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光武帝刘秀“度田”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但事实上，光武帝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关 键 词】东汉；光武帝；度田；户口
　　【作者简介】袁延胜，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南郑州450052）。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10．8．23—33

东汉初年的光武帝刘秀“度田”，是东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范文澜先生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光武帝“度田”是一次失败的行动，因豪强势力的反对而不了了之，从此，东汉政府不再检查垦田和户口的实数。【1】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度田”没有失败，而是成功了。【2】但近年来出版的人口史著作仍认为，由于光武帝“度田”失败，导致东汉户口严重失实。【3】可见，光武帝刘秀“度田”是否取得成功，就成为我们判断东汉户口统计数据是否真实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对光武帝“度田”事件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本文以简牍和文献资料为基础，从光武帝“度田”过程、光武帝身后“度田”政策的执行情况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光武帝“度田”的成败及相关问题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张伋等郡守被处死使地主豪右失去了保护伞，不能像以往那样继续隐瞒户口和田地，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于是便发动叛乱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郡国大姓及兵长，就是地主豪强和旧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面对来势凶猛的叛乱，光武帝一方面“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来分化瓦解叛乱者；另一方面，对地方长吏的“逗留回避故纵”等罪，给予赦免，调动他们平乱的积极性。事后，“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使这些大姓、兵长不能再在当地为非作歹，起兵兴乱。这也是对叛乱的地主豪强的沉重打击。【9】
　　各地的叛乱被子息后，“度田”得到严格执行。《后汉书·五行志六》载：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廪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
　　这条史料表面上说的是五行灾异，但却向我们透露出了光武帝“度田”的直接结果。【10】因为从范围上看，“新坐租”发生在“诸郡”，说明范围是相当大的；从时间上看，建武十七年（41年）二月的“新坐租”很可能是建武十六年“度田”的结果。曹金华先生认为，“诸郡新坐租”就是原先隐瞒了户口田亩的豪右，被迫补交了少缴的租税。【11】也就是说，“度田”是以重新检核的户口田亩为基础，地主豪右如实缴纳租赋的形式结束的。

东汉户口调查统计的执行，还可以从长吏考课制度上得到证实。《后汉书·李忠传》载，建武六年（30年）李忠迁丹阳太守，“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从中可以看出，考课的内容包括垦田的多少和人口的增减。而人口增加与否，必然是以户口调查统计为基础的。
　　又，《后汉书·孝明八王》载，建初四年（79年），章帝以户口数量相同来分封诸王，“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人岁各八千万”。《后汉书·班超传》载，永元七年（95年），“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其以汉中郡南郑之西乡户千封超为定远侯。”这些实例都说明东汉政府是掌握着县乡的户口数额的。
　　2004年，在长沙东牌楼7号古井（J7）出土了一批东汉灵帝时期的简牍，里面有几件户口簿籍文书，弥为珍贵。其中第1件的木牍释文为：
　　凡口五事/
　　中算（算）三事訾五十/
　　甲卒一人/
　　该木牍的格式与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简“结句简”的格式完全相同，应属于东汉户籍简。【17】由此可知，东汉的户口调查在灵帝时期还在进行。
　　另外，《后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引伏无忌的记中，记载有光武帝到质帝时期全国的11组户口数【18】，以及和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5个不同时期的全国垦田数。而且，伏无忌所记和帝、安帝等时期的垦田数，数字精确到多少亩、多少步，说明当时的田亩统计是很严格的。这也说明“度田”政策是一直在执行的。

在光武帝的管束下，宗族外戚势力得到抑制。《后汉书·朱浮传》载朱浮上疏光武帝：
　　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斯固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也。
　　正是光武帝及其后继者整饬吏治、打击豪强，使东汉初年出现了政治清明、户口增长的良好局面。《汉书·刑法志》言：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咸、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19】
　　《太平御览》卷九《皇王部》注引华峤《后汉书》：
　　世祖既以吏事自婴，[明]帝尤任文法，总揽威柄，权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乐业．业，户口衣食滋植，断狱号居前世之十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20】
　　又，《后汉书·明帝纪》载：“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后汉书·和帝纪》载：“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所谓“民安其业”，说明土地兼并不严重、地主豪强的势力不大；而“户口滋殖”、“齐民岁增”，既说明户口增长快，又反映出产口统计制度一直在执行。
　　综上所述，东汉前期的“抑强”政策在光武帝、汉明帝时一直被贯彻执行，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从“抑强”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光武帝“度团”是成功的，根本不存在光武帝与地主豪强妥协的问题。

东汉时户籍的普遍称谓为“户籍”、“户版”。《周礼·天官·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郑众注曰：“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东汉）乡户籍谓之产版。”《周礼·秋官·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郑玄注：“版，今户籍也。”
　　秦汉时期的户籍格式，目前出土的简牍给予了揭示。如里耶秦简⑨2064简：
　　东成户人士五夫/
　　妻大女子沙/
　　子小女子泽若/
　　子小女子伤/【26】
　　2004：年出土的长沙东牌楼东汉简79简：
　　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其[年]卅九算卒笃 夅 子 公乘石……
　　曹其……卅七算卒笃夅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80简：
　　区益子公乘朱年卌□算卒九十复【27】
　　从以上户籍格式看，秦汉时期的户籍包括籍贯、爵位、户主名字、年龄、家庭成员情况、身体状况等。
　　东汉时期，有一套完善的系统来负责户口的调查和管理。在中央，管理户口的是民曹尚书郎。卫宏《汉官旧仪》载尚书郎四人，“民曹一郎主天下户口垦田功作”【28】。《晋书·职官志》载：“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一人主户口垦田。”【29】
　　在郡、县，负责户口调查和管理的官吏是户曹。《后汉书·百官志一》载：“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户曹下面负责户口管理的有户曹掾。户曹史、户令史等官员。《后汉书·乐恢传》注引《东观记》曰：“京兆尹张恂召恢，署户曹史。”《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孟尝：“仕郡为户曹史。”《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李郃：“太守奇其隐德，召署户曹史。”《隶释》卷五《张纳碑阴》载巴郡太守张纳的属吏中有户曹史3人、户令史1人。【30】另外，王国也有户曹掾、户曹史等。《史晨后碑》载灵帝时，鲁国有户曹掾东门荣；《祀三公山碑》载常山国的户曹史纪受、翟福2人；《嵩山少室石阙铭》载有户曹史夏效、张诗2人。【31】
　　对于乡、里基层组织，管理户口的是乡有秩、乡啬夫、里魁等。【32】《后汉书·百官志五》载：“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乡有秩、乡啬夫掌管一乡的行政，负有管理户口的职责。对于里魁，《后汉书·百官志五》载：“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刘昭注引《风俗通》曰：“里者，止也。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同事旧欣，通其所也。”里魁是社会最基层的管理者，不管一里百家或者五十家，里魁都是该里人口的管理者。

五、东汉的“上计”制度
　　上计是秦汉时期的一项重要制度。上计的内容，《后汉书·百官志五》刘昭补注引胡广曰：
　　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
　　胡广所说只是就上计的主要内容而言。其实，上计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尹湾汉简《集簿》的公布，使我们对汉代上计的内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33】但不管如何，户口、垦田的情况则是上计中最基本的内容，而户口尤其受到重视。《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十四年（38年）：“越巂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李贤注曰：
　　计谓人庶名籍，若今计帐．
　　李贤认为任贵上计的集簿是“人庶名籍”，不免有些绝对，但却反映出户口在上计中的重要地位。
　　东汉上计分为县、道上计于郡国和郡国上计于中央两级，时间在秋冬，即“八月案比”之后。《后汉书·百官志五》载县、邑、道：
　　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
　　《后汉书·百官志五》又载郡、国：
　　凡郡国皆掌治民……岁尽遣吏上计。
　　刘昭补注引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也就是说，秦代上计的时间在九月，也就是岁末。东汉以正月为岁首，为什么仍是“计断九月”，沈家本解释说：“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朝会在十月，计吏自不得不以九月为断。自太初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计文书仍断于九月者，计吏岁尽即诣京师，不及候至十二月。郡国之远者若必断于岁尽，即不及赴正月旦之朝会，故断于九月。”【34】

六、余论
　　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是东汉的一项重要制度，从本文第四、第五部分看，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就是在天下大乱，献帝西迁时，一些地方官员还克服种种困难，历尽艰辛，向朝廷上计。如《后汉书．陆康传》载陆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后汉书·独行列传》载刘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上计朝廷，足见这一制度影响之深。名儒郑玄在东汉末年也做过上计掾【39】，对东汉的上计制度应很熟悉。而郑玄在给《周礼》作注时，多次提到当时的八月案比、乡户籍、上计等事，都是从肯定的角度予以注释的。又《周礼·春官·典路》：“大宾客亦如之。”郑玄注曰：“汉朝《上计律》，陈属车于庭。”既然有《上计律》，则上计之事应是有严格制度规定的。
　　现代学者多认为汉代的户口调查与统计是严密的。如韩连琪先生认为：“汉代的户籍制度，就是沿袭了秦的制度，而更加严密。”钱剑夫先生说：“由于汉代户籍的严密，所以在横的方面，全国郡县都有户口统计；纵的方面，每一朝也有户口统计”。“近世学者每谓我国古代的户口统计极不精确，那是以现代眼光和科学方法统计户口来比较，实在是苛责前人了”。张桂萍先生说：“终汉之世，上计制度一直延续下来。”【40】
　　但也有学者对汉代户口统计的真实性做了区别对待，即认为西汉户口统计可信，东汉不可信。【41】否定东汉户口统计真实性的依据，主要是建立在光武帝“度田”失败的结论基础上；而“度田”失败的根据，主要是建立在光武帝出身豪强、东汉政权是豪强地主利益代表的前提上。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再说东汉政权的性质，论者谓东汉是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政权，即“豪族政权”，根据是光武帝外祖父以及开国功臣的家庭出身。【46】不错，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是湖阳的富豪；光武帝的文武功臣，不少出身于官吏和富裕之家。但我们必须对这些情况进行具体分析：1．史料所反映问题的时代性；2．东汉功臣出身的详细情况；3．光武帝及功臣的出身与政权性质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
　　关于第一点，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有田三百余顷，不少著作在论及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和大地主田庄时，多以樊氏为例【47】，似乎樊重就是东汉豪强势力强大的一个象征。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樊重生于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以前【48】，如果以樊重之富为例，反映出的应是西汉后期和新莽时期豪强地主与田庄的情况，而非东汉时期。
　　关于第二点，杨联升先生认为，光武帝的功臣“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这个结论也是值得商榷的。以云台二十八将为例，他们确实大部分出身官吏或富裕之家，但也有一些出自平民之家。如邓禹、吴汉、朱佑、马武。【49】刘隆虽是宗室出身，但其父被王莽诛杀，家道中落，也应为平民。杜茂的出身没有记载，似也为平民。除此6人外，余下22人，尽管出身官吏或富裕之家，但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出身县乡小吏，如贾复“为县掾”，臧宫“少为县亭长、游徼”，任光“初为乡啬夫，郡县吏”，王霸“少为狱吏”，马成“少为县吏”，傅俊为“县亭长”，坚谭“为郡县吏”【50】；有的为郡吏，如冯异、岑彭、盖延、陈俊、王梁等【51】；有的为新莽和更始帝时期的郡太守、县令，如景丹、万修；有的父亲为二千石高官，如耿弁、铫期、李忠、邳彤、耿纯；有的则为大族，如寇恂、刘植；有的家境富裕，如祭遵。出身郡县吏的12位功臣，父祖均无显赫的官职，也未见宗族强大及家境富裕的记载，似不宜定为“豪族”。余下的10人，若按杨联升先生所给“豪族”的界定【52】，也只有寇恂、刘植、耿纯数人可以列入“豪族”之列【53】。即使把出身高官、家境富裕的这10人全部认定为豪族，也只占28人的三分之一强，并不能得出光武帝的功臣“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的结论。【54】
　　关于第三点，笔者认为，把光武帝及东汉功臣的出身与政权性质联系在一起，认为东汉政权为“豪族政权”是没有依据的。这是过去片面强调阶级观点，在史学研究中把阶级分析方法公式化、教条化的结果。黄留珠先生说：“这种阶级出身决定论的观点，在关于刘秀的研究上影响极大，贻害极深。似乎刘秀的宗室出身．就天然决定了他必然是豪族大地主，他的一举一动也必然是反动的，如是，刘秀的功也成了过，而他的过则更被无限扩大。”【55】此论甚是。

【11】曹金华：《试论刘秀“度田”》和《刘秀“度田”史实考论》。
【12】黄留珠先生认为，对于这条史料的理解“是否切合《五行志》中‘坐租’的本意，似乎并无证据，显然值得商榷。”（黄留珠：《刘秀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13】简文见：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汉滩坡东汉墓》，《文物》1993年第lo期；李均明、刘军：《武威汉滩坡出土汉简考述》，《文物》1993年第lo期．
【14】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168页。以下引用仅标简号。
【15】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汉滩坡东汉墓》。
【16】《二年律令·户律》：“民皆自占年。小未能自占。而毋父母、同产为占者，吏以口比定其年。自占、占子、同产年，不以实三岁以上，皆耐。”《奏谳书》：“令曰：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令到县道官，盈卅日，不自占书名数，皆耐为隶臣妾，锢，勿令以爵、赏免。舍匿者与同罪”；《二年律令·户律》：“田宅当入县官而诈代其户者，令赎城旦，没人田宅．”分见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77、218—219、176页。
【17】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选释》，《文物》2005年第12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8】这些户口记载是基本可信的．见拙文：《东汉户口总数之谜试析》，《南都学坛》2003年第2期。
【19】《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10页。
【20】《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436页。

【21】《周礼注疏》卷十一《小司徒》，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711页。
【2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第178、179页。
【23】《三国志·薛综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1页。
【24】【25】李均明：《关于八月案比》，载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页。
【26】简文出自：张春龙：《里耶秦简所见的户籍和人口管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27】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编：《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又见：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研读班：《（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释文校订稿》载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200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28】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宫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3页．
【29】《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1页。
【30】洪适：《隶释·隶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3页。

【51】分见《后汉书》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二各本传。
【52】杨联升先生谓：“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或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即：豪族既是个大家族、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又要有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见杨联升：《东汉的豪族》。
【53】《后汉书·寇恂传》载寇恂“世为著姓”。寇恂追随光武时，所将“皆宗族昆弟也”。《后汉书·刘植传》：“刘植字伯先，钜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后汉书·耿纯传》载耿纯为“钜鹿大姓”，“与从昆弟祈、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奉迎光武。
【54】白寿彝等学者认为：“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上海人民出版社l995年版，第392页。
【55】黄留珠：《刘秀传》，第399页。
【56】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奉），河南大学出版社l999年版，第386—387页。
【57】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58】黄留珠：《刘秀传》，第400—401页。
【59】马植杰：《刘秀论》，《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60】见拙文：《论东汉的户籍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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