发掘情况看，不同的库房存放着不同的武器，或放铠甲盔胄，或放戟矛剑盾，或放弓弩镞，很少混杂。在废墟灰烬中，出土了很多铜铁兵器，以铁兵器为多，有铁刀、铁戟、铁矛、铁斧、铁剑，和一千多件铁镞，铁铠甲已锈结在一起，有的结块竟重达几十斤。青铜器有铜镞和铜剑格、铜戈各一件。从发掘现场观察，矛、戟等长兵器，都是放在兵器架上的。

3．市场、手工业遗址、居民区
东西市与手工业作坊
《三辅黄图》等书记载，汉长安城中有东西九市，即东市六、西市三。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起长安西市”，东市似已经存在。东西市的位置在长安城西北横门大道的两旁，其范围已探明。市的作用除货物交易外，还经营手工业生产。二市四周夯筑“市墙”，此即文献所载之“东市”与“西市”。东市东西780、南北650～700米；西市东西550、南北420～480米，考古发现在西市之内及其附近有大量的陶窑分布。西市之内已发掘的21座陶窑专门用来烧造**陶俑，与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完全相同，当为少府所属东园匠的官营窑址。西市西侧的6座陶窑分布散乱，烧造砖瓦或日用器皿，也有陶俑，或为民营性质的陶窑[1]。此外，还发现了两处冶铸遗址，一处出土了大量叠铸范，另一处发现了烘烤叠铸范的窑址和冶铸炼炉及废料堆积坑[2]。位于西市中部偏南，遗址包括烘范窑3座、冶铸遗迹1处和5个废料堆积坑。出土的叠铸范有圆形轴套范、六角承范、带扣范、圆形环范、齿轮范、权范、器托范和镇器范。西市东北部有不少西汉时代铸币遗址，其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五铢”砖雕范母，也发现了个别石雕范母。题记内容有纪年、编号、匠名等，纪年大多为“元凤”、“本始”、“甘露”等年号。这处遗址应为中央政府辖属的铸币遗址。带有题记纪年内容的五铢钱范母的出土，为“五铢”钱的年代断定提供了一批极为宝贵、科学的资料。
看来，东市主要从事商业活动，而西市很可能主要为手工业区[3]。
过去发现的汉长安城手工业作坊遗址大多在汉长安城西北部，1994年在北宫以南、武库以北发现了大面积西汉前期烧造砖瓦的窑址群，从已勘察和发掘的窑址情况来看，这些砖瓦窑成组分布，窑的结构相同，布局规整。窑址出土的砖瓦上戳印有“大匠”陶文，这些说明陶窑群隶属于将作大匠，应为中央所属的官窑。该窑群生产的砖瓦当用于长安城未央宫、北宫等宫室建筑。
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内有一百六十闾里。从整个汉长安城的布局看，宫殿占据了全城的2/3。居民区当集中于东北隅，但尚未进行钻探调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考古队：《汉长安城窑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汉长安城23～27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考古队：《1992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9期。
[3] 李毓芳：《汉长安城的手工业遗址》，《文博》1996年第4期。


5．汉长安城周围其他建筑遗址
据史籍记载，汉长安城附近及其郊县还有许多离宫别馆、仓方廪府库及礼制性的建筑等。这些建筑遗存多数已经湮没无闻，但也有一些重要发现。
上林苑是汉武帝时修建的皇家苑囿，位于长安城的西南，其范围西至周至县终南镇，东到蓝田县焦岱镇，南界到终南山北麓。苑内宫观台榭不计其数，主要建筑集中在城西南的昆明池附近，主要有昆明台、豫章观、白杨观、细柳现、宣曲宫等遗迹。[1]。此外，经调查确认的离宫别馆遗址还有黄山宫、鼎胡延寿宫、甘泉宫等[2]。2006～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考古队和西安市文物保护所联合组队对阿房宫前殿遗址东至河西岸30.5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调查、勘探过程中，对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传说为“阿房宫上天台”遗址）、“六号建筑遗址”（传说为“阿房宫磁石门”）、“三号建筑遗址”及好汉庙遗址进行了发掘。
“四号建筑遗址”位于阿房宫前殿遗址东500米，遗址中部偏西为高台建筑，其东面、北面、西面均有附属建筑，南面和东南面为池沼遗迹。高台建筑下部为夯土台基，上部为宫殿建筑。夯土台基东西111米、南北74米、夯土厚2.5米。上部宫殿建筑分为三层（即底部、中部、顶部建筑），通高15.2米。底部建筑基址东西50～73米、南北62米、高8.1米；中部建筑基址现存长5.1米、宽1.9～2.5米、高0.9米；顶部建筑现存基址东西21米、南北13米、高6.2米。
[1] 胡谦盈：《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2] 姚生民：《汉甘泉宫遗址勘察主》，《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关于汉甘泉宫主体建筑位置问题》，《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