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台宫殿建筑遗迹东侧勘探发掘出二组排水管道。水管道均用圆形水管铺成，水管表面为细绳纹，内面为麻点纹，有泥条盘筑痕迹。
　　通过高台建筑遗址南坡出土的板瓦、筒瓦来看，其制作工艺在秦雍城遗址、秦栎阳城遗址和秦都咸阳城遗址的战国时代地层堆积出土的板瓦、筒瓦中是颇为常见的，它们是关中地区战国时代板瓦、筒瓦中流行的纹饰特点和工艺特色。该建筑遗址均与战国秦上林苑一号建筑遗址出土的板瓦和筒瓦的制法、形制和纹饰相同。据此推断，该高台宫殿建筑应为战国时代建筑遗存。
考古资料表明，该座以高台宫殿建筑为核心的宫殿建筑群建于战国时期，又沿用到了汉代。它处于战国时期秦国在渭河以南所建的上林苑中，故应为上林苑中的一组宫殿建筑群（编号为“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它的建筑时代比秦始皇修建阿房宫的时代要早，故不属于阿房宫的建筑。这就澄清了长期以来将此建筑遗址作为“阿房宫上天台”的讹传。
“六号建筑遗址” 位于阿房宫前殿遗址东北方向2000米处（传说是阿房宫的“磁石门”），发掘结果表明，该座建筑遗址没有门道遗迹和相关设施的遗存，即不是一座门址，而是一座南北长、东西窄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该建筑遗址的出土遗物，既有战国时期的板瓦、筒瓦，又有西汉前期的板瓦、筒瓦和瓦当，故该遗址的建筑时代应为战国时期，且沿用到了汉代。
“三号建筑遗址”位于阿房宫前殿遗址北3800米处的后围寨村东，下部为夯土台基，上部建筑可分为底部、中部和顶部三层，这与秦都咸阳宫一号宫殿建筑基本相同，应是战国时期的高台宫殿建筑。该遗址内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制作粗糙的板瓦片和筒瓦片、绳纹铺砖和山形云纹及素面的半瓦当。这些都说明了该座建筑是一座较典型的战国时期的宫殿建筑。它处于渭河以南战国时期的秦国所修建的上林苑中，故该建筑应是战国秦上林苑中的宫殿建筑之一（编号为“上林苑三号建筑遗址”）。它建在秦统一以前，比秦始皇修筑阿房宫的时代早，不属于阿房宫的建筑。
同时出土的板瓦、筒瓦特征及五铢钱表明该座宫殿建筑遗址又沿用到了汉代。
“好汉庙遗址”位于“三号建筑遗址”西南约2公里处，其下部夯土台基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2米~62米、厚4米；上部建筑物无存，仅存基址。该遗址出土了大量山形云纹半瓦当和个别文字瓦当，还出土了大量细密绳纹和粗绳纹的瓦片。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该建筑遗址就已被考古工作者认定为是战国时期的建筑且沿用到了汉代。
　　“秧歌台遗址”位于阿房宫前殿遗址北2300米处，从该遗址建筑形制（高台建筑）和遗址内出土遗物来看，该遗址建筑时代应为战国时期，而又沿用到了汉代，应为秦汉上林苑的建筑。
此外，距阿房宫前殿遗址北约3000米的高堡子、低堡子、柏梁村和孟庄一带，是西汉中期汉武帝所建的“度比未央”的建章宫（其中太液池渐台、神明台、双凤阙等遗址均保存较好）。考古队在前殿遗址北清理了汉代涵洞式（子母砖砌）大型排水管道；在前殿遗址西北的大苏村公路两侧发现了散落的汉代板瓦片和筒瓦片；在前殿遗址北面的狮寨一带发现了内含汉代瓦片的堆积层；在狮寨北面的小苏村一带采集了战国时期的瓦片和瓦当。上述几处建筑遗存均为秦汉上林苑的建筑。
考古队在阿房宫前殿遗址东南2000米（东凹里村南），发现一处汉代上林苑建筑遗址，范围约90000平方米。该遗址汉代地层内含大量汉代建筑材料，其中有板瓦、筒瓦、云纹瓦当及文字瓦当（“上林”瓦当和“与天无极”当）等。

天齐公祠 五帝祠
秦建民等人调查发现了位于长安城以北三原县北嵯峨乡天井岸村的巨型盆状人工圆坑，口径260、底径170、深40米，圆坑的北壁有一长80、宽30米的方形通道，坑底为平坦的人工踩踏面，坑底发现少量的汉代瓦片。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天齐公祠”，时代均属西汉时期[1]。天齐是秦汉时代祭祀的八神之首神——天主，天齐即天的中央，颜师古注《汉书郊祀志》：“天齐如天之腹齐”。该遗址南距长安城46公里，与长陵、汉城安门、子午谷皆在东经108°52ˊ42″和108°52ˊ52″之间。
在坑东480米处分布的平面呈“十”字形的五座建筑夯土台基，面积30万平方米，间距约550米，每座基址底部边长10～21米，残高4～8米，周围发现大量的汉代建筑材料。推测为“五帝祠”（东、西、南、北、中）故址。
汉武帝时为了将关东粮食运抵长安，开凿了关中漕渠，在漕渠首的岸边即汉代华阴县城（秦为宁秦县）处建设大型中转粮仓“京师仓”，这处遗址已由陕西考古研究所于80年代前期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发掘。从发掘看，“京师仓”建于汉武帝时期，废弃了王莽末年，正与汉长安城兴衰密切相关。“京师仓”规模宏大，由仓城及若干座仓房组成。仓城依自然地势而建，大致呈长方形，经实测东西长1120米，南北宽700米，周长3330米，面积达784000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不足全城的1/100，但在此范围内就发现了6座土木结构建筑的仓房。其中一号仓最大，其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62.5米，南北宽26.6米，面积1662.5平方米，推测其仓容量可达上万立方米。仓设三门，有坚硬的夯筑台基，高大的墙壁，内设架空地板，门外地有披檐，屋面使用板瓦、筒瓦，建筑既考究又实用。出土的各种瓦当与汉长安城基本一致，其中“京师仓当”清楚地表明了其建筑性质[2]。
[1] 秦建民等：《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两汉南北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
[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京师仓》，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6.长安城的供排水工程
(此处缺)

7．关于汉长安城的综合研究
汉长安城遗址保存较好，勘察、发掘已做了大量工作，其总体布局已基本明晰。有关汉长安城的综合研究，已有多位学者涉足。内容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些细部方面的讨论外，涉及全局性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汉长安城的复原研究，汉长安城布局结构问题，汉长安城模拟天象问题，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问题。
汉长安城作为一代名都，古籍中有较多的记载，其中流行至今的《三辅黄图》对汉长安城的记述较为详细。然该书传为六朝人撰写，又经后人补缀，已非原来面目。80年代初，西北大学陈直为之校注，以便利用[1]。近年陕西师范大学何清谷据最新考古成果再次详注[2]。
[1]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汉长安城的南北城墙有许多曲折、偏斜之处，除东城墙平直外，其他三面均有曲折，尤以北墙曲折最甚。《三辅黄图》说：“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也。”首次提到汉长安城建制与天象有关。但元代李好文《长安图志》以汉志有班、张二赋皆无此说为由，否定汉长安城“斗城”之说。当代学者仲殊、马正林等也认为所谓“斗城”之说不可信[1]。但近年又有人重提此事，李小波论证汉长安城形制与星图吻合，并认为这是西汉“法天象地”文化思想在都城建制中的反映[2]，时至今日，多数学者认可李好文的观点，认为所谓南斗形和北斗形是出于后世的附会或臆断，并非筑城时有意模仿。少数学者还对李好文的“斗城”附会说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如王社教认为：汉长安城南、西、北三面城墙弯曲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与当地的徽地貌景观有关。但也有学者认为“斗城”说并非空穴来风，长安城形制属人法自然，与北斗七星、勾陈、北极、紫微右垣星座的星图完全吻合。这是当时天人相应和法天象地文化思想的体现 ；还有学者认为“汉长安城的北墙和南墙呈‘北斗’‘南斗’之势，即有迁就地势和宫墙的客观原因，也含有阴阳天文术数的主观条件”。也有学者指出：汉长安城形状的不规则是综合因素形成的，是在受到“天人合一”建都理念的影响下，充分考虑到利用地理环境，受到龙首原、渭河、潏河的制约。
刘庆柱先生在《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对长安城的规划、布局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汉长安城在规划上继承了先秦时期宫城“崇方”、“择中“的传统思想，并对同时期其他类皇室建筑以及后世的都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汉帝、后陵、城南礼制建筑等等，均表现出较强的”崇方”、“择中”趋向，后世的汉魏洛阳明堂、隋唐长安、北宋东京、明清北京宫城等相类建筑也基本沿袭了这种格局。汉长安城的“择中”表现为“宫城”（未央宫）中大殿正殿位置的“择中”，工程轴线居中，宫城与都城轴线重合。另外，关于文献中所载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前朝后寝”等制度，在汉长安城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1]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西汉的都城长安》，中华书局1984年版；马正林：《汉长安城形状辨析》，《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
[2] 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关于长安城的中轴线问题，刘庆柱先生认为：未央宫的中轴线（贯穿宫城、连接南北司马门的大道）向南、北分别延伸至西安门及横门的南北大道应为汉长安城的中轴线。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徐苹芳先生认为：自秦汉以来，都城中的皇帝宫殿为全城规划之中心的设计思想已经确立，这在中国都城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市民居住的里坊和商业市场正式纳入城市之中。就城市规划而言，秦咸阳无规划，汉长安是宫殿的组合体，如果说有中心的话，便是未央宫，但全城没有一条类似中轴线的设计；黄展岳先生通过对安门大街与主要宫殿未央宫、长乐宫对应的位置的分析，以及安门大街南、北延长线与宗庙社稷、汉高祖长陵对应关系的分析后认为：所谓“轴线”，似应理解为中轴线，即位于都城东西居中或基本居中的南北主要交通大道，而安门大街正好符合居中的特性，所以应为汉长安城的中轴线。此外，前述秦建民等在论及三原县天井岸村“天齐公祠”与“五帝祠”故址的同时，提出北起“天齐公祠”，南经长陵陵园中央、汉长安城中部，至子午谷口，存在着一条全长74公里的南北超长中轴线，其与真子午线的夹角仅0.33度。并论证以汉长安城为中心，北至天井“天齐公祠”与南至子午谷口的距离为9:6，这恰合阳九阴六的格局，即法乎象，也合乎数。由此认为：“这条建筑基线，将天、地、山川、陵墓、都城以一贯之，使之协调为一整体，自北而南以天、先王、王、地为序的宗教意味排列，其间充满法天意识。”[1]推测，这条南北线就应该是汉长安城的建筑基线，也就是说基线所经的长安城中央（即安门大街）应为长安城的中轴线。同时，他们认为：以汉长安城为中心，北至“天齐公祠”与南至子午口的距离之比为9：6，这恰合“阳九阴六”的格局，既发乎象，也合乎数。这条建筑基线将“天、地、山川、陵墓、都城一以贯之，使之协调为一整体，自北而南，以天、先王、王、地为序的宗教意味排列。其间充满法天意识。”。周长山先生则认为：西汉早期长安城座南朝北，城内宫殿布局缺乏规划，没有明显的中轴线。王莽“托古改制”在城南建宗庙、辟雍、社稷等礼制建筑后，才使长安城逐渐接近“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理想布局；日本学者左原康夫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汉城最初布局受到了秦咸阳城的影响，没有明确的规划或中轴线，且具有较强的面北倾向。王莽“托古改制”修建礼制建筑后才使长安城开始具有向南的倾向性。贺业矩先生认为长安城采取了“前朝后市”的规划格局。“前朝”在南，与南郊礼制建筑相联系；“后市”在北，与渭北工商业连为一体。城里诸宫均包括朝寝等，实际上并不存在严格的“前朝”与“后寝”之分。安门大街应该是汉长安城的中轴线。韩国河先生认为长安城的中轴线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汉初应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至汉武帝开始大规模营建，原有的中轴线已经失去了作用，城市中心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才趋于定型。
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中的地位问题，曾有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过。俞伟超先生将中国古代都城划分为四大阶段，其中汉长安城与东周都城同属于第二阶段，并认为这种密闭式的规划是专制主义政体下的一种都城形态。此外，他还讨论了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对后世都城建制的影响问题[2]。刘庆柱、李毓芳长期从事汉长安城考古工作，除发掘报告外，还发表过多篇有关汉长安城的论文，内容涉及都城布局、宫城建制、手工业遗迹等问题，对复原汉长安城的面貌做出积极贡献。这些论文已经结集出版[3]。
[1] 同22。
[2]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阶段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3] 刘庆柱：《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好资料帖！

很有信息资料学习研究知识，顶

顶资料贴

请教楼主此文的出处？

等未央宫复原了想去看看

风吹

学术贴当上去，想要多研究历史的就看看学术论文，别成天到晚的在那儿YY谁爱谁，不爱谁，宠谁，不宠谁之类无聊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