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大英帝国的外交传统向来不以道德准绳作茧自缚。英国的远东鸦片贸易道德吗？然而，这丝毫不妨碍其20年内连续两次打败清王朝。英国在印度的纺织品政策道德吗？这同样不妨碍帝国因此扫清障碍，成为全球性的纺织品出口大国。由此可见，道德本身不能解释大英帝国的政策选择，更不能解释其成败结果。
其二，张伯伦虽然在公开场合喜欢扮演一种忠厚有余的绅士形象，实则对现实主义外交熟稔于心。这一点，他留下的大量日记、信函、会议纪要可以证明。其倚重的外交大臣哈利**斯绰号“圣狐”，同样是权力外交的超级高手。此君嗜好乡间狩猎，虽无左手，却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硬功。两人均把私德和事功分得一清二楚，往往在柔弱、高尚的外衣下，暗行力学外交的折冲樽俎。这样一个二人组合所推行的政策，显然不能等闲视之。
今日回顾历史，最引发后人感叹的其实在于，后人往往忘记前人进行政策选择的基本环境。这就好比溺水的人和船上的人虽然处在同一水域，感受却大不相同。所以，本文将首先还原张伯伦内阁所处的基本战略环境，继而阐明其对德政策的战略实质，以明张伯伦、丘吉尔时代英国国家战略之因革损益。

张伯伦

衰落中的帝国
对张伯伦内阁而言，最头痛的问题在于大英帝国的持续衰落。这种衰落与德国的挑战可谓一体之两面，而这也是理解两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因素之一，更是检讨英国二战大战略的起点。
究其衰落之源，大致可分为远、中、近三因：
远因：陆权复兴的冲击。英国的崛起是海权的崛起。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受制于低下的技术手段，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中长期发挥的是障碍职能。地中海沿岸虽有早期海洋文明出现，但严格来讲只能算是海文明，还称不上洋文明。直到大航海时代，人类才算是真正进入海洋时代。

随着海洋由交往障碍变成交通捷径，一个全球的资源、贸易网络浮出水面。在这个时代，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才能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强国之路。葡萄牙、西班牙得风气之先，荷兰、英、法紧随其后，最终由大英帝国集其大成。这首先得益于大英帝国是一个岛国，无须像半岛国家那样，始终在陆海之间挣扎。其位置又恰好位于欧洲大陆与海外市场的交会点上。这令英国海军不仅可以低成本捍卫国家安全，更可以轻易控制列强的命脉线。在此基础上，英国在外交政策、产业革命、国内制度、金融建设等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其最终成为日不落帝国，操全球霸权之牛耳，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如著名的德意志经济学家兼战略家李斯特所指出的那样：“英国掌握了每个海洋的钥匙，对每个国家都安置了一个岗哨：对德国的是黑尔戈兰，对法国的是根西岛和泽西岛，对北美居民的是新斯科舍和百慕大群岛，对中美洲的是牙买加岛，对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伊奥尼亚群岛（编注：又译作爱奥尼亚群岛 ）。它拥有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线上的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它正在努力争取的苏伊士地峡除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红海，以布什尔和卡拉齐控制波斯湾。它只需将达达尼尔海峡和松德海峡、苏伊士地峡和巴拿马地峡拿到手，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关闭每个海洋和每条海上通道。”

但是，铁路的出现宣告了陆权复兴的福音。随着陆上资源的整合，德意志的统一和日后苏俄的崛起，均是把握这一时代机遇的结果。最终，终结这个时代的国家则是美国，它利用这一陆权复兴的风潮崛起于北美大陆，进而依托其“东西为大洋，南北皆弱国”的地缘格局，组建强大的海军向外扩张，从而形成了一条由陆向海的新强国之路，最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既可以组建强大远洋舰队，又可以组建巨型陆军的国家。这就终结了传统的陆权、海权二元化格局，开启了超级大国的新模式。

作为上一轮地缘革命的受益者，大英帝国不免相形见绌，其本土过于狭小的弊端日趋明显，严重限制了其在大国棋局中的影响力。

然后说中因

中因：内部的离心力。大英帝国虽然本土狭小，但海外领地广大，如能将这些海外空间充分开发，英国仍不失为一个世界超强。可惜，在民族解放风潮的激荡下，帝国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到1939年，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已成为完全的自治领，印度和缅甸则被允许成为自治领。不仅如此，澳大利亚汲汲于成为南太平洋上的战略棋手，南非、爱尔兰内部反英情绪日渐高涨，印度和缅甸则谋求彻底独立。
即便是在帝国的核心——英伦三岛上，形势也不容乐观。一战的惨重代价，让大多数国民将战争视为畏途。“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很大（一）部分精英（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界和统治阶层）已转而确信大战没有胜利者，所有参战国都失败了。这一观点的必然推论，是在一场未来战争中也不会有胜利者——事实上任何原因、任何冲突都不能使得牺牲一国青年成为理由。1934年的‘牛津决议’（当时牛津大学学生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为‘英王和国家’而战）突出了英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这种世界观。”（威廉森·默里，《帝国的倾覆：1919至1945年的英国战略》）在这种乌托邦式的国际和平主义泛滥大潮中，一战的原因被简单归结为秘密外交，推波助澜者认为，只要让外交公开透明，内受民意、外受国际舆论的制约，自可将战争消弭于无形。

事实证明，这是个一厢情愿的幻想。希特勒巧妙利用了这一点，他充分煽动战败国民众的复仇情绪，对内塑造好战的民意，同时又高摇橄榄枝，专用和平攻势瓦解敌对阵营的抵抗力量。这种宣传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英国内部舆情普遍同情德国，认为德国不过是要拿回不公平的《凡尔赛条约》剥夺的正当权利。各自治领更是一副作壁上观的态度。当捷克危机一触即发之际，南非总理赫佐格公开宣布，如果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卷入对德战争的话，他不能担保他的国家会给予支持。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对于又一场欧洲大战丝毫不感兴趣，后两个国家更担心的是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为此，他们不惜向美国靠拢。这就极大削弱了英国一致对外的战斗力，甚至让领导者不得不再三扪心自问，对外战争会否加速大英帝国的解体？

近因：中等强国的群起挑战。国际政治有其残酷的一面，霸主国在其强盛之时，往往宾客盈庭、供奉不绝。一旦衰落，则每每引发中等强国的纷起逐鹿。
一战时，英国在远东有日本为盟友，在欧洲则有法、俄、意为盟友，并最终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相助，这才得以击败德奥联盟。但是，就在一战期间，陆权复兴的影响已展示出来，英国对欧洲大陆均势的维持、塑造能力已遭到质疑。日本趁机在远东全面扩张，日渐扮演起英国远东殖民体系掘墓人的角色。沙俄则变身苏联，摆出与整个西方世界对抗的姿态。德国虽沦为战败国，但国力和民众素质不变，复仇情绪日强，再度挑战英国霸权只是时间问题。美国虽与英国同用一种语言，却一直标举反英、反殖民的旗帜。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陆海军仍在以英国为假想敌制定战争预案。世人受日后美英特殊关系的影响，往往认为两国之结盟为必然，实则只是诸多机缘聚合、外交努力的结果。

1938年，“德奥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