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三） 传统与理性
“传统”始终是近代自然科学、浪漫主义所极力抨击的对象，与之相反地，伽达默尔却是“传统”的坚强捍卫者，其分歧的焦点，乃在于对传统与理性之关系的理解上的差别。在这里，“前判断”是一个重要概念。“前判断”一词的德语形式为 Vorurteil ，常被译为“成见”、“偏见”。不过，在我们看来，把它译为成见或偏见是不准确的。在汉语中，成见或偏见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即它们是“不正确”的先入之见，当然， Vorurteil 这一概念包含着这层意义，但是，它包含的并不只是这一点，换言之，它还包括了那些“正确”的先入之见。正因如此，在某些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场合，伽达默尔用“真的” Vorurteil 和“假的” Vorurteil 来表明不同的先入之见的区别，唯有前者才是使理解得以进行的条件，后者则易于使我们产生误解。 ( 《真理与方法》，第二篇，第二章 ) 显然， Vorurteil 本身是一个中立的表达，它只是意指在我们自己作出判断之前先在地存在着的那个判断。据此，将它译为“前判断”似更为妥当一些。

浪漫主义和自然科学坚持理性的立场，把克服前判断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为保证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就应将理论的出发点置于正确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理性。它们相信，理性是裁决一切前判断的最高法院，它是自我确证的，是人类自足性的象征。人们选择了理性，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为前判断所左右，而基于理性的自足性建立科学的大厦。伽达默尔认为，对前判断的怀疑和舍弃之前提就是把理性和传统对立起来，并在它们之间虚构了一个两难选择。但是，浪漫主义和自然科学都没看到，这样的做法已经割裂了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性，将历史化解为孤立存在的片断或“原子”，以此而建立的理论大厦无异于空中楼阁。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把理性绝对化的观点并不是高扬理性，恰恰相反，它否认了理性的现实存在。绝对理性不具有历史的可能性，理性是现实的、历史的，它不是自我主宰的，而是永恒地被给定的。浪漫主义和自然科学试图以理性来清除前判断，急于从前判断那里脱身，本身已表明为一种前判断，这种前判断是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人们通过否认神性确立了人的理性之统制地位，把理性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因此，它们清除的只是渗透着神性的前判断，而这种清除工作，又恰恰表明了它们与这种前判断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是在这个前判断的氛围中脱胎而出的，在此意义上，没有中世纪，也就没有近现代的理性主义。

制造理性与传统的两难选择乃出于对理性和传统的深刻误解。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我们可以说，理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传统，把一切都置于理性法庭的批判之下的口号说明了这一传统巨大力量。但这还没有从理论上说明理性与传统的统一。伽达默尔认为，正是在前判断中，理性和传统达到了它们的效果统一性。前判断不是被人们随意地选择出来的，就其实质，它乃是历史的沉淀下来的理性，它被视为前判断，只是因为它所赖以形成的基础、即它自己的“为何之故”已经消失了，相对于现代，它是“前”的，即先在的；但它仍以观念的形态延伸到现代，成为我们所从出发的基础，构成了我们的理解之环节，就此而言，它又是属于当代的，我们的理解通过前判断把传统纳入当代之中，理论思维的自我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倾听”已经在传统被展示的东西之“诉说”，并以一种新的经验方式继续展示着。现实的思维是向着传统所开辟的方向展开的，一切理性的表达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无论是对传统的赞同还是反对，都以此为出发点。

但另一方面，“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中去，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时间距离的解释学意蕴”一节 ) 这一切都表明了在历史形成的传统与当代中存在着双向作用：传统作为当代的基础而影响着当代，进入了当代，并在当代中继续向前延伸；正因为传统进入了当代，进入了我们的理解视界，传统就在我们的理解中被重新构建着。由于这种双向作用，传统与当代才联结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历史。在历史的关联中，传统与当代是互相从属的，传统属于当代，它是当代所理解的传统；当代属于传统，它基于传统并且是传统的进一步展开。

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来说，传统是被给于的，这种被给定性通过我们接受的前判断得以证明；然它又在我们的理解中被重新规定着，我们并不是简单接受了传统，而是在理解中完成着对传统的持续塑造，理解的首要任务便在于此：在我们所接受的前判断中区别出“真”的前判断和“假”的前判断，把真的前判断融入理解的再造过程中。所谓真的前判断就是与我们的理解相一致的前判断，它是一种“合理的和增长知识的前判断”，它能够使我们在所遭遇的传统中扩展和精确化我们自己的理解；假的前判断属于使我们产生误解的流俗之见。在我们所接受的前判断中，它们是未予区分的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就不可能为避免误解而有所选择的只接受真的前判断，相反地，我们只有承认前判断在总体上的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辨其真假。由此看来，伽达默尔极力为前判断存在的合法性而辩解，是不无道理的，事实上，前判断的合法性中奠定了人类认识的可能性，尽管前判断中包含着种种流俗之见。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是以语言为本体的，对于这样一种语言本体论学说，一切理解与解释最终都落实在语言上，因此无论在什么领域里分析传统的作用，都归根结底地表现为语言的作用，这是因为进入当代的传统并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它是通过语言留存下来的观念系统，伽达默尔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传统的存在形式当然不是直接感性的，它就是语言，现代和传统的交往乃是一种语言的交往，它们是在语言中相互渗透，传统是通过语言对现代产生作用的。

伽达默尔把理解过程视为对话过程，并且，从根本上说，在对话中的理解不是对参与对话的主体之理解，而是理解他们所说的语言。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怎样才能理解对方所说的语言呢？伽达默尔认为，唯借助解释才能实现理解。“你”在向“我”诉说着，但诉说的不是“赤裸裸”的意义，而是语言符号，虽然这些符号是意义的载体，但它本身却不直接就是意义。毫无疑问，“我”所听到的只是语言符号，我的任务因此首先就是，把这些符号解释出来，把符号重新转换为它所表达的意义，我们理解的正是经过符号的解释而展现的意义。在被解释之前，这些符号究竟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都还是未知数。我们不妨比照一下密码的解读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澄清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更具典型意义，因为它放大、并分解了我们的理解过程，从而使我们更易于把握理解与解释的关系。呈现在“我”面前的密码是一连串文字符号 ( 相当于“你”所诉说的语言符号 ) ，假定“我”并不懂密码，就要靠另一个人把这些符号解释出来，“我”才能理解密码中的意义，在这里，解释者的作用就是解释。在通常的对话情况下，解释者就是理解者，因而，就可以说，当我们解释了这些符号，也就理解了它们。在此意义上，一切解释都是理解，解释是理解的完成方式，它是以语言为基础的，“一切解释都通过语言媒介而发生，语言媒介会使对象成为文字，然而它同时却又是解释者自己的语言”。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一节 )

但是，解释与理解的关系并不简单就是“解释—→理解”，它还表现为一个相反的过程，即“理解—→解释”。海德格尔已从生存论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点。他认为，就生存论而言，解释植根于理解，而不是理解源于解释。解释自身并不认识到什么，而是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整理出来。伽达默尔对此深表赞同，他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把解释当作理解的补充和偶然附加的行为，只是我们在有所不理解时才需要它，事实上，在理解中已包含了解释，一切理解都是解释。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在解释与理解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互为前提、双向运动的关系，在理解过程中，任何解释都是对有所理解的东西的解释，而理解则是对解释的理解，这样，理解与解释便构成了一个循环。

视语言为本体的伽达默尔，是从语言出发分析理解与解释的相关性的，并从中突出了“应用”原则，由此而产生了理解与解释和应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能被理解的只是语言，能用于解释的也是语言，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语言的“运用”。因此，在语言层次上，理解、解释与运用是“统而为一”融为一体的，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解释是语言的解释，它们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才得以完成。 ( 《真理与方法》，第 366 页 )

（五） 效果历史意识和视界融合
效果历史意识 (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 ) 的理论“标志着伽达默尔对‘精神科学'基础进行思考的最高成就”。 ( 利科尔：《诠释学的任务》 ) 效果历史意识概念不是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中产生的，它本身也不是一个方法论概念；它的产生得益于对历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因此它超越了方法论而成为方法论的基础。作为基础，效果历史意识所指向的不是“我们所从事的东西，也不是我们应从事的东西，而是超越了我们的意愿和行为对我们所发生的东西”。 ( 《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 ) 在这种意识中，历史不再是可供我们研究的客观化对象，不是那种所谓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而自在的存在着的“自在之物”，而是一种“效果历史” (Wirkungsgeschichte) ，它是过去与当代相互作用的历史，这就是说，历史不能仅仅理解为过去已发生事件，把历史研究的任务规定为客观的再现历史事件，并从中勾画出历史发展行程的长链。相反的，“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作‘效果历史'。从根本上说，理解乃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联”。 ( 《真理与方法》，第 283 页 ) 从而，历史的真实性应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是历史的演变着的存在，历史作为传统，表明了我们形成于历史之中，亦即当代植根于历史；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历史参与了当代的形成，便在当代中找到了它存在的根据，由此而进入了当代；然对我们发生影响的、构成着我们的历史乃是我们所理解到的历史，在理解中，历史被重新塑造了，它是基于我们的视界、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而被理解的历史，这样，我们通过对历史的理解融入了历史，成为历史的构成要素。在确定的意义上，历史就是向着我们打开的文本，是与我们进行着对话的另一方，历史的意义就在这对话过程中展现出来。显然，这种展现不是重复，对话中的“提问——回答”结构表明，一个重建的“问题”永远不会处于它原来的视界之中，因此，我们的理解作为回答，就必定会超出此前所理解的历史，历史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着。

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依赖于它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始终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之效果，由于我们在理解历史中事实上重新规定着历史，我们因此对历史也产生着某种作用，即效果，真实的历史正就是构成历史的诸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历史，这就是效果历史。现在我们意识到了这种效果历史，这种意识就是效果历史意识。效果历史意识要求我们在历史之中理解历史，同时也就是创造历史。但这并不是说，效果历史本身是因被我们意识到而存在的，相反，“在一切理解中，不管我们是否明确意识到，这种效果历史的力量总是在起作用的。……效果历史的力量并不依赖于它之被明确地认识到，这，恰恰就是历史高于有限的人类意识的力量，亦即：即使在对方法的盲目信仰使人们否认它自己的历史性的地方，效果历史也仍然起着支配作用”。 ( 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原则》，载《哲学译丛》， 1986 年第三期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效果历史的意识就如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知识”，它已先在的隐含了一切将被展示出来的东西，“相反，效果历史的意识乃是理解活动本身的一个要素，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在选择有待询问的正确问题时，它就已经在起着作用了”。 ( 同上 )

据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的意识首先是对诠释学际遇 (Hermeneutische Gelegenheit) 的意识。这个际遇概念表明了我们与传统的关联，是我们与传统的遭际状态，这就是说，我们是在我们所遭际的境域之中理解。毋庸置疑，我们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际遇的限制，它规定了我们可以视见的区域，即“视界” (Horizont) ，它标志着理解的界限。际遇概念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视界概念，理解者的视界就是他从自己特殊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诠释学境遇的作用就意味众获得了在探究那些由与传统相遭遇所激发的问题时的正确的视界”。 ( 同上 )

视界融合标志着新的更大的视界之形成，这个新视界的形成无疑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理解的要素、进入理解的诸视界持续地合成生长着，构成了“某种具有活生生的价值的东西”，正是因为它们是在一种新的视界中被理解到的，因此，融合的过程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我们所筹划的历史视界之扬弃，我们通过筹划历史视界使历史与我们区别开来，融合就是扬弃历史视界特殊性，从而使之与我们合成一个新的统一体；融合同时也是对为我们自己的前判断所规定的视界之扬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实际上是包含着历史视界的新视界。这便是理解的真谛，理解最后所达到的，就是获得以视界融合为标志的新视界。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个大视界是内在地运动发展而来，而且超出了现在之疆域，统包着我们自我意识的深度。实际上，这是一个唯一的视界，它把在历史中所包含的一切都统包在内”。当然，这并不是说，业已达到的视界融合是理解的终点，相反地，它只是人类理解过程的一个阶段，就此而言，新的视界同时又是我们将所从出发的传统，成为我们将展开的新的理解过程之前判断，理解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在不断的自我扬弃中实现自身。“被想象为围住了一种文化的那种封闭的视界乃是一种抽象。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就在于：它绝不会完全地固着于任何一个立足点上，因而也就绝不会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不如说，视界就是我们运动于其中而它随着我们运动的东西”。 ( 同上 ) 视界在运动中变化着，这不仅是指我们自己的视界总是在理解中转化为新的视界，同样地，历史视界也不会由于我们的某一次理解而被固定，只要历史视界根源于我们的筹划，它就必将随同我们视界的变化而变化，在新的理解过程中被重新理解。效果历史意识就立足于这种视界的可变化性，并且是对视界的可变化性的意识，从根本上说，效果历史的作用就体现在变化着的视界之中，视界融合乃是这种可变化性的实现。

（七）时间间距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时间问题始终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当施莱尔马赫说我们对文本的理解甚至能超过文本作者时，就已经隐含了时间间距的作用，由于这种作用，那后来的理解才得以超越原初的作品，成为“优越的理解”。但是，据伽达默尔，这样来理解时间间距的作用是不够的，因为所谓“优越的理解”总是带有某种偶然性，从而，时间间距“在以往的诠释学中全然处于边缘地带”，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理解现象，它将“必然被置于突出的地位上”。这一转折始于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一书的书名就可看出他对时间问题的重视。海德格尔把时间性规定为此在生存论上的存在方式，时间间距的重要性才被人们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