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阻止日本人“购岛，抗议谴责愤怒何用？

所谓的“历史”和“法理”，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个屁，拿这来和日本人谈判，岂不笑话。

对耍无赖的日本人，只有一个字“打”。

假如真要打，那么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一代掌门在决策三线建设时，他的目光是非常长远的。在大西南率先布下军工业的格局，为国家“战略相持能力”做长远的准备。那时的决策经得住长时间的考验。
上一次八年抗战虽胜，但因那时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导致没有独立的国防工业，尚有使用大刀作战的时候，胜利后国内付出了约1500万军民死亡的代价，而对手就军士阵亡数而言尚未超过50万人。
但你要搞三线建设，这些建设又大都不能用来改善生活，这引得某些老同志一回忆起来就觉得没有吃好、没有穿好，对此我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现在或许能接受的人会多一点。


一代掌门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坚持重工业和军工业优先发展，因此高积累低消费，这让他从此被人们定格为不M主、“读裁者”，总之坏事都是他干的。
人们不愿意相信在一代掌门时代还有为国家长远考虑建立独立工业的一面，他们更愿意相信那个时代特别黑暗、不堪回首，他们特别愿意相信那个时代真的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

说个笑话【得知刘备借了荆州无意归还之后，孙权怒上眉头，对着鲁肃拍桌子大骂：“刘备那个婊子！竟然玩这些小人把戏！弄得我们吴国被天下人耻笑！子敬，有什么妙计可以告知天下人这荆州还在我孙权手里否？”鲁肃听罢，微微一笑，只吐出四个大字：“天气预报”。】

从历史来看
学者保罗·巴兰在比较了印度和正跟我们那个岛国在殖民化时期的差别待遇之后指出：因为该岛国地狭民贫，没有多少可供列强榨取的经济资源，也不能提供产品销售市场，所以，列强也就相应降低其愿意承担的“侵略成本”，这是该岛国能轻易挣脱殖民化链条的一个关键；而印度则由于其富足而受到英国系统而长期的掠夺。


而中国在1820年GDP数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可攫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就更为可观，所以列强“经营中国”的意愿不单有而且还很强烈，入侵的投入及热情就分外高涨，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以及后来的那个岛国的入侵战争其动力所在。

中国可被攫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很大，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这是把握侵略行为的另一个关键，鲁迅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准确地揭示出来了中国近代史的困境：“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既然有了侵略和攫取，就必然地引导矛盾对抗的另一方出场，一方的攫取得越多，对生命财产的损害越大，就必然带来反抗意愿的上升。由于受到最野蛮的长期侵略，近代史上中国所损失的生命和财富数量极其巨大，因此，愿意对入侵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增长起来。既然对侵略者不持有任何“道义幻想”、不指望其自动改过，显然，制止侵略的关键就完全依托于反侵略力量的集结和使用，这只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够强大，最终使得入侵者政策得不偿失——侵略成本大于侵略收益的时候，侵略政策才会终止。

一代掌门1965年对斯诺说：“中国这个地方，美军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军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为了让美军来了没有很大的搞头，战争准备的设想还必须贯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中间去，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间，一代掌门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这种思路其实就是现代国际关系中间的“威慑”思路。

对于一个长期受到侵略战争威胁的国度而言，达成短期安全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这对于侵略者而言，则意味着要让其在战争和冲突现实中间领略到：付出侵略中国的成本远高于可预期的收益。用规范的国防经济学语言表述就是：“为了震慑对手，报复的有效性和将要诉诸武力的可信度这二者都是必需的。”

在当年志愿军入朝前，周总理曾经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两次警告但未能生效。这两次威慑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周总理传达出来的威慑，在美国决策人眼里并不“可信”，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威胁”付诸实施，这个成本当然就很高了。

在某种意义上看，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竞争意志是不可能欺骗对手的，一个国家愿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数字，就是基辛格所说的“使用实力的意志”，这可以视为竞争意志强弱的合理标示。
在三年抗美援朝中，中国付出了伤亡36万余人、开支战费62亿元、消耗物资560万吨的代价。而美方则付出了伤亡约14万人次。若连同其他国家和南朝鲜军队就更多了、830余亿美元战费开支和7300万吨物资消耗的巨大代价，最终却不得不罢手求和。


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联合国在朝鲜被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强大的帝国军事力量的检验之后才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在一代掌门看来，如果没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没有对于侵略者的有效打击，就不可能终止侵略者的侵略意愿，所以他从不回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说从不幻想“搭便车”以把安全成本转嫁给别国。依据过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历史，中国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为此，一代掌门在国家安全支付的“成本上限”定的很高，这就使得中国无需仰赖外国的“善意”而确立起独立自主的安全战略，无论这个外国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是一样。