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转向
在海德格尔的学生时期和教学时期的著作中出现了原解释学成分，但这并不等于说已实现了对现象学的解释学转换。虽然青年海德格尔看起来已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相当熟悉，而且毫无保留地信守其基本的反心理主义，但至一战结束时，他在纷杂的头绪中将现象学把握到了何种程度这还是不清楚的。由1917年10月8日胡塞尔写给那托普的一封信我们得知，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的第一次深入遭遇（试图从内部来把握它）发生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注：托马斯·谢汉(Thomas Sheehan)在其《海德格尔的早年：一部哲学传记的片断》中引用了这封信，载托马斯·谢汉编：《海德格尔：作为人和思想家》(Chieago:Precedent,1981)，第8页。）最后同样重要的是，青年海德格尔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已经有了他自己的哲学观。如果他没有在1927年发表一部名为《存在与时间》的著作的话，学生时期和教学时期的著作也许在现今就毫无意义了。换句话说，这些早期著作的意义显然在于它们的先行性特征。

只是在战后，海德格尔才要去寻找自己的声音并开始走向《存在与时间》。为了寻求与主流哲学运动的遭遇，海德格尔的策略是努力去揭露他所认为的当时的哲学观点所固有的共同缺陷——那些观点经常是彼此尖锐对立的。以认识论为导向的科学哲学被批判为不够科学，生命哲学被指责为没有把握住生命本身，存在主义哲学被指控为没有把握住存在，历史主义被要求对遗忘历史负责，而且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现象学被指责为不够现象学——实际上是“非现象学的”。在海德格尔的批判的背后是一种新的解释学的哲学观念，这种观念使得他从一个单纯的直观发展出了所有的这些批判。在基础存在论的筹划中，批判的各个方面被融合进了解构（重新被界定的现象学方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的观念之中。阐明各条不同战线上的批判需要比此处大得多的篇幅，所以我将把讨论限制在围绕着现象学而进行的思考的范围之内。（注：不过还是让我简短地提示一下要点吧。据说新康德主义不是从“事情本身”（不是在海德格尔认为它应当奠基于其上的真正科学的基地上）而是以一种急病乱投医的方式形成其观点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246页以下（参见狄尔泰《全集》5卷357页）；更多内容参见《全集》20卷17页以下；《全集》61卷4页；《全集》3卷304页及以下〕。胡塞尔被宜称已成了新康德主义的俘虏（《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247页）。现象学的自我界定被认为与其说是依据“事情本身”，还不如说是在同传统的盲目结合中进行的。存在哲学不能把握存在本身，因为它的概念工具很不完备。最后，历史主义是在寻求一种关于历史的“客观的”知识（一个不可能的目标），而不是在寻求人类生活的一种本真的历史“存在”，而且第一个目标并没有促进反而倒是压制了第二个目标。）

1.解释学观点的绽显
重新思考和界定哲学观念本身，似乎是每一位大哲的特权，或者也许可以说是命运。因此，当开始自己的哲学生涯时，海德格尔不断地反思哲学本身，重新审视它的概念和意义，这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注：　参见GP10-14-19中论哲学的“原初领域(Ursprungsebiet)”：“哲学的命运！哲学史上为了通达原初领域总是重新开端的趋势”。）现在他也恰恰正是这样对待现象学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现象学给他提供了重新审视哲学概念的“方法”，所以重新思考哲学对于他对现象学的把握来说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了。虽然他在教学时期的著作中对现象学的评论只不过是一种如实的扼要说明或阐释，但战后的言论则展现出一种与其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全面交锋的倾向。1919-1920年冬季学期的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是以下面一个独具特色的句子开始的：“对现象学来说，现象学的最为原初和决定性的问题乃是现象学自身”(GP10-10-19；《全集》58卷1页；也见《全集》9卷36页）。

战前学生和教学时期作品中的柏拉图化的科学理论观，很快就让位于一种根本性的重新定向。新的口号响了起来：在其原初性中回到生活。（注：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趋向；参见GP10-10-19;PhA5-6-20:《全集》9卷14页以下。）这转而又暗含着一个双重论断：返回原初经验（也即赢得一条通达生活的新途径），并随之寻找到描述它的恰切方式，形成适合于它的概念体系。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洞见是，当代哲学对日常生活、周围世界等的描述来源于并植根于理论的态度和概念体系之中。因此，恰恰是由于理论态度是实际生活的一种衍生样式，所以它们没能恰当地对待实际生活、它的态度和它所讲的语言。

这一努力自身烙有现象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回到“事情本身”的宣言是胡塞尔纲领性的《逻各斯论文》中的战斗口号。（注：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载《逻各斯》卷1（1910-1911年）289-341页，尤其是305、337、340页。）它意味着对传统哲学策略的悬置，对权威的消解，而在方法方面，则是相对于建构而言的对描述的偏爱。（注：对隐含在一种历史描述中的现象学论断的最佳描述之一，参见H-G.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D.E.林格(D.E.linge)编译(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第131页及以下。）

海德格尔衷心地欢迎现象学的这种最为内在的倾向，而且也许正是由于受它的支配，他很快就将其如此地彻底化，以至于用它来反对它自身了。事实上，对海德格尔而言，现象学与哲学成了同一的了。从这一战后时期到他的最后岁月，他一再坚持认为，现象学并不只是诸多可能的哲学“倾向”和“观点”(standpoint)中的一个，而是在他所逐渐赋予它的彻底化的意义上，等同于哲学自身最内在的可能性（《全集》56/57卷110页；《全集》58卷139、233页；《全集》61卷187页；《全集》63卷72页；《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247页；《全集》19卷9页；《全集》20卷184页／136页；《全集》21卷32、279页以下；《存在与时间》38页／62页；《全集》24卷3页／3页；《全集》29/30卷534页；《通往语言之途》95页；《面向思的事情》90页／82页）。现象学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只是在其现实性中承传自某个人的东西，它甚至也不是来自胡塞尔。相反，“比现实性更高的是可能性。只有通过把它作为一种可能性来把握我们才能理解现象学。”（《存在与时间》38页／63页）。

凭借现象学自身来反对现象学：我们可以此方式来描述海德格尔战后试图把握现象学和一般而言的当代哲学的努力。哲学应被现象学所转换，这一转换将会深深地影响现象学自身最为内在的特征。（注：海德格尔对哲学和现象学相融合的理解所具有的特征，典型地表现在1920年夏季学期讲座的如下一段话中：“只要我们还没有以现象学的彻底性来解释哲学概念，那么作为一门基础科学的现象学就是成问题的”(PhA5-20-20)。也见《全集》61卷18页：“作为一个对象……哲学以一种本真的方式有其自己的已有(being-had)方式”。进一步参见《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247页；《全集》20卷108页／79页。）1919年的战时紧急学期就已经显示了一些对胡塞尔现有的现象学，以及其它可能的现象学原则的重大保留。这些评注被纳入到对认识论的新康德主义哲学自身的批判之中，并且是以攻击理论的东西的首要性的形式而出现的。海德格尔评论说，对生活和周围世界的扭曲再现并非如胡塞尔所想的那样只是由于自然主义的盛行，而是由于一般理论的东西的统治（《全集》56/57卷87页；也见GP10-10-19)。海德格尔解释了胡塞尔的“所有原则的原则”，指出它根本就不具有理论的特征，而是表达了对生活的最为原初的态度(Urhaltung)，即总是贴近着自身的体验的态度（《全集》56/57卷109页以下）。（注：在几个情形之下，海德格尔后来就会回到胡塞尔的“所有原则的原则”上来。在60年代他回顾说，他曾想确切地重新思考现象学的这一原则及其特定的“事情”（《面向思的事情》69页及以下、62页及以下）。随着海德格尔早期讲座稿的发表，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广泛的文本基础来重述我们迄今只是从海德格尔回顾性的描述中所能知道的东西了，即那些在“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吁求中仍未被思考的东西了（参见《面向思的事情》84页／77页；也见小注(27)中对《面向思的事情》的引用）。）它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根本性的态度(Grundhaltung)，而非一种科学的方法。宣称现象学是一种观点将是一“滔天大罪”，只是因为这将会限制它的可能性。但是海德格尔立即问道，把活生生的体验领域弄成被给予的东西，这不已是一种具有隐蔽理论特征的偏离了吗？（《全集》56/57卷111页；参见《全集》58卷221页）这一怀疑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产生根本性不满的最先征兆，它引致了1925年夏季学期的皇皇批判。就其将现象学自身的研究领域全部划给了先验意识而言，胡塞尔在此被指控有非现象学的教条主义态度（《全集》20卷159页／15页、178页／128页）。生活体验(lived experience)的世界根本就不知道对象和认知之间有如此的二元分立。

在1921到1922年间海德格尔沿着同样的路线指出，现象学的构造并非必然系于先验概念（《全集》61卷173页；参见《全集》58卷229页）。

他力言，应该对笛卡尔“我是”(I am)的意义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并且依据他自己的“形式显示”方法，告诫人们防止关于“我”(I)的传统观点的暗中渗透。如果生活要被端呈出来自身显示，那么必须得到强调的不是“我”而是“是”(am)（《全集》61卷173页及以下；后来的《存在与时间》46页／71页，211页／254页）。在课程第三部分展开1919-1920年学期给出过的重要提示的过程中，海德格尔第一次详细分析了在1923年将被称为“实际性的解释学”，而在《存在与时间》中被称为“生存论分析”的东西—这是以“实际生活”为题的一种描述。

联系着海德格尔战后对当代哲学（包括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内）根本性的理论特征的不满，我们发现他在不断地试图重新界定关于实际生活的描述的原初特征。早在1919年战时紧急学期中，在概述作为“原科学”(Urwissenshaft)的哲学观念时（它的循环特征被强调了好几次（注：参见《全集》56/57卷16页以下、24、32、39页。在第95页海德格尔说，这循环特征是所有哲学的一个本质特征，并且是潜在的真正哲学问题的指向标。为了本文的目的，指出下面这点也许是有益的：狄尔泰在其《哲学的本质》中清楚地表述了哲学的这一循环特征（《全集》5卷343页及以下；尤其参见下面一句：“当人们依据事实开始形成概念时，人们似乎就必须已经知道哲学是什么了”）。《全集》56/57卷的第3节（尤其是第21页）对问题提供了一个狄尔泰式的进路，即通过哲学史来考察哲学的定义——一次（正如狄尔泰的一样）被证明是死胡同的考察。青年海德格尔类似的思考参见本文第1节的最后一段。））更具体地说来，是在对作为前理论的“原科学”的现象学进行解释时，海德格尔依据“解释学直观”提出了他的方案。他分派给这种“解释学直观”一种贴近生活体验(Erleben)的作用。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说具有语言表达特征的东西并不必然是理论性的——事实上，它源自生活，“生活于生活自身之中”（《全集》56/57卷117页；也参见《全集》61卷88、99页）。在海德格尔重新界定现象学特殊的描述性特征的过程中，“现象学的解释学”这一组合词在1919年和1922年之间出现了好几次，直至在1922-1923年生造的短语“实际性的解释学”中，解释学获得了详细的再解释和牢靠的初始含义为止。（注：《全集》56/57卷131页；《全集》61卷187页以下；《全集》63卷14页及以下。“实际性的现象学解释学”这一用语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的第247-249页中四次出现。“存在论”也不落后，“存在论的现象学”、“现象学的存在论”的说法参见《全集》61卷60页；“实际性的存在论”的说法参见《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的第246页。）

正是在他赢得通达生活的新途径，以及抛弃为先验哲学所固有的理论性概念体系和态度的努力中，海德格尔系统表述了他的解释学概念和形式显示，并逐步走向对实际性解释学的阐释。“实际性”(Facticity)这个词是被用来代替生命哲学所使用的模糊而有歧义的生活概念，以及雅斯贝尔斯和克尔凯郭尔所使用的“生存”概念的。（注：我们应当认识到，海德格尔在稚斯贝尔斯评论中写道：“生命哲学正在走向生存现象”。“雅斯贝尔斯的工作的开创性因素在于已把注意力指向了生存问题”（《全集》9卷14页以下）。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克尔凯郭尔的看法将显示出一系列的保留。关于其早期的一些关键性的正面提示，参见《全集》9卷41页；《全集》63卷5、30页。海德格尔对实际性的理解，也即使之与和“理论”有关的“客观性”相对，所具有的特征体现在下面的论断中：“稳固的客观性实际上是一种从实际性的危险脱离”（《全集》61卷90页）。“去沉思普遍有效性就会误解实际性的基本意义”（同上书，第87页；也见第99页，在那里实际性被说成是“哲学的主要事情”）。关于“实际性”一词的起源，参见西奥多·克兹尔的《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实际性”概念的出现》，载《狄尔泰年鉴》卷4（1986-1987年）91-120页。

这也使我们想起了实际性与早期司各脱的主题“这一个”（小注⑤）之间的关联。狄尔泰转向“生活”也可被理解作转向实际性和个体性。关于在后期海德格尔的实际性和在缘(Da-Sein)意义上经常被使用的“这一个”(haecceitas)一词令人感兴趣的出现，参见威廉姆·狄尔泰的《人文科学、社会和历史的奠基》，载《全集》卷19，H.约哈赫(H.Johach)和F.罗迪(F.Rode)编著(G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1982)，第348页：“生活的结构在被理性视为赘物的个体实际性(Tatschlichkeit)这一个中表达了自身。）

“解释学”、“解释学的”有着与根据“理论上中性的”而理解的“理论”和“理论的”正相反对的含义。正是由于洞见到解释不能被看作是某种额外的东西，不能被看作是对某一事态的某种理论上中性的（并被宣称为“客观的”）描述的一种扩展或附加，所以对生活或“实际性”的描述获得了一种全面的解释学特征。不如说，先行的“被解释性”内在于各种描述、各种看、说和体验之中（参见《全集》61卷86页以下；《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241、264页；晚些的参见《全集》20卷75页／56页、190页／140页、416页／300页；《存在与时间》169页／213页、383页／435页）。如果没有什么“纯”理论的话（因为“理论”是人这种特殊存在者的存在或态度的一种衍生样式），那么也没有什么纯描述。

这一洞见对于对生活或实际性的充分描述来说意味着，应该抛弃理论概念以及理论所说的语言，而采用一种滋生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它能够让事物在它们的被解释性中被看到，也即是说恰恰以那种我们遭遇它们和应对它们的方式而被看到。例如，一把锤子首先是作为一个将钉子砸入墙等事物之中的工具，而非是作为摆在那里具有重量特征的一种中性的东西而被遭遇到的（《存在与时间》154页及以下、195页及以下）。在讨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批判时我们将会回到这一点上来。

这一对解释的重新评价意味着，解释学不能再是人文科学的一门附属学科了，而是如海德格尔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成了“实际性的自我解释”（《全集》63卷14页）。看到如下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实际性的自我解释”并不是一种人类学，它并不只是一个我们只与自身相关而不触及世界上的其他存在者的问题。（注：参见后来在《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第202页及以下中对人类学观念的明确驳斥。关于海德格尔对“我”的发问与存在问题的地位和出现的关系，参见我Mestoes上的文章《存在问题的一致性与转变——一种解释学的方式》。《马丁·海德格尔增补卷》(Wien:Braumüller,1991)，105-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