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商鞅的评论有失公正。 

    商鞅者，法之大家也。 
    司马迁，史学之第一人也。 
    《史记》一直是我最推崇的史学绝作，然而惟独对于《商君列传》，司马迁对于商君的评价却令我颇有异议。 
    太史公言：“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 
    看各类史书的记载，商鞅变法中的一大重要举措就是严刑峻法。一人犯罪，百家诛连；天子犯法，罪同受。 
    商君，实乃刻薄人也。 
    司马迁指责商君的三大罪状：言辞浮夸，不是本性；靠太监推荐得势；滥用刑法，手段欺诈。 
    我却不以为然。 
    言辞浮夸，乃是商君试秦孝公的真意也。 
    商鞅初次以帝道说秦王，秦王听得打瞌睡。那时候只有五个人可以用上“帝”这个字。 
    何为帝道？五帝之仁德教化致于天子之位也。由此见秦王不信他这一套。 
    再次以王道说秦王，孝公以为善却不用。此其意也不在王道。 
    再次以霸道说秦王，秦王和他语数日不厌。由此见秦王的真意其实在称霸。 
    秦王以为帝王之道久远，他不能等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秦王志在强国，使己身显霸，如秦穆公般流芳后世而已。 
    商鞅，实善窥君王意者。 
    司马迁以为商君靠太监引见，不光彩。我们后人却不能这样认为了。 
    郑和不是太监吗？司马迁自己难道不是吗？此等人皆名垂青史，何处不光彩？ 
    且为国举贤，匹夫有责，何以独耻于阉人？ 
    “卫人商鞅，以一番变法图强的宏论打动秦孝公，官拜左庶长，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 
    面对上上下下或怀疑，或观望，或反对的目光，商鞅为法树威，出手不凡。 
    南门徙木，赏赐及于奴隶，一举而取信于民；杀甘龙，责太子，法令如山，一杀而慑满朝权贵。 
    法行数年，国家大治，民风大变，人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秦国的羽翼丰满了。 
    而商鞅也因触犯权贵，结怨于太子，而给自己的未来埋下了危机。” 
    太监景监曾说：“商君乃无私之人。无私，于国则功无量，于己则害无穷。” 
    何也？ 
    “不容人者不容于人”。 
    商鞅不容满朝权贵，又安能容于满朝权贵？ 
    司马迁以为商鞅用刑太重，寡恩少义。数年间，因为商鞅之法而变成残废残疾之人几乎及一国之半。 
    然而，我有话要说。比起白起长平之战，一举活埋四十万俘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春秋战国无义战。那个时代，仁德这一词的分量，重于神灵；三皇五帝的仁政教化被推崇到了极至。而事实，那个时代，人的命，贱于草芥。 
    这是大时代的后幕。 
    司马迁，儒学之人也。 
    儒圣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儒家言论，以德治国。 
    而我以为，以德治国，莫若以法治国。 
    德，修养也。法，底线也。德，圣人也。法，平民也。 
    从古至今，圣人有几人屿？ 
    孔子游说列国，终身不馁，此可谓圣人也。然天下尊之，而莫一国用之，何也？ 
    乱世纷争，尧舜之德道已经不适于当世。历史已经由人治，德治渐渐向法治过渡了。 
    朱元璋死时曾对他的孙子说：“吾治乱世，法不得不严；汝治平世，法当从缓。” 
    大明朝定下的严刑峻法，难道不比商鞅的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吗？世乱则民必乱，非严刑峻法不可定。 
    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讲道于秦始皇时，也特别的言明，臣民是靠不住的，妻儿是靠不住的。臣民，就算君王给他一百个好处，而只要给他一个损处，他仍然会怨恨你。妻儿都指望君王快点死，他们当了太后和新君，便不再担心了。 
    只有法，而且要峻法，才是乱世真正的可靠。 
    只有法律，才是真的有利于君，也有利于民。 
    时代不同了，今日的我们，又怎能想象人命轻于草芥的世道？怎能想想战火硝烟中的列国角逐？ 
    然而，所幸，事实胜于雄辩，历史说明一切。 
    如管仲，乐毅者，百世推崇，然观其利及国家后世，管仲不过使齐国富强不足百年，乐毅不过数年而已。 
    如商鞅者，历代贬低，司马迁不推，司马光斥之，然其利，及秦国百世乃至后世千年。 
    商君，刻薄寡恩人也。然而，我所敬畏，仰望的正是这样的商鞅。 
    商鞅，实法家之第一人也！ 


《战国策》评商鞅变法： 

 　　“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 ，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民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