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以往发生的“左”的错误从反面证明:在和平年代,要强调法治、淡化专政。其实,以往的错误不在于使用了专政手段,而在于错误地使用了专政手段。错误之一,是把本来可以运用纪律以至思想教育解决的问题武断地使用了“暴力手段”,而这种手段只有在非常态环境,比如战争或政权由于受到严重威胁而岌岌可危的时候,才可以使用,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错误之二,是用专政手段“专”了不少好同志的“政”。比如河北有一位老同志,叫郑熙亭。上世纪50年代,他是沧州地区行署专员,因为性情耿直,喜欢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世纪80年代,他以研究王安石和苏轼的学术成就被高扬同志发现,出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兼省文化厅厅长)。这位老同志虽经磨难,但是脾气不改、党性依旧。比如,他曾多次拒绝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女们索要“赞助”的要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告诉我,正当他写作《苏轼传》的时候,办公室的同志拿着一个批文,请他签字,说某某领导已经批了,给某某多少赞助。郑熙亭头也不抬,一边写一边说道:“去,去,去!什么高干子弟,都搞这套,一分也没有!”如今,这位老同志已80多岁高龄,但对党的事业依然热情如火,一直忙于组织、撰写文章,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您说,这样的人能是右派吗?
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和其他方面的上层建筑建设,切实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而不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