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掇只壶”，壶身长近一尺，高过六寸，壶色浑厚深沉，莹润如玉，造型古朴端庄，稳重，气度不凡，充分体现了邵大亨精妙绝伦的壶艺技术。清朝高熙《茗壶说》云：“邵大亨所长，非一式而雅，善仿古，力追古人，有过之无不及也。其掇壶，肩项及腹，骨肉亭匀，雅俗共赏，无飨者之讥，识者谓后来居上焉。注权胥出自然，若生成者，截长注尤古峭。口盖直而紧，虽倾侧无落帽忧。口内厚而狭，以防其缺，气眼外小内锥，如喇叭形，故无窒塞不通之弊。”
最早拥有此壶的人可追溯到丁松林先生(1905--1949)。据其子丁燮清先生(1939年生，世居宜兴蜀山)讲述，他父亲的丈人曾在江阴某当铺做“朝奉”(即掌柜)，送给其父一把“大亨掇只壶”。丁燮清小时候爱用此壶喝茶，但当时并未意识到此壶的珍贵。而且直到2003年12月作者访问丁燮清先生时，他一直以为那把壶是陈寿珍的“掇球壶”。因为陈寿珍的“掇球壶”在巴拿马和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当时很有名。后来到了抗战时期，被丁松林先生之妻潘菊华的娘舅周品珍(中国同盟盟员，抗战国共合作时期任宜兴蜀山镇镇长)送给好友潘序伦。
潘序伦，因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四。宜兴丁蜀镇蜀山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是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被国外会计界誉为中国“会计之父”。潘序伦出身书香门第，其曾祖父和伯父都是清代举人。他14岁时，父亲去世，得长兄伯彦(古文学家，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教益很多。抗战胜利后，潘序伦于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7年5月受聘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其侄潘稚亮，曾应宜兴名绅储南强(曾主持开发善卷洞、张公洞)之邀，在供春壶盖上口外缘刻隶书铭四十五字：“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麟，五百年后黄虹宾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即制壶名家裴石民)，题记者稚君。”
直到八十年代初，宜兴蜀山一潘姓人家(即潘氏第三代子孙)出现了这一珍品。潘家晚辈为了鉴别真伪，特请当时宜兴紫砂二厂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来家鉴定。并在确系邵大亨真品时提出愿以一壶换取徐的上品两壶(当时壶价并不太昂贵)。后来徐汉棠又将此事告诉师傅顾景舟。顾大师一见此壶，真是爱不释手，称赞乃是一件稀世珍品。之后，此事被潘家晚辈知晓，推故此壶不予调换，并立即取回收藏。
1987年潘家晚辈要兴建住宅，经济拮据，不得已出让祖传的“大亨掇只壶”。许四海当时不失时机地以3万元的高价买了回来，几乎用去家里积蓄的全部。有人欲出7万美元收购，破了半个世纪前英国皇家博物馆以2万美元收购宜兴名绅储南强收藏的一把缺盖明代供春壶之记录，但被许氏以“珍品到了收藏家手中，其价格就转换为一种文化价值，出一百万美元也不卖”谢绝
最早拥有此壶的人可追溯到丁松林先生(1905--1949)。据其子丁燮清先生(1939年生，世居宜兴蜀山)讲述，他父亲的丈人曾在江阴某当铺做“朝奉”(即掌柜)，送给其父一把“大亨掇只壶”。丁燮清小时候爱用此壶喝茶，但当时并未意识到此壶的珍贵。而且直到2003年12月作者访问丁燮清先生时，他一直以为那把壶是陈寿珍的“掇球壶”。因为陈寿珍的“掇球壶”在巴拿马和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当时很有名。后来到了抗战时期，被丁松林先生之妻潘菊华的娘舅周品珍(中国同盟盟员，抗战国共合作时期任宜兴蜀山镇镇长)送给好友潘序伦。
潘序伦，因兄弟辈中排行第四，故又名秩四。宜兴丁蜀镇蜀山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是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被国外会计界誉为中国“会计之父”。潘序伦出身书香门第，其曾祖父和伯父都是清代举人。他14岁时，父亲去世，得长兄伯彦(古文学家，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教益很多。抗战胜利后，潘序伦于1946年6月至1947年5月，任经济部常务次长，1947年5月受聘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其侄潘稚亮，曾应宜兴名绅储南强(曾主持开发善卷洞、张公洞)之邀，在供春壶盖上口外缘刻隶书铭四十五字：“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麟，五百年后黄虹宾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即制壶名家裴石民)，题记者稚君。”
直到八十年代初，宜兴蜀山一潘姓人家(即潘氏第三代子孙)出现了这一珍品。潘家晚辈为了鉴别真伪，特请当时宜兴紫砂二厂工艺美术大师徐汉棠来家鉴定。并在确系邵大亨真品时提出愿以一壶换取徐的上品两壶(当时壶价并不太昂贵)。后来徐汉棠又将此事告诉师傅顾景舟。顾大师一见此壶，真是爱不释手，称赞乃是一件稀世珍品。之后，此事被潘家晚辈知晓，推故此壶不予调换，并立即取回收藏。
1987年潘家晚辈要兴建住宅，经济拮据，不得已出让祖传的“大亨掇只壶”。许四海当时不失时机地以3万元的高价买了回来，几乎用去家里积蓄的全部。有人欲出7万美元收购，破了半个世纪前英国皇家博物馆以2万美元收购宜兴名绅储南强收藏的一把缺盖明代供春壶之记录，但被许氏以“珍品到了收藏家手中，其价格就转换为一种文化价值，出一百万美元也不卖”谢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