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对于网贷平台来说，是合规备案年。但时间已至年中，行业的焦虑仍在急剧上升，没有平台能够对于顺利备案心里有底。甚至，今年备案政策是否会落地，行业内很多人都已没有信心。
按照2017年12月发布的“57号文”，备案进度方面，各地区应于2018年4月底前完成辖区内主要网贷机构备案工作，最迟应于2018年6月底前完成全部工作。
但腾讯《棱镜》近日自多地接近监管人士处获悉，网贷备案现已延期，但对于延期多久，现在暂无明确文件。
“地方监管和平台都在等。”一位地方金融办人士告诉《棱镜》。
备案的延期，让本以为在2018年是生是死都会“有个痛快”平台们，在充满变数的合规备案，和高企的合规成本与运营成本双重挤压中，压力大到难以喘息。
“不是牌照，胜似牌照”的网贷备案政策，已被行业内视为决定平台生死的分界线。而资深分析人士预测，经历备案一役，整个行业或仅留下约200家平台——也就是说，约有九成平台将被淘汰。
这也就意味着，跨越这道界线，仅占原有数量十分之一的平台，将以幸存者、胜利者的姿态，坐享仍在不断膨胀的亿万市场盛宴。
于是平台们纷纷为备案断臂求生、背水一战。而期间，资本玩家入局、各路掮客轮番上场，资本躁动、暗中角力……各色光怪陆离的现象正在不断上演。
而对于那些备案无望的平台来说，宣布清盘退出、谋求监管套利者有之；计划转型信用卡代偿甚至私募者亦有之。
但“一鼓作气”之后，备案落地又发生变化，这让多位平台人士感到焦虑与“丧气”。
而从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细则的可操作性，以及监管的属地限制、实际验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等，都是监管方面在这次网贷备案中所面临的挑战。
“很多人认为完成备案就是穿上了金靴子，但其实这是紧箍咒。网贷备案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网贷之家联合创始人石鹏峰对《棱镜》说。
行业动荡期：80%的平台仍在消化存量
就在一周之前，郭宇刚刚办完了离职手续。
就职于北京一家小型网贷平台的他，在2015年入职这家平台三年多之后，选择了裸辞。半年以来，郭宇已经是他所在部门离开的第六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
事实上，郭宇并不是没有选择。一家规模相对来说更大的网贷平台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郭宇再三犹豫。“监管靴子尚未落地，这时候轻易选择下家，往往意味着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入职三年多来，郭宇对其所在的平台其实有着很深的感情。但网贷备案的重压之下，其所在平台管理团队的大换血，成了引发郭宇及同事们接连离职的导火索。
此前2016年8月24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细则落地。上述办法规定，同一借款人在同一平台的借款上限为20万元，同一个企业组织在同一个平台的借款上限为100万元。
而对于郭宇所在的平台来说，该平台自2017年年初就开始准备备案相关资料，但如今一年已经过去，平台还有4亿多的存量业务尚需消化。
“在北京，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可能有80%以上。”郭宇难掩悲观。
而让郭宇更感到“扎心”的是，在合规备案的关键节点，竟有资本玩家入局，对原有平台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大清洗与大换血。
时钟要拨回到2017年下半年。
囿于备案“死限”降至，平台压力大到“难以喘息”，再加上摊子太多，无法兼顾，郭宇所在平台的创始人，以5亿元的作价，将平台转手给了一位浙江老板。这位老板的另一重身份是一家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一位资本运作高手。
但事情的发展渐渐超出郭宇的预期。新老板的入局，正让平台犹如一辆脱轨的列车，在错误的道路之上越走越远。
他发现，新老板虽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却并不懂互联网金融。在以个人投资方式入住平台以来，新老板正不断地将旗下的资产注入平台。这些资产主要是房贷、车贷和消费类信贷，其中房贷占了绝大部分。
“如果按照原来的节奏下去，本来平台备案成功有很大的希望，这下突然又迷失了，周围一片黑暗。”迷茫，成了这段时间弥漫在郭宇和同事心间，一个挥之不去的共同感受。
更糟糕的是，自平台卖出之后，郭宇从未见过新老板。“新老板几乎不参与平台经营和管理，而是将一群职业经理人带入公司。”
一场腥风血雨也随之来袭。
以郭宇为代表的原有团队抱怨，新的管理团队在专业性、前瞻性上存在着较大缺陷，双方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文化上都存在着严重差异。
差异背后，大大小小的冲突都在爆发。而在激烈的冲突之下，新老板选择更多的职业经理人——或者用郭宇的说法是“自己人”——来置换原有的团队。
“团队氛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公司已经不是过去的那家公司了，于是很多人都想要离开。” 作为部门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郭宇在送走此前另外5个离开的同事后，终于也在离职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郭宇告诉《棱镜》，现在自己正在做两手准备，一是等网贷备案形式更加明朗之后继续找一家成功备案的平台，二是彻底转行。
不过就《棱镜》从多位权威人士交流所获得信息来看，目前网贷备案延期已经可以确定——郭宇的前一个计划，或许又需要再等待更多的时间。
按照2017年12月发布的“57号文”，备案进度方面，各地区应于2018年4月底前完成辖区内主要网贷机构备案工作，最迟应于2018年6月底前完成全部工作。
但腾讯《棱镜》近日自多地接近监管人士处获悉，网贷备案现已延期，但对于延期多久，现在暂无明确文件。
“地方监管和平台都在等。”一位地方金融办人士告诉《棱镜》。
备案的延期，让本以为在2018年是生是死都会“有个痛快”平台们，在充满变数的合规备案，和高企的合规成本与运营成本双重挤压中，压力大到难以喘息。
“不是牌照，胜似牌照”的网贷备案政策，已被行业内视为决定平台生死的分界线。而资深分析人士预测，经历备案一役，整个行业或仅留下约200家平台——也就是说，约有九成平台将被淘汰。
这也就意味着，跨越这道界线，仅占原有数量十分之一的平台，将以幸存者、胜利者的姿态，坐享仍在不断膨胀的亿万市场盛宴。
于是平台们纷纷为备案断臂求生、背水一战。而期间，资本玩家入局、各路掮客轮番上场，资本躁动、暗中角力……各色光怪陆离的现象正在不断上演。
而对于那些备案无望的平台来说，宣布清盘退出、谋求监管套利者有之；计划转型信用卡代偿甚至私募者亦有之。
但“一鼓作气”之后，备案落地又发生变化，这让多位平台人士感到焦虑与“丧气”。
而从监管的角度来看，监管细则的可操作性，以及监管的属地限制、实际验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等，都是监管方面在这次网贷备案中所面临的挑战。
“很多人认为完成备案就是穿上了金靴子，但其实这是紧箍咒。网贷备案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网贷之家联合创始人石鹏峰对《棱镜》说。
行业动荡期：80%的平台仍在消化存量
就在一周之前，郭宇刚刚办完了离职手续。
就职于北京一家小型网贷平台的他，在2015年入职这家平台三年多之后，选择了裸辞。半年以来，郭宇已经是他所在部门离开的第六个人，也是最后一个人。
事实上，郭宇并不是没有选择。一家规模相对来说更大的网贷平台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郭宇再三犹豫。“监管靴子尚未落地，这时候轻易选择下家，往往意味着未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入职三年多来，郭宇对其所在的平台其实有着很深的感情。但网贷备案的重压之下，其所在平台管理团队的大换血，成了引发郭宇及同事们接连离职的导火索。
此前2016年8月24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细则落地。上述办法规定，同一借款人在同一平台的借款上限为20万元，同一个企业组织在同一个平台的借款上限为100万元。
而对于郭宇所在的平台来说，该平台自2017年年初就开始准备备案相关资料，但如今一年已经过去，平台还有4亿多的存量业务尚需消化。
“在北京，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可能有80%以上。”郭宇难掩悲观。
而让郭宇更感到“扎心”的是，在合规备案的关键节点，竟有资本玩家入局，对原有平台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大清洗与大换血。
时钟要拨回到2017年下半年。
囿于备案“死限”降至，平台压力大到“难以喘息”，再加上摊子太多，无法兼顾，郭宇所在平台的创始人，以5亿元的作价，将平台转手给了一位浙江老板。这位老板的另一重身份是一家A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一位资本运作高手。
但事情的发展渐渐超出郭宇的预期。新老板的入局，正让平台犹如一辆脱轨的列车，在错误的道路之上越走越远。
他发现，新老板虽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却并不懂互联网金融。在以个人投资方式入住平台以来，新老板正不断地将旗下的资产注入平台。这些资产主要是房贷、车贷和消费类信贷，其中房贷占了绝大部分。
“如果按照原来的节奏下去，本来平台备案成功有很大的希望，这下突然又迷失了，周围一片黑暗。”迷茫，成了这段时间弥漫在郭宇和同事心间，一个挥之不去的共同感受。
更糟糕的是，自平台卖出之后，郭宇从未见过新老板。“新老板几乎不参与平台经营和管理，而是将一群职业经理人带入公司。”
一场腥风血雨也随之来袭。
以郭宇为代表的原有团队抱怨，新的管理团队在专业性、前瞻性上存在着较大缺陷，双方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文化上都存在着严重差异。
差异背后，大大小小的冲突都在爆发。而在激烈的冲突之下，新老板选择更多的职业经理人——或者用郭宇的说法是“自己人”——来置换原有的团队。
“团队氛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公司已经不是过去的那家公司了，于是很多人都想要离开。” 作为部门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郭宇在送走此前另外5个离开的同事后，终于也在离职材料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郭宇告诉《棱镜》，现在自己正在做两手准备，一是等网贷备案形式更加明朗之后继续找一家成功备案的平台，二是彻底转行。
不过就《棱镜》从多位权威人士交流所获得信息来看，目前网贷备案延期已经可以确定——郭宇的前一个计划，或许又需要再等待更多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