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郊祭天作为从草原部落入主中原的鲜卑拓跋氏所特有的一种祭祀仪式，在整个北魏一朝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它是反映北魏朝作为鲜卑族统治政权诸多不同于中原传统的制度和习俗之一，此外作为北魏前期诸般祭礼中最重要的一种，担任着团结拓跋鲜卑勋贵子弟，增强鲜卑统治阶层凝聚力的作用。它顽强地存在了近百年，几乎贯穿了整个北魏平城时代的始终，它的存在与衰亡过程，成为北魏百年封建化足迹的一个见证，并随着孝文逐步制定出一套皈依中原传统礼仪制度的祭祀礼仪，以及随后的筹谟大计、定鼎洛阳，而最终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这种尴尬仍然没有结束，《南齐书》记载，永明十年（也就是北魏太和十七年）南齐使者一年后再次出使北魏平城的时候，还是见到了孝文行西郊祭天的活动。（见前引《南齐书·魏虏传》）
这说明，孝文前一年诏罢西郊祭天失败了。大概是定宗庙太祖之后仅过一年，便再罢西郊祭天，触及了鲜卑贵族的底线，激起了激烈的反抗，最后不得不放弃。事实上，《魏书》的记载也印证了孝文这一次罢西郊祭天确实没有成功，因为太和十七年定迁都洛阳之议后，孝文于太和十八年闰二月返回平城，在告知他们举族迁徙的决定之前，再次宣布罢西郊祭天。
《高祖纪》太和十八年：（闰二月）壬申，至平城宫。……三月庚辰，罢西郊祭天。壬辰，帝临太极殿，谕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
《礼志》则略去了孝文太和十六年第一次罢西郊祭天之事，可见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改革，集中写在《礼志》中，亦是一种难言的尴尬，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便省略了。
孝文作为一个性格外柔内刚、实际上非常强硬的人，这应该算是他推行政策以来遭受的第一次大的挫折。而且太和十六年，他满怀期待地希望南齐使者看到北魏不再于四月在西郊戎服祭天，第二年却不得不在南齐使者面前再度亲着戎服行祭。更大的尴尬，恐怕还不在这里，而是他作为一个堂堂帝王，却不得不在这件事上最终屈服于公卿压力之下。
孝文决意南迁应该是有多方面的考虑，不会仅仅是一时兴起，很多因素比如太和十一年京畿那次的大饥荒（其情形见《食货志》）等，都会是促成孝文最终做出决定的动因。但是罢西郊祭天失败这件事，作为孝文在代都推行他的诸般改革所不可避免遇到的各种阻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应该是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行迁都洛阳这非常之事的导火索。在送走南齐使者后不久的当年六月，孝文便下令南征，在几个知道机密的鲜卑宗室和汉人的配合下，完美地演了一出戏，先斩后奏，定鼎洛阳。在南征之前，他向任城王澄摊牌说出真相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
这句话应该是孝文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对于改革的艰辛体会很深的情况下说出口的，是一句肺腑之言。所谓冷暖自知，说出口来轻描淡写，背后却有多少惊涛骇浪。
孝文定鼎于中原士族势力强大、远离拓跋鲜卑本土的洛阳之后，西郊祭天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土壤。再废西郊祭天，不过是一句通知的问题。对孝文来说，比起让整个平城的鲜卑人顺利南迁洛阳，这件事的难度已经微不足道；对鲜卑贵族来说，比起南迁洛阳他们需要面临的诸般新问题，西郊祭天也不再重要了。一个曾经那么顽强地存在了近百年的鲜卑旧传统，一个在废除时遭遇了那么大阻力的祭祀制度，时过境迁地，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消失在北魏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随着平城时代的辉煌，而一去不复返。
历史中充满着逆流和反复，前面的惊涛骇浪，和后面的顺理成章，或许体现出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哲学来。事实上西郊祭天在魏末随着六镇起义的爆发，又一度再现于中原大地，然而随着东魏政治稳定后重修礼制，以及西魏北周为隋朝所取代，伴随着六镇鲜卑最终融合于华夏，西郊祭天最终也彻底消亡在历史的长河中。
《北史·卷五》：于是假废帝安定王诏策而禅位焉。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讫，自东阳、云龙门入。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极前殿，群臣朝贺。礼毕，升阊阖门大赦。改中兴二年为太昌元年。
《通鉴》胡注曰：魏自孝文帝用夏变夷，宣武、孝明即位皆用汉、魏之制，今复用夷礼。
西魏文帝即位：
《北史·卷五》：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四年春正月辛酉，拜天于清晖室，终帝世遂为常。
《通鉴》胡注曰：古者天子即位御前殿，魏自高欢立孝武帝复用夷礼，于郊拜天而后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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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魏书》
《资治通鉴》
《论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