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答势力的日益强盛，使明王朝北部边防局势呈现出最为严重的局面，而且这些侵扰抢掠，大多又是通过新荣北部逼至镇城，进而深入内地的。因此，同时也将新荣区北部的边防提升到了整个明王朝北部边防体系中最突出和至关重要的地位，迫使其清楚地认识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房，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嘉靖元年（1522）七月，直隶巡抚御史张钦，鉴于弘治、正德以来鞑靼屡犯大同的情形，向明廷建议“大同镇城北百余里，俱平原空阔，故有宣宁、水口、黑山三堡，亟宜修茸，增兵设将分守其地”。明廷遂将其建议批转宣大总督和大同巡抚、总兵，令其“查勘具奏”。大同巡抚张文锦遵旨经过周密细致地实地勘察后，于嘉靖二年（1523）九月提出一个在今新荣区北部建水口、宣宁、黑河、柳沟、桦沟五堡，增设北路参将一员，从大同镇城抽调兵卒二千五百人住堡戍守的方案，方案很快得到明厅批准。明嘉靖三年（1524）春，张文锦任其亲信贾鉴为筑堡总监，五堡土夯工程随即开工。岂料贾鉴在督工过程中，不仅“择美好土田私之，役诸军垦田”，而且管理苛刻，督工严急，引起士卒不满，于七月二十二日，由郭鉴率众杀死贾鉴，裂尸张文锦兵变。直至次年春兵变方被平息，至此再无人敢提筑堡一事，鞑靼部更加猖獗。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兵部尚书毛伯温巡视宣大防务，感慨道：“大同以蔽雁门，紫荆也。镇北属堡不立，斥堠鲜施，则何以遏驱追奔耶！”并急向世宗朱厚熜上疏，反复强调镇城以北筑堡设防的重要性，陈述原大同巡抚张文锦引发“五堡起义”的原因是“以任用匪人，非建议谬也”。建议很快得到世宗的批准，并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著名的镇边、镇川、宏赐、镇虏、镇河五堡即告完成，史称“边墙五堡”。
五堡既立，俺答侵扰抢掠受阻。于是于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俺答派使者到大同阳和城请求通贡互市，说：“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果许贡，当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否则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明廷却坚决予以拒绝：“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或示和以缓我师，或乘隙以扰我疆，诡秘难凭，声击非室，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并诛杀使者，传首九边，俺答大怒。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俺答率数万骑犯大同，《明实录》载：“丑虏入寇，盖自六月十七由大同地方长驱而来，二十三日越雁门且直趋太原，兵无一御之者，虏遂南下沁、汾、潞安所属襄垣、长子等州县。七月十二日复回太原，由忻、崞、代州移营北去，至十八日从雁门故道遁去，千里深入，逾月始遁。”前后一月有余，俺答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抢牛马羊猪二百万，焚毁公私房舍八万间，蹂踏田禾数十万顷。
针对这一局面，总督尚书翟鹏向朝廷上书曰：“大同五堡既立，北边少事，沟垒之险，独不施于五堡之东西呼？”经钦准，翟鹏由镇边堡向东至阳和，向西至老营堡，挑宽2丈、长390华里长堑一道，并于堑内筑灭虏、靖虏、破虏、威虏、宁虏五堡，史称“靖虏五堡”，境内有破鲁堡；随后又筑宁胡、破胡、残胡、杀胡、威胡、伏胡、阻胡、败胡、灭胡等九堡，史称“灭胡九堡”。“先筑弘赐等内五堡于东,嗣筑镇羌等外五堡于西;既创靖虏、灭胡诸堡以壮声援”。
实践证明，军堡与边墙成体系，对强化长城沿线防御具有重要作用。于是，大同巡抚詹荣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再筑镇羌、拒羌、拒门、助马四堡，“以厚蔽肩”，史称“镇羌四堡”，或“塞外四堡”，后加保安堡，以“边墙五堡”相对，称“外五堡”，“边墙五堡”也因此被称之为“内五堡”，并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翁万达、詹蓉对大同北部原有边墙、壕堑进行了“补故创新，凡三百余里”。
军堡既立，戍卒相应大增，新荣一带相对安定了许多。于是，“嘉靖二十三年，巡抚詹荣以大同无险……延亘五百余里膏腴田，可数十万顷，奏请召军细作”，春夏耕种，秋冬戍守。《明史·翟鹏传》载：翟鹏曾在新荣北部“挑修壕墙一道”，得地一万四千九百余顷，“以地募军”。尤其是这种军屯制度的全面实施，长城沿线得以全面开发，在广大军民的长期艰苦劳作下，经济空前发展起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六畜兴旺。加之，明王朝继续对蒙古部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这就一方面加剧了口里口外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致使俺答部落更趋艰难，甚至到了食无粮，穿无衣，几家共用一口锅，共使一把菜刀，坏了、破了，就再无法更换修补的地步，明蒙矛盾更加激化。另一方面，长城沿线的相对巩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工农业生产，发达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以及地域产品的这种差异，为今后边开马市，扩大各民族贸易往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联供稿）
来源：新荣零距离
编辑：王红兵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兵部尚书毛伯温巡视宣大防务，感慨道：“大同以蔽雁门，紫荆也。镇北属堡不立，斥堠鲜施，则何以遏驱追奔耶！”并急向世宗朱厚熜上疏，反复强调镇城以北筑堡设防的重要性，陈述原大同巡抚张文锦引发“五堡起义”的原因是“以任用匪人，非建议谬也”。建议很快得到世宗的批准，并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著名的镇边、镇川、宏赐、镇虏、镇河五堡即告完成，史称“边墙五堡”。
五堡既立，俺答侵扰抢掠受阻。于是于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俺答派使者到大同阳和城请求通贡互市，说：“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果许贡，当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否则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明廷却坚决予以拒绝：“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或示和以缓我师，或乘隙以扰我疆，诡秘难凭，声击非室，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并诛杀使者，传首九边，俺答大怒。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俺答率数万骑犯大同，《明实录》载：“丑虏入寇，盖自六月十七由大同地方长驱而来，二十三日越雁门且直趋太原，兵无一御之者，虏遂南下沁、汾、潞安所属襄垣、长子等州县。七月十二日复回太原，由忻、崞、代州移营北去，至十八日从雁门故道遁去，千里深入，逾月始遁。”前后一月有余，俺答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抢牛马羊猪二百万，焚毁公私房舍八万间，蹂踏田禾数十万顷。
针对这一局面，总督尚书翟鹏向朝廷上书曰：“大同五堡既立，北边少事，沟垒之险，独不施于五堡之东西呼？”经钦准，翟鹏由镇边堡向东至阳和，向西至老营堡，挑宽2丈、长390华里长堑一道，并于堑内筑灭虏、靖虏、破虏、威虏、宁虏五堡，史称“靖虏五堡”，境内有破鲁堡；随后又筑宁胡、破胡、残胡、杀胡、威胡、伏胡、阻胡、败胡、灭胡等九堡，史称“灭胡九堡”。“先筑弘赐等内五堡于东,嗣筑镇羌等外五堡于西;既创靖虏、灭胡诸堡以壮声援”。
实践证明，军堡与边墙成体系，对强化长城沿线防御具有重要作用。于是，大同巡抚詹荣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再筑镇羌、拒羌、拒门、助马四堡，“以厚蔽肩”，史称“镇羌四堡”，或“塞外四堡”，后加保安堡，以“边墙五堡”相对，称“外五堡”，“边墙五堡”也因此被称之为“内五堡”，并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翁万达、詹蓉对大同北部原有边墙、壕堑进行了“补故创新，凡三百余里”。
军堡既立，戍卒相应大增，新荣一带相对安定了许多。于是，“嘉靖二十三年，巡抚詹荣以大同无险……延亘五百余里膏腴田，可数十万顷，奏请召军细作”，春夏耕种，秋冬戍守。《明史·翟鹏传》载：翟鹏曾在新荣北部“挑修壕墙一道”，得地一万四千九百余顷，“以地募军”。尤其是这种军屯制度的全面实施，长城沿线得以全面开发，在广大军民的长期艰苦劳作下，经济空前发展起来，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六畜兴旺。加之，明王朝继续对蒙古部落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这就一方面加剧了口里口外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致使俺答部落更趋艰难，甚至到了食无粮，穿无衣，几家共用一口锅，共使一把菜刀，坏了、破了，就再无法更换修补的地步，明蒙矛盾更加激化。另一方面，长城沿线的相对巩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工农业生产，发达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以及地域产品的这种差异，为今后边开马市，扩大各民族贸易往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联供稿）
来源：新荣零距离
编辑：王红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