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结婚后不久，他即接受去朝鲜战场拍一部电影的任务，临走前他对我说：“拍戏是我们共同任务，为这个，我们都要坚强不要用眼泪告别。”（这些话多像电视剧里的台词）其实我当时不是因为新婚分别而难过，而是十分担心，他去的地方是战火纷飞的战场啊！但这种担心不能说出来的，在那个年代讲出来是很伤面子的啊！是不坚强的表现。我听了他的话也强笑着抹去眼泪，用拳头往他肩上打了一下，把心里话咽了下去，二人拥抱告别。
不久，领导通知我：“今天赴朝鲜的摄制组夜里两点回来。”当时唐少峰（科里的干事）同志又通知我，明天早上五点有车送我到外县党校去学习，叫我准备好。我回到新婚不久的“新房”，好好地收拾了一下房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床，上边的两床被子（我母亲给我的），一张二人桌和一个暖水瓶（公家送的），两个瓷杯子和洗脸用具。只是多一只花瓶（旧货市场上买的），和几枝手工制梅花（他喜欢梅花。没有想到在十几年后，他去世时，我还为他买到了镌有梅花的骨灰盒送他走了）。
他们回到厂里，大家欢天喜地地迎接，好不容易结束了大家的欢迎会，我们才进了属于自己的小家，这时已是深夜三点了，只是我们俩个人了，我又是在五点出发去外埠上课，这时我们才得到拥抱权利。东北的冬天，又在外边开会那么久，我一下嗅到了军大衣上的一股冷气，夹着皮子味的热流扑到我身上。我们紧紧地拥抱着，谁也不肯轻易放开，没有语言，真是无声胜有声，是担心，是遗憾，是难过，是喜悦说不清，道不明，就觉得哭出来痛快。他抱着我不说会话，只是双手拍着我背，我是意识到他是用手安慰我这才二十出头的新婚妻子，为我抹去泪水。脱去皮大衣，发现向北的窗户风特大，用纸去堵窗缝，又开始谈前方战场情况，他兴奋地讲，我也兴奋地听......不知不觉唐少峰同志来叫门了，让我出发。刚刚团聚又要惜别，告别时他说：“不要难过，去党校学习机会难得，学习回来政委工作会做的更好嘛！”（平时他习惯地称呼我‘政委’来跟我开玩笑，见到过去的战友，他也常常这样介绍，可能是由于我入党比他早吧）我们笑着告别，他送我上汽车。汽车急驰在黝黑的街道上，我思绪万千，我们就是这样相聚又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