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新臣”仍被光武委以军事重任。《窦融传》：建武二十三年（47年），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融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光武建国后，长期由功臣任禁卫官职，直到建武十九年（43年），明帝被立为皇太子，始以阴皇后异母兄（明帝舅）阴识守执金吾。《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同年，识弟兴拜卫尉，“典领禁兵”，从此开启东汉以外戚执掌禁旅之端。窦融步阴识后尘，也是“兄弟并典禁兵”，证明光武对窦氏比其他功臣更为信赖。
　　另一位“新臣”马援，原系隗嚣部将，后归光武，从平陇右立有大功。建武中后期，马援是光武最为倚重的大将，“每有所谋，未尝不用”[10]。他“北出塞漠，南度江海”，屡建功勋。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62岁时，仍获准远征五溪，“触冒害气，僵死军事”。这在建武功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建武、永平之际，窦、梁诸家权势炙手可热，已有凌驾旧臣之势。《窦融传》曰：“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梁松传》云：松以尚主，再迁虎贲中郎将，“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议论，宠幸莫比。”以至马援诸子要对马援说：“梁伯孙（梁松字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11]。及光武崩，梁松“受遗诏辅政”，地位更是盛极一时。
　　新臣异军突起，不免引起旧臣反感。《马援传》：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所率4万汉军在壶头遭五溪阻击，士卒多疫死。其时，马援裨将耿舒与其兄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得此书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驿责问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马援一向以晚辈看待梁松，故其死后仍为梁松所陷，此是新臣间门户、长幼之争，与本题无关。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而两条路线本来各有利弊，光武也难于决断[12]，未必就是马援用兵的失误。
　　不过，耿氏兄弟俱为旧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将、建武元功。《后汉书·耿传》后论曰：“然自克拔全齐（指建武七年灭张步之役），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李贤注：言岂不思重立大功乎？）将时之度数，不足以相容乎？”范晔所谓“时之度数”，其意不明，我怀疑暗指光武一朝抑制旧臣的趋势。尽管从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要他确“思重立大功”，便不会面对新臣如马援辈军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却数年“无复尺寸功”的窘境无动于衷。“伏波类西域贾胡”，是相当鄙夷的语气，流露出耿舒对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见。耿参与对马援发难，耿氏兄弟，可能还有其他旧臣，在此问题上显示了一致的立场，他们实际上将矛头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针。

　　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13]？我认为，光武此举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
　　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其冲击。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14]，彼此呼应，往往难于动摇。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后汉书·窦融传》说他“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
双方是为各自的利益加快结合，如果仅强调君臣之际意气相投的一面，就会背离问题的本质。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曰：“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面对外戚干政严设防范。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
　　“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酝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后汉书》卷三二《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我想，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东观史臣议论东汉外戚问题，拘泥于“后族阴、郭之家”，而对窦融、梁松之辈避而不谈，甚至忽略了光武曾准备以阴兴代吴汉为大司马的重要事实。纵观东汉时代的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

三、文官与武官的进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是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可知此外所谓“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人。这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的场合，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确实普遍具备儒学的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光禄勋伏黯、刘昆、席广、大鸿胪洼丹、大司农高诩、少府丁恭、司隶校尉鲍永诸人，西汉之际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
　　然而光武一朝功臣也颇具儒者气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东汉功臣多近儒”一条，引述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况、耿、祭遵、李忠、朱祜、郭凉、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十余位功臣事迹，证实“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这是史家所熟知的。据此可知，建武时期在朝的“文吏”与下野的“功臣”，学术素养本来是相近的，虽说后者一般不如前者在经学方面那样久负盛名。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称：光武选用“文吏”时，对于“名儒旧臣”尤为青睐。也就是说，光武不但关心候选者在学界的声望，而且注重其参政的经历。本节上面提到的卓茂、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杜林、鲍永，及未提到的大司空宋弘、张纯、光禄勋张湛、尚书令郭、申屠刚，于西汉末和新莽时或拜九卿，或任郡太守、县令长，或应辟为郡县掾史，均已得到了“旧臣”的资格。
　我们再来看看建武功臣在同一时期的仕履，《后汉书》等史籍记载：邳彤为和成卒正（王莽分巨鹿为和成，卒正职如太守），耿况为朔调连率（莽改上谷为朔调，太守为连率），马援为新成大尹（莽改汉中为新成，太守为大尹），李忠为新博属长（莽改信都为新博，都尉为属长），岑彭守棘阳长，景丹为固德相，迁朔调连率副贰，寇恂、盖延、陈俊、坚镡、冯异、王梁为郡吏，贾复、马成为县吏，耿纯为纳言士（莽以尚书为纳言，下置士）。可信他们又与卓茂、伏湛之辈，有着类似的行政能力和经验。

　　综合上述，建武十三年以后，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主要表现为退武官而进文官。到建武末大司马更名太尉，并改由文吏担任[24]，光武已将建国时以功臣为核心的武官体制，改造为以文吏为核心的文官体制。以此为标志，东汉实现了武功到文治的历史转折。而光武所确立的一套官制，又为他的后继者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
　　这里附带要说明：东汉“事归台阁”，亦由光武开其先河[25]。据《后汉书》伏湛、侯霸、冯勤等传记载，建武一朝得到光武重用的文吏，多有“干任内职”的经历。如伏湛诸人或任尚书，或为令仆，最终皆登宰相之位。东汉早期尚书制度发展的主要背景，在于光武“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实质则是专制皇权的逐步强化。
　　新莽、东汉易代纷争，主要战场在洛阳、长安一带。光武以偏师徇河北，平王郎、铜马，收渔人利而得天下。光武统治集团主要是河北用兵时形成的，功臣们建国后仍随光武四出征伐，他们普遍维持与光武的传统亲密关系，光武也易于掌握他们。唯其如此，光武在建武年间得以从容协调其内部关系，而无须采用强力手段处理权力分配的矛盾。光武与功臣间的剧烈冲突，并不多见。但是，功臣地位的强大，权力的膨胀，终归有碍于皇权的扩展，光武又不能无视此点，于是就出现后世史家所概括的“退功臣而进文吏”。这不止是光武的用人策略，而且是他重建皇权政治格局的必要措施。

　本文的论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光武建国之初，北方功臣的势力鼎盛一时，因此光武往往要扶持南方功臣，以造成对北方功臣的制衡。
　　2.陇右平定，一批新的功臣涌入中央，光武笼络、提拔新人，意在削弱旧臣（包括南方功臣和北方功臣）在政治、军事方面的优势地位。
　　3.建武时期文官与武官分途，实际上又是文吏与功臣分流。光武建立两套并行的官僚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功臣主宰政权、左右政局的形势。
　　4.在文武分途的前提下，光武进而改革将军制度，以配合人事调整。功臣在全国统一后陆续脱离武官序列，又丧失了领兵权。
　　光武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的隐患，这是他比历代帝王高明之处。建武功臣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光荣退出政治舞台。杜笃谓“功成即退，挹而损诸”，又可以说是功臣们共同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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